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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明 解丽霞: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现实困境与中国化超越路径

更新时间:2020-11-28 22:09:28
作者: 徐伟明   解丽霞  
这种政治能力不平等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协商民主的互动与对话中,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插不上话”或不能成功地转换话题。协商民主中的“政治贫困”等同于能力失灵,即公民因为没有能力有效地影响协商过程,使政治贫困者处于被排斥的尴尬境地。而知识精英在协商过程中对决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政治贫困者,这就使协商结果不可避免地转向知识精英的利益偏好,可以说,这种协商民主实质上就是知识精英的民主。因此,仅当协商民主过程中能保证绝大多数公民的协商利益时,他们才能避免这些不利的状态,否则,任何达成的共识都可被视为是强制性的。

   “包容妥协”的齐一性政治诉求是协商民主理论的主体规定,这与“尊重差异”的多元性现实存有张力。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强调所有主体都应有接纳甚至融合对方观点的心态,而不去考虑参与者的背景、权力和地位,这是对“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性”的基本承诺。然而,这种“包容妥协”的齐一性政治诉求是一种过于理论化的主体规定,而多元性的文化立场却是客观现实。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者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反思协商民主理论的正当性,强调多样性文化型构不同主体的理性碰撞,促进理性在协商民主中的运用,从而保证协商结果的理性化目标,然而其前提是参与主体具有处理深层次理性冲突的能力。其实,协商主体的包容心态与多元化的文化立场并不矛盾,多元文化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协商主体能够在接纳不同观点的协商过程中达成利益共识。然而,当理论设计一旦进入实践过程,协商主体的价值观念、文化程度、利益诉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利益共识的达成变得愈加艰难。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政治体制所推行的价值观和社会政策具有阶级倾向性,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协商本质上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表面上是主体间的观点论争,本质上是利益与价值观的相互对峙。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阶级的价值观几乎是不可通约的,使得协商主体无法认可相同的道德价值。虽然包容妥协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冲突或矛盾,然而这种作用并不明显,同时还会衍生其他的社会问题。一方面,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新的文化多样性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深刻而复杂的冲突与分歧,使得团体之间很难在同一个理性思维的框架中去思考和探讨问题。尽管多样化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协商构成协商民主的政治结构,但这种协商界面的本质却是同种文化团体之间的协商。另一方面,协商主体的包容妥协是通过利益的交换和平衡来实现的,这也意味着主体的信仰“妥协”或诚实的丧失。事实上,大多数协商民主论者都会把协商对话放置于某种特殊的文化语境中,这必然导致对参与者的“切割”,使一部分参与者被排除在协商之外。结果是对文化权利的差异性的否定,导致一种强制性的整合——“将所有团体以相同的方式纳入进来将破坏每个团体文化社会化的条件”[7](p69)。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协商主体包容妥协的理论预设往往在解决差异性文化现实问题上显得苍白无力,这种“无力感”表明协商民主理论无法应对多元文化挑战而陷入持续性困境,并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更加凸显。

   协商主体的实践德行是一种客观存在,预设素养则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者的理论建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现实困境并不是理论预设缺陷所致,而是对理论规范性与现实可行性关系发生“误判”。如何把协商民主从理论设计真正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在规范和事实之间实现平衡,完成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超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中国特色路径。

   三、超越路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运行逻辑

   协商民主既是一种现代民主理论,更是一种民主政治实践。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主体预设因现实境遇而陷入困境,说明其理论预设只能论证理论在逻辑上的合理性,而无法保证理论在现实中的可行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以民主协商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形式。这种民主形式在理论创新和民主探索经验基础上建构起自身的运行逻辑。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公共利益的价值指向。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导向。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8](p21)。这表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始终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既要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凝聚民心,又要解决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增进人民福祉。社会是由不同个体相互联系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是相互依存的,要实现社会有效运行就必须处理好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社会公共利益是公共理性的价值原则,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是个体理性的目标。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9](p84)那些宣称代表“公共利益”的阶级共同体,本质上是代表局部利益的团体或政党。以人民为中心本质上是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出发,那么如何确保“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协商过程始终,这就需要回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中去思考。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确立公共利益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中国共产党把服务公共利益作为自身的政党理性,其政策没有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9](p283)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9](p285)。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逻辑是基于公共理性的,它以关注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为目的,因而超越了个体理性。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主导协商过程中充分尊重多数、照顾少数,以公共利益支配个体行为,这是中国政治实践的独特优势。这种主导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协商过程中公共议题的确认、协商规则的制定和协商结果的输出等方面。无论是政党间的政治协商还是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协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于协商民主推行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本质上是实现在公共理性的引导下将不同意见主体引入协商程序,既让各主体利益充分表达,又使参与主体在利益表达和讨论中受规范的引导趋向公共利益。中国共产党正是运用这种“规范作用”对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进行调试,坚持个体理性的生成与公共理性的塑造相统一,将各种不同利益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同时又促使不同利益所有者能够在相互理解基础上达成利益共识,从而在政治实践中最终实现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和解”。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制度化安排与程序化设计相结合,构建平等参与的基本路径。尽管资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上承认全体公民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然而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之上,以资本来规制公民的权利。在这种资本民主的逻辑中,公民的权利仅表现为投票选举,而一旦投票结束,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基本被边缘化。这就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被排斥在协商民主之外,而民主最终结果也只不过是少数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同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对话合作,而且这种对话合作以平等理性作为协商机理,并在国家制度中得到确认。作为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已经初步形成“政治协商制度、社会协商制度和基层协商制度,这三大制度有效构成了政治精英、社会大众与专家和基层群众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体系”[10](p153)。这表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制度形式为所有协商主体提供平等机会,“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11](p76),从而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而平等的协商参与机会,使决策能体现每个人的“声音”。

   当然,仅有制度化的安排而无程序化的设计,这样的协商民主也是有缺陷的。因为“没有合理的程序选择,再好的民主制度也难以在实际运行中实现,更不用谈价值的实现问题”[12]。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11](p73)这表明我国不仅注重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也强调协商民主实施科学化的程序设计。在历史与现实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现已“逐步形成了从政党到国家、从国家到社会、从中央到基层的全方位的协商机制,协商的功能也突破了政治协商的界限,延展至公民权益维护、社会权益分配和公共产品供给等涉及人民生活的多方面内容”[13](p46)。可以说,协商民主实践已从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代表展开对话的协商机制扩展到随时随地就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同其相关主体进行协商。从层次上讲,有中央与地方的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政府协商、人大协商等协商实践,协商各方主要围绕国计民生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促进不同利益群体进入协商领域,从而确保公民政治机会均等。在基层政治生活领域也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协商实践,诸如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民情直通车、居民论坛和乡村论坛等协商制度形式,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仅在制度上保证了政治参与主体间能够平等对话,而且在程序上维护了协商主体对决策影响的有效性,真正实现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辩证融合”。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遵循求同存异原则,在“民主集中”中达成利益共识。协商民主立足于多元化的社会背景,要求协商过程必须考量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力图达成主体间的利益共识。如果协商民主在实践中难以达成利益共识,这种制度将因无法运转而丧失民主承载的意义。因此,共识是民主的内在需求。西方协商民主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社会对立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协商主体容易陷入无休止的分歧而导致“共识危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人民”在社会结构中分化成不同利益阶层,虽然这些利益阶层之间存在着具体利益差异,但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同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还吸收中国传统智慧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精髓,强化“合作型博弈”的协商机制。求同存异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与“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有着内在统一性。这种政治价值强调对不同利益诉求的政治包容,追求价值主体的和谐共存。当协商过程中出现利益分歧时,协商民主中的“人民”主体能够遵循求同存异理念,在尊重个体利益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对话,寻求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努力达成利益共识。

   求同存异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协商民主中的具体表现。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14](p1436)在协商过程中,既要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方式,也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式去达成共识,而应该创新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1](p74)。具体而言,求同存异原则要求协商各方必须站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表达利益诉求,最大限度融合多方利益,并诉诸灵活多样的解决方法,达成利益共识,这种共识形成表现在“民主集中”过程。“求同存异”既承认“差异”的存在,又强调“求同”的目的,能够有效地协调和兼顾协商主体间的利益,使矛盾消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既可以弥补在协商民主实际工作中难以达成共识的不足,又可以解决政策落实的问题,使协商民主更具真实性和有效性。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原点是对协商主体的先验性假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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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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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月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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