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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胜:全球化进程中20世纪早期亚洲改革的成因与后果

更新时间:2020-11-25 23:16:47
作者: 胡传胜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土耳其、伊朗和印度都发生了以近代西方政治制度为范式的改革,亚洲历史可以说出现了“孙中山时刻”。革命者和改革者孙中山、凯末尔、礼萨汗和甘地等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国父”式人物。亚洲发生的这些影响到此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可以视为亚洲国家对西方影响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亚洲几大文化单元独特历史过程的暂时中断。

   关键词 孙中山 凯末尔 甘地 礼萨汗

   本文系2019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建国70年中华民族复兴比较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一、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亚洲帝国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亚洲民族主义运动,或民族复兴政治与思想潮流中,孙中山的事业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整个世界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孙中山时刻”这个模糊的名词,来突显这个过程的整体性特征,这就是既学习或模仿西方的政治实践,又坚决主张西方力量从本民族的政治生活中永久退出。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M]. Itha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emil Aydin. 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 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M]. Itha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这个时刻或时代,大体以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开始,中间经历1923年的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1925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最后是1947年的印度独立。在世界历史中,这是一个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为标志的民族革命阶段,以区别于18世纪发生于西方的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阶段。除了印度以外,这个时代也是这些国家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立宪改革时代的继发时代。

   19世纪中期,我们习惯上称为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亚洲大陆从西向东,存在着四个处于衰落状态中的帝国。这就是横跨三大洲、在名义的领土面积上仍然只有俄国、清朝可以与之相比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3年);

   Erik J Zürcher. 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Atatürks Turkey[M].London and New York: I.B.Tauris & Co Ltd., 2010.與之接壤的波斯卡扎尔帝国(1779-1921年),这个帝国除了现代的波斯以外,也包括阿富汗和高加索的一部分;

   Andrew J Newman. Safavid Iran: Rebirth of a Persian Empire [M].2008; Ervand Abrahamia. A History of Modern Ira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阿富汗以南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大部的莫卧儿帝国(1526-1857年);

   Stephen Frederic Dale. The Muslim Empires of the Ottomans, Safavids, and Mughal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Muzaffar Alam. Crisis of Empire in Mughal North India[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Bhargava Meena, ed. Decline of the Mughal Empire [M].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以及我们现在幸运地继承其遗产的清帝国(1644-1911年)。历史学家称这些国家或文明单位为帝国,是与同时期的欧洲对比而言的。

   Jason Sharman. Empires of the Weak: The Real 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M].Princeton, New Jer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除了与奥斯曼帝国相邻的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以外,欧洲这个时期处于民族国家阶段,而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或特征,是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即在理想状态下,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领土或治理范围以一个民族为限。而民族的最基本的定义,便是语言—历史共同体,以及这个民族内部的人们可以相互识别的共同经历和有限的生理特征。“可以识别”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涉及到后来社会理论家所说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2006.语言—历史的共同体也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民族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起源;“共同的起源”,就是共有一个“神话”或历史起源。

   Steven Grosby.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in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M]. M Guibernau and J Hutchinso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97119.西方古代被称为民族划分标志的信仰和共同的崇拜仪式,则并不是划分现代民族的标准,因为欧洲呈爆炸状的那些民族国家,几乎都信仰基督教;在奥斯曼废墟中生出的、现在还在成长中的亚非民族国家,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土耳其等等,都信仰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中裂变出的欧洲巴尔干半岛诸国,则属于基督教信仰。当然,奥斯曼帝国裂变的第一波,正是将这个帝国内部的信仰基督教的民族独立出来,形成国家。事实上,这也是奥斯曼裂变的开始。

   Stanford J Shaw,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man Empire and Modern World, Vol. II, Reform, Revolution and Republic: 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 1808-1975[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称这四个文明—政治单元,包括清朝在内,为帝国,最表面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或政治单位中包含了不同的文化—语言—信仰—历史共同体。按我们一般的说法,它们是多民族国家。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M].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M].Allen LanePenguin, 2007; Peter F Bang, and Dariusz Kolodziejczyk, eds. Universal Empi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Imperial Culture and Representation in Eurasian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2012; Jason Sharman. Empires of the Weak: The Real 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M].Princeton, New Jer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这四个政治单元中,清朝中国属于儒家—道教文化,但也包含信仰佛教和伊斯蘭教的民族,即除了汉民族外,还包括蒙、满、回、藏诸民族。奥斯曼帝国除了最先分离出去的巴尔干地区属于基督教外,它的其他地区和波斯的卡扎尔王朝一样,基本上属于伊斯兰文化。莫卧尔帝国北部,即后来的巴基斯坦部分,属于伊斯兰教,南部则属于印度教文化。

   当代历史学家认为,通过民族自决(自治)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步;但是这种情况恰恰并不符合包括清朝中国在内的亚洲诸帝国的实际。相反,尽力保持原有的幅员或领土范围,保持多民族、多文化的特征,恰恰是这些地区政治与文化精英的挥之不去的理想。事实上,分裂为不同部分,既是它们衰弱的最明显的标志,也是它们衰落的重要原因:因为不是别的,正是尽力镇压各地的分离势力,包括19世纪中后期的清朝在内,使它们处于内战与内耗状态,从而加剧了它们的衰落;正是不同力量(既包括合法政府,也包括政府的反对力量,即在如何摆脱困境方面与政府有不同看法的那些人)都试图借助西方势力实现自己的自强方案,使得西方对它们的支配与控制加深了。这是这些古老帝国的悲剧。像欧洲那样裂变为众多的民族国家,是这些大的政治单元最无奈的选择;裂变以后各个国家间的冲突与矛盾,如印巴矛盾、土耳其与希腊矛盾,也是近半个多世纪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欧洲式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的确是给现代世界带来沉重灾难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继承了清朝版图、保持着多民族国家特征的我们,真是20-21世纪世界史的几乎唯一的例外与幸运;联想到1991年苏联解体(从历史的角度,苏联可以被称为欧洲的最后一个帝国)的事实,这种例外与幸运便更加强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这一辈登上历史舞台时,四个帝国共同的历史境遇便是,西方列强势力的持续与加剧的控制与支配,导致它们陷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甚至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奥斯曼帝国与欧洲接壤,所受冲击最大也最早。它的北部领土最重要的部分,黑海北岸特别是克里米亚,在19世纪50年代就成了俄国的领土;希腊在20年代中期就在西方的支持下独立;非洲部分先是脱离帝国控制,在19世纪末则分别被英国、法国、意大利占领或成为它们的保护国。因此奥斯曼帝国处于名副其实的分崩离析状态。波斯卡扎尔王朝北部的领土,也就是高加索地区,要么收入俄罗斯囊中,要么已经独立,其南部则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英俄已经从南北两部控制其大部,纵然是中间的一小部分,王室也只保持名义上的控制。这两个列强如果愿意,随时可以将其瓜分,甚至只是为了保持缓冲地带,这个王国还存在着。莫卧儿帝国自1858年起,已经划归英国直接统治,即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至于1910年代的清朝中国,除了19世纪中期俄国侵占东北和西北大片土地,日本霸占台湾等地以外,长江流域、山东、东北,也被划分为列强各自的势力范围。亡国的意识是典型的上个世纪末的中国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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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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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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