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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忠: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更新时间:2020-11-25 09:16:00
作者: 乔治忠  
这是第四种研讨方向,但至今尚未正式开展,亟须引起关注。对此,我们留待下文论述。

  

   三、史学史应是当今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

  

   区分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及学科属性,使深入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关系具备了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指导下,结合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研究而创立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当然也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原则,而其基础就应当是立足于对历史学长期发展状况的研究。换言之,史学理论的基础,乃是系统性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

   史学理论所要概括的对象是所有的史学发展状态,即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的总和。追溯源流,世界上不是所有地区、所有民族都会原发性产生历史学;原发性产生历史学,并且能够持续发展者,只有两支,即中国的传统史学,以及古希腊、古罗马发源的西方史学。“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8】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拥有最富饶的资源,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就也比其他国家更为深入,史学理论研究决不可对占有世界史学史半边天的中国史学史熟视无睹。

   在中国,系统的史学理论著述出现于史学史学科建立之前。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即为体系完整的史学理论专著。但《史通》之所以能够撰成,一是刘知幾投身于多次纂修书史的实际活动,二是因为他多年以来对历代史籍的研读和批评,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因而《史通》全书充满对于史籍批评的语句,甚至使后人往往将之误会为史学批评著作。这就是说,当时虽然没有正式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但刘知幾本人进行了相当于史学史研究的工作。清朝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同样是在进行纂修方志的实践以及研究和批评各种史籍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史学理论性的创见。时至近现代,史学遗产积累极其丰富,不能苛求每一位史学理论的研究者都全面地研究史学史,而中国史学史学科、外国史学史学科也已形成了可观的具体成果与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自然应当将史学史学科论列的可靠知识作为总结概括的素材和发论立言的基础,【19】使史学理论研究的论断不脱离历史学发展进程的实际状况。

   如前所述,西方自古代就缺乏明晰的、有所区别的历史与史学概念。属于史学理论性质的专著产生得极晚,但散篇论述不乏涌现。古罗马时期学者卢奇安(Loucianos约125—约192)的《论撰史》一文,即为相当精彩的史学理论论述。文章指出:“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至于美不美,那是无关宏旨的。”【20】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论述史家撰史必须遵循如实叙述的原则,反对和讥讽那些随意发挥、大肆夸张、失实的所谓史著。文章反复引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著名史家的事例。作者特别推重修昔底德,认为“修昔底德是我们崇高的典范”,【21】同时也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许许多多记述失实的史家。由此可见,作者对以往古希腊、古罗马的史学进行过精细的阅读和研究,其主张绝非无根之谈。

   但是,检视西方现代、后现代诸多的史学理论流派,他们或者从某种哲学观念推衍发挥,或是借助修辞学等手段创建特别术语以及新奇命题,缺乏确切的史事依据,充分展现了主观主义色彩。这些“史学理论家”绝大多数从未参与过历史研究,对于西方史学史也只是略知皮毛,对于中国史学史则全然不解,依赖于观念上的推演而构建理论。当然,从哲学上进行的推衍也可能提出一些值得参考的问题,但整体上势如虚风飘雾,没有根基。加之他们的哲学思想也不正确,故谬说充斥。例如: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历史学自古及今的发展已经将中西历史演化的大骨干、大框架、大事件基本清理明晰,遗留的难题仅占少数,而且是在进一步破解之中。但后现代史学流派却肆口否认历史学研究已然揭示了的历史真实性,一概用所谓主观“书写”、一时“文本”的概念予以抹杀。这种议论,违背了一般读史人的常识,罔顾史学史上的事实,十分武断。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也需要建立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不能仅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推衍,否则难以解决史学理论上的某些难题。例如,关于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不少著述直接套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之唯一标准”原理,但又说不明白,结果在“社会实践”之外,又补上一两个诸如“史料”、社会“活化石”等检验标准,这就突破了真理检验标准的“唯一”性,庞杂而自乱阵脚,不能回击西方史学流派所谓历史认识无可检验的诘难。从中国史学史揭示的史学发展过程考察,自古以来史家群体在史学活动中考订、研讨、论辩,将历史发展主线、社会构架、诸多大事等多所厘清并且反复做了检验。其中至今还查不清、有争议问题,仍在探索,随时有成功的结论呈现;即使有难以达成共识的回答,也无伤大体。

   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史学界共同进行的历史学学术实践,是检验历史认识的唯一标准。【22】

   以具体的实践来检验具体的认识,不照搬一般化哲理性“社会实践”的概念,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则。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还具有学术宗旨汇合而一的内在联系。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的一大研究任务,这使史学史研究提高到理论层次;史学理论的研究任务之一,也要求探索史学发展的规律。因此,探索史学发展规律,应当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过程,由此更加显示出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史学史是对历来史学发展的写实性、评议性总结,史学理论是对历来史学发展的高度抽象性的概括,在唯物辩证法的视野中具有天然的联系,史学史研究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二者又有学术宗旨的契合性。将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结合一起的探索,必将会打开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具有史学史探讨和史学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注释

   【1】杨鸿烈:《史学通论》第一章《绪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页。

   【2】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6页。

   【4】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25页。

   【5】杨鸿烈:《史学通论》第一章《绪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6页。

   【6】杨鸿烈:《史学通论》第一章《绪论》,第30页。

   【7】《南史》卷75《雷次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68页。

   【8】《晋书》卷35《裴秀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9页。

   【9】范祖禹《唐鉴》卷6《太宗四》,《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5页。

   【10】杨翼骧:《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11】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

   【12】参见史岩:《1987年(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6期。

   【13】袁吉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李杰:《对当前历史观念两个问题的分析》,《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卓立:《论历史事实的概念及其理论误区——关于重建客观史学理论基础的反思》,《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

   【15】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庞卓恒等:《唯物史观及其指引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6】刘泽华、乔治忠:《论历史研究的抽象性认识》,《红旗》杂志1988年第11期。

   【17】李杰:《对当前历史观念两个问题的分析》,《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23页。

   【1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19】这里所说的“史学史学科”的内容,应当按梁启超所云,包括“最近史学的趋势”。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史的做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20】卢奇安:《论撰史》,载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21】卢奇安:《论撰史》,载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204页。

   【22】关于这个历史认识的检验标准,笔者曾在大学史学概论课程中多次讲述,这里暂不展开,有待撰写专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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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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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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