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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龙:西方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与破解之道

更新时间:2020-11-25 09:09:22
作者: 宋朝龙  
这些‘知本家’富可敌国:微软的比尔·盖茨多年蝉联世界首富,而一个苹果公司的股票市值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资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活力。然而,财富向少数权贵集中,普通民众难以分享新产业革命带来的成果。尤其是财富再分配机制长期没有得到重新调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了新的两极分化。”英美社会的贫富分化,是在金融资本获得极大成功、获得极大社会支配能力之下所导致的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是直接基于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剥夺性的积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塞耶斯教授认为:在美国,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很富裕,而贫困的前工业区则深受新自由主义政策之苦;美国曾经的汽车制造中心,现在是一片荒地。在伦敦更是极端,伦敦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富裕城市,另一方面,伦敦北部非常贫穷的前工业区,工厂关闭,人们几乎没有希望①。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麦克莱伦教授认为:民粹主义并不是联合王国特有的。在德国、在意大利,在匈牙利、波兰,在法国、西班牙都能找到。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下降,没有人关心他们。民粹主义是大多数人或相当一部分人对金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的抗议。

   第二,新民粹主义是民众运动迷失方向的表现。新民粹主义是西方反金融资本的左翼运动乏力而致使民众运动受右翼保守主义操纵的一种结果和表现。2016年,在与特朗普的竞争中,从民主党内部分化出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桑德斯曾一度给选民带来希望,有望阻止特朗普获得政权,但是,桑德斯在民主党内提名时败给希拉里,这导致桑德斯的许多支持者转而去支持特朗普。可见,恰恰是因为左翼民主主义运动不发展,因为左翼民主主义运动失去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导致社会底层的某些阶层转而去支持右翼新民粹主义势力。反金融资本的左翼民主运动之所以相对弱小,也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完成,随着西方左翼与苏联模式的切割,左翼运动转向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生活方式批判。左翼运动的另一部分,试图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右翼化了,更靠近了新自由主义。反金融资本的左翼运动方向不明确,方向分散,这是民众支持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新民粹主义是民众的一种本能的、直接的反映,是民众的本能的愤怒,也是民众运动缺乏组织、缺乏领导、迷失方向的表现。民粹主义是一种凭靠热情的、短暂的、无序的、自我冲突的民众运动形式,是民众对社会矛盾和生活压力的本能的、直觉的、直观的、情绪性的理解和反应。中产阶级从支持身份平等,到在移民、种族问题上反对平等,这是中产阶级面对债务压力、失业压力时的一种自发反应。民众运动中包含着健康的社会民主运动的成分,但是也包含着从个人出发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等。民粹主义表明,民众不理解自身所处困境的真实原因,不了解摆脱困境的真实路径。总之,民粹主义是左翼政党相对软弱而无力领导工人运动的表现,是民众运动的一种萌芽性的、不成熟的、过渡形态的运动阶段和运动形式。

   第三,新民粹主义是右翼自由主义政治势力蛊惑和操纵民众运动的表现。对民粹主义的形成来说,右翼政治势力的蛊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面对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右翼政治势力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金融资本的批判中转移开,试图增加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一体感,把二者利益的一致作为其政策蛊惑宣传的核心。右翼民粹主义的蛊惑包含如下一些要点:其一,右翼民粹主义把金融资本和工人阶级的统一性绝对化,而把金融资本对工薪阶层的剥夺、把金融资本和社会利益直接对立的一面给遮蔽起来了。其二,为了强调资本和工人之间的绝对统一性,右翼保守主义在国民身份的统一性上做文章,而为了强调国民身份的统一性,又把其他族群、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作为对立面加以强调。民粹主义是建立在“我们”和“他们”的身份区别上。何谓民粹?国民之精粹,民族之精粹,或精粹之民粹。新民粹主义思潮抛弃了“人性论”“普世价值”等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把抽象的、普遍的人性论看作是妨碍金融资本转嫁社会矛盾的一种意识形态负担,新民粹主义以族群身份差别的原则代替了自由主义普适主义的人权原则。特朗普公开鼓吹美国优先论、西方中心论、白人优越论,公然歧视女性和少数族群,把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归咎于其他族群、民族和国家,把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说成是他国盗窃本国就业机会所致。新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以惩罚他国的姿态,调动民众的仇外情绪,以转嫁矛盾的形式来掩盖国内矛盾的深刻性。麦克莱伦教授指出:在英国,移民问题是约翰逊政府和右翼人士一直试图强调的,因为他们觉得炒作移民问题在政治上对他们有利,他们能借此得到更多的选票。移民是很容易让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因为它是一种替罪羊。其三,为了转嫁矛盾,强调与他国的对立,右翼民粹主义就夸大一些矛盾,弱化一些矛盾,把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矛盾,达到转移矛盾的目的。由此可以理解英国脱欧运动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例如为什么夸大英国对欧盟所负担的义务,而对英国受惠于欧盟的好处则闭口不谈。通过上述方法,新民粹主义把民众的反抗怒火从金融资本上引开,民众运动成为右翼政客打压其他国家的工具和手段。

   第四,新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变体形式,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新民粹主义试图在优先满足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条件下解决由金融资本积累自身所导致的问题,在其形式上的对外极端主张背后,在其公然撕下新自由主义抽象人权论的意识形态装饰之后,却又公然继续了对金融资本减税、减少金融投机管制、减少社会福利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因而,从本质属性上来看,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统治的新形式。麦克莱伦教授认为:在约翰逊先生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是一个非常右翼的政府。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相当极端的政府,它偏袒自由市场、个人主义、操弄国家、反对欧盟。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和强权政治形式相结合,这在边缘国家是早已发生的现实,只是现在同样的趋势也在中心国家表现了出来,这说明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像金融资本上升时期的那种方式继续统治了。在拉美,美国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曾在军人专政的形式下得到推行。在拉美这些落后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内部隐藏着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军方以维护宪法的名义发动政变,防止民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推行有利于金融寡头的政策,这是新自由主义的隐秘条款。

   第五,新民粹主义的囚徒困境将把资本主义引向系统性危机。新民粹主义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的政策,推行一系列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措施。特朗普政府把“美国优先”正式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多个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中撤出。2017年6月1日,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2017年10月12日,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12月3日,美国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2018年5月9日,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6月19日,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年10月3日,美国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的相关议定书,并以国际法院相关诉论为由终止与伊朗签署的友好条约;2019年8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据美国《国会山报》4月12日报道,趁全球注意力都被新冠肺炎疫情吸引时,特朗普政府可能又要退出一个重要条约即《开放天空条约》;该条约签署于1992年,是美俄之间重要的军事透明机制;根据该条约,美俄可以派出非武装侦察飞机,相互空中侦察,以确认对方的军控执行与军事部署情况[3]。新民粹主义继承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外交思想也即霸权稳定论的思想,并使之进一步极端化。新民粹主义以更频繁的军事讹诈和冒险主义政策代替世界警察的政策。特朗普政府用“重塑美国军力”取代“自动减支计划”,用“美国核力量和核基础设施现代化”取代奥巴马的“无核世界”主张。特朗普提出要把核武器小型化、战术化、可用化,要发展低当量核武器。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将重建国家军事力量以确保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欧洲、中东等世界主要地区维持力量优势。武装部队也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年相比,特朗普政权的第一年的无人机袭击增加了两倍。特朗普政府被评论家们称为白人至上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新帝国主义时代。特朗普政府的主导思想是对外输出矛盾、寻找替罪羊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但是,靠替罪羊解决不了危机,其他国家也不可能臣服于这样一种外在的压力。如果各国都寻求替罪羊,那么这种替罪羊的角色最终会落到自己身上,对别人的惩罚会通过一系列中介传导,最终转变为对自身的惩罚。逆全球化的最终的结果是使世界市场陷入无政府状态,各国都陷入囚徒困境之中,出发点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实际上却导致了各自利益的最小化、损失的最大化。如果各国都把输出矛盾作为解决矛盾的办法,那么就会导致国际关系的一系列紧张和逆转,而国际关系的紧张和逆转又进一步破坏了金融资本国际积累的条件,使金融资本陷入更大的危机。新民粹主义右翼政党的核心政策正是导致危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新民粹主义的外围政策,即民族主义、反全球化政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而越不能解决问题,又会反过来使右翼政党越来越倾向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于半法西斯主义化。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就是顺着这个逻辑走上历史舞台的。麦克莱伦教授指出:民粹主义运动发起一种新形式的保护主义。英国脱欧运动,吸走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政治能量,使人们没有时间去考虑严重的经济问题。在英国脱欧问题上,英国大的政党自身内部并不能达成一致,尤其是保守党内部分裂严重。这也是自2016年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以来,过去3年来英国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各个政党都无法就如何退出、是否退出欧盟、退出之后如何应对等问题达成一致。结果是,在英国,政治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欧洲自二战以来的过去70多年,右翼政党往往比左翼政党更有控制力。像过去那样,如果它真的变得非常强大,它会导致一种半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一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嘉宾约翰·罗默教授认为2008年以来的大危机是一次经济大萧条,在未来50年可能会发生世界性的战争。

  

   三、新民粹主义囚徒困境的破解之道

  

   防止新民粹主义的根本途径,不是回到凯恩斯主义,更不是回到新自由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防范和破解新民粹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赋予民众运动以科学的方向,才能把民众运动从新民粹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取代金融资本统治,才能为全球化新阶段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框架,才能结束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为了防范和破解新民粹主义囚徒困境,马克思主义需要应对如下问题:

第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判别新民粹主义的实质。对新民粹主义的评价有两种典型观点:第一种观点把新民粹主义认作为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诉求、推动社会变革的健康力量。这种观点认为新民粹主义是社会底层利益的代表,其性质是反金融寡头精英的。这是被新民粹主义的舆论宣传所蒙蔽了。表面上看,新民粹主义号称反精英,例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多次公开批评一小撮精英的统治,号称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但是,特朗普总统的反精英,只是指华盛顿的政府官员精英,而有意不把矛头指向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其实,在美国,华尔街才是经济社会的真正统治者。新民粹主义的所谓反精英,实际上暗含着反对政府干预这一新自由主义核心主张,也即新民粹主义以反对政府精英的口号反对政府对金融精英的监管。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民粹主义是底层群众对自由的戕害。这种观点是自由主义者所持有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民粹主义是激进民主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动。自由主义者把任何社会民主运动、激进民主运动都看作是民粹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新民粹主义是激进民主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因而防范新民粹主义的对策就是加强新自由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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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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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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