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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佃来:全面理解《资本论》中的正义问题

更新时间:2020-11-25 09:07:59
作者: 李佃来  
与这个情况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只要把握到现代正义问题和现代正义概念与财产权或所有权以及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同构关系,进而在我们的思维框架中建立起《资本论》与正义之间的逻辑和理论关联,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资本论》不但是我们破解“马克思与正义”这个难题,从而对马克思有没有支持正义、马克思有没有基于正义来批判资本主义作出最切实回答所不可回避的文本,甚至也是我们对贯穿在自洛克至罗尔斯这条主线上的正义问题作出最深刻解析所不可忽视的文本,虽然这个文本通常是难以进入政治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的。

  

   二、马克思为何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一种“正义”关系

  

   马克思究竟有没有基于正义来批判资本主义,是人们在介入“马克思与正义”论题时所关注和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给人们造成了深深的困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个与人们的直觉发生强烈冲突的指认:在人们的直觉中,马克思并不可能将资本主义认定为一个正义社会。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却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指认为一种“正义”关系。马克思的这个指认,见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即“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章的如下论述:“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 24 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能制造棉纱或皮靴的有用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耗费,才能形成价值。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资本家希望劳动力提供的独特的服务。在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占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6] (P225-226)

   在上面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并没有使用“正义”这个术语,不过他使用了“公平”这个词,即“对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由于在通常的意义上,公平与正义具有对等的含义(正义在罗尔斯那里的全称是“作为公平的正义”),所以马克思在这里的观点应当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以劳动力为中介物的交换关系,并非一种不正义的关系,而是一种正义的关系。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挑起“马克思与正义”之争的艾伦·伍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作出了这样那样的解释,但绝大部分解释在我看来都是不得要领的。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解释者们并没有真正联系近代以来所不断凸显的财产权或所有权来把握正义。实质上,要对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就特别需要一个伸向财产权或所有权的视角。

   实际上,近代以来因财产权或所有权的凸显而形成的正义问题,除了财产权或所有权这个基础性的要素之外,还包括另外一个延长性的要素,即契约。在洛克时代,基于交换的商品社会和市场社会尚未完全确立起来,人对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果的合法占有几乎是唯一符合正义原则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如此,洛克在为财产权或所有权予以强力辩护时,并未提出以产品和商品的交换为内容的契约问题。但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形成及市场社会的成熟,契约关系也开始成为正义得以实现和维系的重要关系。所谓契约关系,也就是等价交换和平等交换关系。契约关系并不违背所有权原则,相反它是所有权在商品交换中所形成的一种新形式,因为在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中,交换双方所得到的,必定是与自己的所有物相对等的价值。在此意义上,契约关系也代表一种正义的关系,而那种违背契约的、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则就是非正义的关系。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 19 世纪,无论是所有权还是作为所有权之延长形式的契约,都是人们理解正义的基点。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也把人们对正义的这个理解当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性前提乃至当作一个常识。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对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特别是对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描述和评价,并没有完全超出当时人们对正义的这个理解,而是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沿用了这个理解。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在法的框架下,就是一种符合所有权原则的、平等的契约关系。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双方作为法律上平等的人,相互之间所进行的交换是一种自愿的而非强迫的交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双方作为法律上平等的人,都在让渡各自所有物的过程中,得到了与自己让渡出去的所有物相对等的价值,亦即实现了等价交换。

   当然,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人们可能会持有一个相反的观点,即如果将剩余价值计算在内,那么资本家实际上只是把工人劳动成果的一部分支付给了工人,因而他们之间是一种背离所有权原则和契约的、不等价的、不平等的、不正义的交换关系。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来看,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不过,仅就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特别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来说,这个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实际看法。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是以劳动力为商品的交换,也就是资本家用货币来购买劳动力的交换。工人作为自由人,拥有对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劳动力是其唯一的所有物,到了市场上,这个所有物就成了一种特定的、可用于交换的商品。基于对商品二重性的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马克思也将劳动力区分为价值和使用价值。其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活劳动的价值,而正是活劳动生产和创造出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一切价值,从而促成了资本的不断增殖。问题就是,当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或者出卖给持有货币的资本家时,工人在契约和法的框架下所应当换取的价值(即得到的工资),并不是活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在量上要小于活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但对于工人来说,得到前者,也就意味着其与资本家之间在交换上所建立的关系,是一种符合所有权原则和契约的、等价的、平等的、正义的关系。而那种违背所有权原则和契约的、不等价的、不平等的、不公正的交换关系,只发生在工人没有得到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情境中,但这个情境几乎又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劳动力是资本之形成和增长的前提,而如何将劳动力维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必然又是资本家特别关心的事情。这个情况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话说就是:“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也丝毫没有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6](P227)也正是因为这个情况的普遍存在,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这样说道:“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6] (P204-205)

   由上可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确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认定为一种“正义”关系。而马克思的这个认定,与当时人们基于所有权和契约而对正义所赋予的含义,又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也是符合商品交换所通常遵从的契约和法的。不过,除此之外,马克思的这个认定还有另外一重考虑,具体地说,就是对工人的生存之可能性的考虑。马克思的这个考虑,主要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如下论述中:“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大家知道,要有消化过程,光有健全的胃是不够的。谁谈劳动能力,谁就不会撇开维持劳动能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价值正是表现在劳动能力的价值上。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对工人就毫无用处,不仅如此,工人就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它的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于是,他就和西斯蒙第一样发现了:‘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6](P201-202)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所折射出来的一个意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并没有其他任何属于自己的财产和所有物。所以,只有当工人将自己这唯一的所有物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从而换取到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工资时,工人才能够生存下来。就此来讲,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不仅对于前者,对于后者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幸运。亦即,这种交换在总体上并非不正义(当然,这里的“正义”一词,并不是在所有权和契约的意义上来使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认定为一种“正义”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如下论述中,还使用“正义”一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予以了间接评价:“在这里,同吉尔巴特一起(见注)说什么天然正义,这是毫无意义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7](P379)我在之前的研究中,将马克思在此处所讲的正义认定为一种“历史正义”[8] 。这个历史正义其实并没有直接涉及财产权或所有权,甚至也不包含任何价值论意义上的规范性判断,而是对既定历史发展阶段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意义的一种客观评价。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序列,而这一序列的每个阶段,包括资本主义阶段,不管其存续的时间多长,既有其相对于后一阶段的局限性,也有其相对于前一阶段的进步性。所以从整个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来看,每个阶段也都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合理性、正义性。马克思大概正是基于这种评价,才会说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东西是正义的,反之是非正义的,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奴隶制以及弄虚作假,都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分析,是一个整体性的分析。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劳动力买卖中所形成的交换关系,只是其整体性分析所涉及的一个初始性的环节。另外,“历史正义”由于并不直接涉及财产权或所有权,甚至也不包含价值论意义上的规范性判断,故而严格说来,其所指向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和正义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使用的是“正义”这个政治哲学的术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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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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