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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焜: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考论

更新时间:2020-11-25 08:38:21
作者: 余焜  

   可见,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主体由皇帝、王府及百官共同组成,协调分工,按照不同的规定和礼仪例行救护。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以罢宴止贺、反省自身来表明自己敬天的诚意;而开府各地的王府只按规定行礼祈祷,以诚心为重;最主要的是官僚集团的救护。除了繁冗的救护仪注,救护活动的顺利进行还有赖于宦官机构中相关衙门的通力合作,协同救护。例如,钟鼓司掌出朝钟鼓及宫廷杂戏,然“日食、月蚀救护,打鼓皆本司执掌”28;神宫监负责各坛庙洒扫、香灯诸事,正旦洒扫之时,若“遇日食,则改卜于初五”(12)28;兵仗局主要负责制造军器,另制造“日、月食救护锣鼓响器”。(13)28(三)常例以外的救护活动除了按照正常规定和程序进行日、月食救护,在一些特殊时令和情况下,官方的救护礼也会随之更动或受到统治者的格外重视。正旦之日出现日食,往往被视为凶兆,预示灾祸即将发生,统治者恐慌尤甚。如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朔,英宗敕谕群臣曰:“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护,朕惟事天之诚,虽微必谨,敬天之变,岂以微怠?况兹岁始,阳德方亨,致灾有由,敢忘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群臣,悉免贺礼,及期救护如制。”29同样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春正月,“元日日食,不尽者二秒。”30按例食分不足,可免救护,加之四方地震叠见,又逢正旦,明世宗遂敕群臣仍行救护。

   若逢国家岁时祭享或皇帝出郊视牲等国家大型祭祀典礼时,则必须将救护礼放在首位,不得变更。例如,成化八年(1472年)三月,礼部奏“今年四月初一日日食,文武百官例赴本部救护,然其日孟夏时享太庙,俱在午后行礼,彼此有妨,宜如孟秋时享例于初一日早,行礼彼此。是日免朝,时享如所奏。”31孟春时享太庙是明代国家祭礼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遇日食,则日食救护礼照例行之,将时享的时间略作更改以不误救护,足以突出明代统治者对救护礼的重视程度。再如,正德十年(1515年)十二月,“朔,日食,是日车驾当出视郊祭祀牲,礼部请移于次日,且言视牲乃郊祀之始,日食乃天变之大。今大礼将举,忽遇此变,上天示戒亦昭然矣。伏愿顺承天意,益加敬畏。”32皇帝出郊视牲在明代属于吉礼,借之祈祷六畜兴旺,物阜民丰。在群臣看来此等吉礼若遇天变,则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谴告,应该将救护礼放在首位,其他一应礼仪的顺利实施与愿望的实现都是以顺应天意为基础的。日、月食救护与国家法定祭礼冲突,通常以救护礼先行,由此可知,救护活动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在出葬之时出现日食,“百官先哭临,后赴礼部,青素衣、黑角带,向日四拜,不用鼓乐”33,这是为了与国丧之礼不相抵牾而对救护仪注作了临时变更。

   不可忽略的是,在官方的日、月食救护活动遵照常仪进行的同时,诸多救护特例大多发生在正月或四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日食正旦”“日食正阳之月”,有必要对其做一些解释。“正旦”,即春节,是明代三大节之一34,据《明宫史》记载:“初一日正旦节。自年前腊月二十四日祭灶之后,宫眷内臣,即穿葫芦景补子及蟒衣。各家皆蒸点心,储生肉,将为一二十日之费。”35明朝统治者通常在岁首以隆重的庆贺礼仪来欢度节日,希冀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若这一天出现日食,往往会给最高统治者带来严重的心理恐慌,由此逢正旦救日的活动也较平时更为慎重。若日食出现于“正阳之月”,统治者的救护态度和重视程度亦与常例不同。所谓“正阳之月”,即农历四月和十月。西汉哲学家董仲舒解释道:“阳德用事,则和气皆阳,建巳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阳之月。”36北宋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进一步作解释:“先儒以日食正阳之月止谓四月,不然也。正、阳乃两事,正谓四月,阳谓十月。岁亦阳止是也。”37董、沈二人均阐明四月为阳气生发,万物并作之时。若从节气的角度来看,农历四月正值“立夏”“小满”之时,阳气正盛,作物正值生长的关键时期。若此时出现日、月食等天象,时人通常会认为有干农事的顺利进行,是不祥之预兆,对日、月食行特殊救护也是古老的农本思想在这种旨在祈福禳灾政治活动中的具体实践。

  

   三、官方日月食救护与明代政治生态

   日、月食救护是一项旨在祈禳灾异的政治活动,在明代君主专制极端强化的时代背景下,与王朝国家的政治生态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一)日月食救护活动是巩固统治的手段,也有约束皇权的意味《尚书·洪范》有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38,然王天下是以修德为前提的。明代诸帝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浸染下,莫不敬谨事天,虽不乏空言虚论,但其内心均以敬天为念。明人杨东明对此作了恰当的诠释:

   盖天人之势虽邈不相及,而感通之机实捷于影响。凡人君一动静、一语默,即有天地神明临之在上,鉴之在旁,随其善恶潜移祸福,甚可惧也。故前代明君克谨天戒,永迓鸿休,而任情自恣者,往往天心厌弃,祸败相寻,覆辙芳轨,烱烱具在。39

   敬谨事天,往往是与内心的恐慌和巩固江山社稷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担忧天命转移,统治阶级才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己的行为,反省自身,关切时政,从这一角度来看,对天的敬畏又有了一丝约束皇权的意味了。

   明代官方所行日、月食救护活动,正是在“敬天”的理念下遵照既定礼仪进行的,是统治阶级进行修省、祈禳灾异的一种具体实践,其最终目的还是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欲在南京狮子山修建阅江楼,以欣赏长江美景。二月初一,出现日食,太祖遂敕谕群臣:“朕闻昔圣君之作,必询贤而后兴。朕自谋心,欲役囚徒建阅江楼于狮子山,朝无谏者,上天垂象,责朕不急,朕心惶惧,即日念罢。”40因担忧上天示警会降灾于新建的王朝,明太祖对自己的言行进行约束,惟恐违背上天的意志。永乐二年(1404年),“六月朔日有食之,是日阴云不见”41,礼部尚书郑赐等人以上天为圣德感动而使得日食不显,上表庆贺,明成祖反而认为“正朕惧修省之际,何可贺”⑤41,拒绝百官表贺,依例救护。又如,隆庆四年(1570年),遇岁首日月交食的罕见天象,工科给事中陈吾德认为“皇上亦宜罢游乐,屏玩好,以答天戒”,从而“大小臣工将明知圣意,所向罔不寅恭兢惕,以修庶政矣”。42穆宗采纳其建言,躬身自省,斋戒沐浴,同百官共同救护日食。

   由此观之,明代统治者以日、月食救护为依托,进行修省以消弭灾变,这种来自心理层面的反省虽于政治运作起不到立竿见影之效,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刷新朝政,但对统治者自身行为和所行之政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矫治作用,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月食救护多少具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二)日月食救护活动是统治者确立等级秩序和规范的媒介于人君而言,既蒙上“受命于天”的神秘外衣,统治天下万民,确立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遂为其格外重视。早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就针对日食天象阐明自己的阴阳、尊卑理念。他在救日食的祝词中称:“昭昭大明,谶灭无光,奈何以阴侵阳,以卑凌尊。”43这种思想观念为明人所继承。明人认为,日食的出现是上天对人间秩序出现错乱的警告,是“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国之象”44,因此当行救护,使尊卑秩序恢复正常。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秋七月,日食,世宗命臣下协同救护,并敕谕:“天心下眷,累及太阳,正臣子欺君父,外阴侵内阳之咎也。夏言以臣凌君,罪不下郭勋,第累年供事内范,故特宥死,去之,用承天戒,仍修省三日,祗告玄极殿,大小臣工宣既乃心,共图济理。”45世宗把日食出现归咎于夏言等人僭越大权,导致尊卑等级秩序错谬,借此剥夺夏言职权,其实就是借日食救护来树立君尊臣卑的等级观念,借此来强化皇权,确立威信。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门后学、时任南京监察御史的赵锦因日食上疏弹劾内阁大学士严嵩专权窃政。其疏云:

   臣谨按春秋所载先贤所论,皆以为阴盛阳微之象,或政权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国,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东、淮徐之间,连岁大水,四方地震叠见,章奏皆为阴盛之类。《书》曰:天有显道,厥类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有灾而无应之理。恭惟陛下遇而惧,同符大禹,必能上回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极言时政之阙失,以上副陛下修省之实。46

   赵锦将日食、水旱等灾变的发生与朝廷威权下移相联系,修省的当务之急在于树立威权,明确尊卑等级,意在强调权臣严嵩喧宾夺主,多所僭越,希望世宗予以警省。当时严嵩颇得盛宠,威权正炽,时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的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遭重谴,赵锦也难以幸免,“下诏狱拷讯,搒四十,斥为民”。47赵锦虽然弹劾未果,但世宗却因严嵩屡遭言官弹劾而意识到威权下移带来的隐患。(三)日月食救护活动所见明代政治生态变化对日、月食进行救护,出于统治者敬天的诚意。救护活动中统治者的态度和表现,不仅是其敬天理念的反映,还是统治者政治态度、心理状态和政治变动的注脚,由此我们可以从救护活动中管窥明代的政治生态诸面相。

   宣德五年(1430年),“八月己巳朔,日当食,阴雨不见”,礼部尚书胡濙请旨率群臣上表称贺。明宣宗不许,并颁下敕谕:“今以阴雨不见,得非朕昧於省过而然欤?况离明照四方,阴云所蔽有限,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欤?朕尚图修省,以仰答天意。”48明确表示敬天需诚心自省,从而例行救护。明制,日食不及分数,免救护。正统五年(1440年)十二月,明英宗敕谕臣下:

   昨钦天监言正统六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护。朕惟事天之诚,虽微必谨敬天之变,岂以微怠。况兹岁始阳德方亨,致灾有由,敢忘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群臣,悉免贺礼,及期救护如制。49

   明英宗为表敬天之诚,提前颁下谕旨免贺礼,例行救护。至明中期,明朝皇帝的这种敬天诚意开始出现变化,日益怠惰。成化四年(1468年)春正月,“月食有阴云蔽之,不行救护礼。”50正德四年(1509年)十月十五日,“是夜望,月食,以食少,免救护。”51而至嘉靖时期,这种怠慢救护的现象更为频繁。嘉靖十八年(1539年)九月乙未,“是日,日食三分,在未明之前,免诸司救护。”52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四月,因阴云不见,免日食救护,而“礼卿吴山不从,竟循例救护”53,结果使得明世宗不悦,吴山也被罢职。明代皇帝救护日月食的态度变化可见一斑,时人皆云:“嘉靖惑于瑞应,惟以粉饰治象为心。一时诸臣,迎合圣意,纷纷讳饰,具表称贺,尊谀贡媚,相习成风,几不可胜责。”54

   另外,以谢肇淛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对预先推算日、月食大多持反对态度。在他看来,“使日食不预占,令人主卒然遇之,犹有戒惧之心,今则时刻秒分已预订之矣,不独人主玩之,即天下亦共玩之矣。”55对天的敬畏在于内心,人君应时刻秉承戒惧之心,时常反省,而对天象进行测算,天长日久必定生出怠惰之心,敬天的诚意也随之减弱。这与明代政治运行颇多类似。正如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大祀天地于南郊之时所阐明的那样:“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56儒家意识形态下敬天与恤民相通,敬天的终极目的在于恤民。由明代官方的日、月食救护活动,我们可以推知,明代统治阶级的生民观念也随着政治运行的轨迹而变化,其政治生态日益走向恶化。

  

   结 语

在古代社会,先民们于蒙昧时期就开始对头顶的天产生敬畏之感,渴望依靠天的力量来实现农事的风调雨顺。随着国家的建立和权力的产生,对天的仰赖开始由单纯的农事愿望转变为以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理念为基础的国家需求,在天人感应思想观念下建立起来的君主专制政权,通常借助上天带来的神秘感来树立权威。在受命于天的旗帜下,人君常存虔诚之心,敬谨事天,以防天命转移。若遇天变,恐慌随之而来,首先是出于对天的不可知性而产生的心理反应,最为重要的还是因为害怕“天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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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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