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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天志:墨家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墨子思想的系统还原

更新时间:2020-11-24 13:32:18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在当时“不合时宜”,却更具有现代意义。

   1.“兼相爱”即“仁”。墨子讲“仁义”与“兼爱交利”,“仁”对应“兼相爱”,“义”对应“交相利”。“兼即仁矣”(《墨子·兼爱下》,此语虽非墨子原话,但从上下文来看,确为墨子的观点);由爱人而利人即“义”,“兼者……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此仁也,义也”。(《墨子·天志中》)

   2.“兼爱”的理由:止乱除害。为什么要“兼爱”?为了止乱除害:“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墨子·兼爱上》)

   3.“兼爱”的方式:爱人如己。墨子设问:“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然后答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是因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

   4.“兼爱”的目标:治世利人。兼爱的直接目的是治世:“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兼爱的最终目的是利人:“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墨子·兼爱下》)

   5.“兼爱”的超越根据:天意。墨子认为,“兼爱”的正当性乃出于神圣的“天志”:“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墨子·法仪》)

   (二)义:交相利

   在墨子思想中,作为“仁”的落实,“义”是最核心的概念:“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上》)所以,“义”乃是“行”的准则:“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墨子·非攻下》)“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上》)否则,“夫无德义,将何以哉?”(《墨子·尚贤中》)

   1.“义”即“正义”。墨子关于“义”的理论,可谓“墨家正义论”(Mohist Theory of Justice)。墨子指出,“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反之,“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墨子·非命中》)因此,“今吾将正求兴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墨子·兼爱下》)“督以正,义其名”。(《墨子·非攻下》)这就是说,“义”之所以为“正”,乃是以“仁”(兼爱)为根据。墨子指出:“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墨子·天志下》)墨家的自我定位,就是主持正义。

   2.“义”乃“善政”。社会正义体现在政治上,《天志上》说“义者,政也”,《天志中》讲得更具体:“义者,善政也。何以知义之为言政也?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所谓“善政”就是“义政”,故墨子区分“义政”与“力政”:“义政”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而“力政”则是“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墨子·天志上》)可见“义政”或“善政”不外乎“利于人”,这是一种功利论的正义观。

   3、“义”为“公利”。在墨子看来,“义”在于“利”,乃至“利”即是“义”。墨家明确宣布:“义,利也。”(《墨子·经上》)但这里的“利”并非私利,而是公利,即“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墨子认为“利人”即“义”,“亏人自利”就是“不义”。(《墨子·非攻上》)他说:“虽使下愚之人,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墨子·非攻下》)不仅如此,所谓“人之利”主要是百姓之利:“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万民被其大利”;(《墨子·非命上》)“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墨子·耕柱》)可见墨子与孟子的“义利之辨”其实是高度一致的,孟子亦以“仁义”为“利”。朱熹引程子说:“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唯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司马光说:“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4.“义”由“天志”。墨子指出“义”的神圣性的超越性根据:“义何从出?……然则义果自天出矣”;(《墨子·天志中》)“天之志者,义之经也”。(《墨子·天志下》)他分析道:“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墨子·天志上》)因此,“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天志上》)“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墨子·天志中》)

  

   三、兴利除害的要务:非攻止伐

  

   墨子志在“备世之急”(《庄子·天下》),而兴利除害的当务之急就是“非攻”,因为当时最大的祸害就是诸侯兼并战争造成的战乱:“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墨子·兼爱下》)然而仅仅靠“兼爱交利”理论宣传的“软实力”其实并不能够防止攻伐;真正有效的“非攻”必须具有“硬实力”方面的两个条件,即政治上的强国之道和军事上的守备之术(后者乃是墨家和儒家之间最重大的区别之一)。实际上,墨子的许多建树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的需要而展开的。

   因此,“守”“备”二字乃是《墨子》书中的关键词,如《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杂守》等篇名所示。国家军事防御方面的守备,墨子谓之“国备”:“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此之谓国备。”(《墨子·七患》)

   关于守备,墨子与禽滑釐的对话讲得非常清楚:

   禽滑釐问于子墨子曰:“……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虽善,而君不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墨子·备城门》)

   这里,“守者善”是讲军事上的“非攻”之“术”,“君用之”是讲政治上的“非攻”之“道”,这是守备的两个方面。他区分“道”与“术”: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亓术者,内不亲民,外不约治,以少闲众,以弱轻强,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墨子·备梯》)

   军事防御方面的准备,禽子称之为“道”(守道),而墨子却称之为“术”(其术)(“亓”借为“其”),并说“姑且放下”(姑亡),然后首先论述政治方面的“亲民”以致“众”、“约治”(修治)以致“强”的问题,即讲强国之道。

   (一)非攻之道:政治方略

   确实,防御侵略需要足够强大的国力;所以,“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墨子·尚贤上》)墨子概括自己“从事”的事务:“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滛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这六个方面,除“尊天事鬼”以外,都是治国强国的事务。

   这些事务需要理论指导,以下各篇的主旨均属治国强国的方略:《亲士》:“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旨同《尚贤》)《所染》:“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辞过》:“凡此五者(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圣人之所俭节也。”(旨同《节用》《节葬》)《三辩》:“圣王无乐”;“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旨同《非乐》)《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尚同》:“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墨子·尚同下》)“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墨子·尚同中》)《节用》:“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上》)《节葬》:“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墨子·节葬下》)

   (二)非攻之术:军事战备

   防御侵略当然需要军事“守备”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这激发墨家研究一系列科学技术,乃至对此给予支撑的逻辑学、知识论。《公输》故事极为典型:“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墨子见公输盘,先讲道理,即诉诸“义”,又见楚王而诉诸“利”,并无实效;最后乃凭实力,“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馀”、“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

   墨家在这方面的研究,由技术而溯及科学,进而溯及逻辑学,进而乃至溯及认识论。(1)技术。墨家的技术造诣,广泛涉及土木工程、机械制造和手工技艺等。(2)科学。墨家在科学上的探索,广泛涉及数学(代数、几何)、物理学(力学、光学、声学)等。(3)逻辑学。墨家讨论了许多逻辑问题,集中在《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世称“墨辩”(或称“墨经”)。(4)认识论。墨学被归为经验论哲学,首先承认外在的客观实在,这主要体现在“名实”观上,诸如“以名举实”;(《墨子·小取》)“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名也”;“名也,止于是实也”;(《墨子·经说上》)“举,拟实也”;(《墨子·经上》)“实不必名”。(《墨子·大取》)墨家按来源将知识分为三个层次:“知:闻、说、亲”或“闻、传、亲”;(《墨子·经上》)“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墨子·经说上》)其中特别重视“闻见”,体现其经验论的立场:“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墨子·明鬼下》)“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墨子·非命中》)

  

   四、墨子的超越世界及其世俗代理

  

上述一切都是核心价值“仁义”的展开。但“仁义”价值本身则面临着一个终极价值追问:人究竟为什么应当“仁义”?为什么应当“兼相爱”从而“交相利”?显然,其回答不能诉诸利益,否则只是同义反复。这只能诉诸一个超越世俗的外在的神圣根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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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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