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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梅春: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

更新时间:2020-11-24 13:30:01
作者: 赵梅春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向新史学话语体系、新史学话语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20世纪初期,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揭示历史进化进程及其原理为撰述旨趣、以民史为撰述中心、以救亡图强为目标的新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了以反映朝代更替、探讨皇朝盛衰兴亡之故、为帝王提供资治的古代史学话语体系。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及其阶段、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了新史学话语体系,并在以后的发展中经历了曲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者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力图建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在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时,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话语体系等,是应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史学/ 史学话语体系/ 新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简介:赵梅春,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赵梅春(1964- ),女,湖南邵东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VXK006)

   中国古代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开始发生嬗变。20世纪初期,新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了传统史学话语体系,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初步形成,并在50年代取得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建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学术话语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心声,史学研究者也积极探索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①。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②这表明,构建新时代的史学话语体系已成为当代史学研究者的时代使命。构建新时代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需要对以往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进行清理与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作一考察。

  

   一、新史学话语体对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的取代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以“明道”“资治”为旨趣的传统史学与古代中国社会相适应。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机,不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们认识到,船坚炮利挽救不了危机,维新变法也同样无能为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国家危机,中国学人试图通过改造学术以推动社会变革,救亡图存,因而大量地输入西方学术,这被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③。就史学而言,学者普遍感到旨在为帝王“资治”的传统史学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呼吁通过史学革命,为史界开辟一新天地,并期待以新史学造就具有国家观念、群体意识和民族爱国热情的新国民,从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凭借“梁启超式的输入”所引进的西方学术理念、范畴等思想资源,史学界开始了新的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20世纪初,梁启超借助于从西方输入的进化史观以及国家、国民、群、社会等新概念,一方面清算传统史学,另一方面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界定史学研究对象、目的和宗旨,建构新的史学体系。他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④但中国史书虽繁、史家虽多,却“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⑤,这是因为中国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中国史家以为天下是君主一人之天下,“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⑥。传统史学的代表二十四史,即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缺乏国家思想,缘于中国史家不知朝廷与国家之界限,不知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别。“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中国人群体意识不强,史家难辞其咎,所谓“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也”⑦,这样的史书难以起到聚合群力的作用。中国民智不发达,也与史学有莫大关系,史书理应通过叙述人群发展变化之原因结果,揭示其进化之原理,“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⑧。但中国史书却只知记事,不能阐明事物之间的原因结果及其影响,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这样的史书不但不能开启民智,反而损耗民智。有感于此,他大声呼吁史学革命:“今日欲提倡民主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汰之世界,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能缓者也。然徧览乙库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哉?吾不得已也。”⑨一方面是亟须凭借史学资源培养具有爱国心的新国民以挽救民族危机,另一方面却是已有之史学无法承担起这一重任。“吾不得已也”这句话,道出了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的苦衷。对于传统史家念兹在兹的书法与正统,梁启超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指出所谓“正统”实际上是将天下视为一家一姓之私有,“大抵正统之说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⑩。他认为此种观念不予根除,史学难以起到养育新民之效。“以国之统而属诸君,则固已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之为误也。故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11)。至于“书法”,梁启超认为它也是以是否忠于一家一姓为褒贬是非之标准,“上之启枭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堕齐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12)。在梁启超看来,所谓“正统”“书法”都是为一家一姓之专制统治效力的,若不予以根除,史学难以唤起国民爱国心,难以聚合群力。

   梁启超倡导的史学革命引起了学者的强烈共鸣,形成了新史学思潮。邓实、曾鲲化、陈黼宸等纷纷批判传统史学,呼吁建立新史学。曾鲲化指出,中国为睡狮,四万万人毫无生气,固然是贼民者、毒民者所造成的,但史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史氏闻其言而忾然痛曰:压制此动物而斩断其蓬蓬勃勃之生气者,二千年贼民、毒民者之冤孽也。犯万世之不韪,为国民之公敌。袒毒贼民者之门阀,而抹煞人间社会一切活泼文化之现状者,则历代史家实尸其咎”。他批评中国史家“效死力于专制君主,以尽奴颜婢膝之本领”为能事,“龂龂正统偏安之争,皇皇鼎革前后之笔”,其所撰之书,“余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13)。邓实则热切盼望新史学造福于民:“新史氏乎,其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乎!鸡既鸣而天将曙乎?吾民幸福其来乎?可以兴乎?抑犹是沉迷醉梦于君主专制史而不觉也?”(14)可见,传统史学的合法性遭受到了强烈质疑,通过史学革命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史学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新史家重新对史学进行了界定。梁启超反复申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5)。所谓叙人群进化之现象,就是要求撰写民史;所谓求公理公例就是“作史者之精神”。他曾指出:“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6)因为“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17)。研究历史者若能揭示出其间的消息、原理,则所作之史将有益于人类社会。“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18)。从梁启超有关史学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所谓新史学就是通过叙述人群进化之历史,揭示其进化发展之公理公例,激起国民爱群善群之心,从而增进群体幸福。有关史学的这种认识,也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普遍理念。邓实指出:“世界之日进文明也,非一二人之进,而一群之进也;非一小群之进也,而一大群之进也。”“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接触、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爱其群,尤爱其群之文明,爱群之文明,尤思继长增高其文明,孳殖铸酿其文明”(19)。曾鲲化也指出:“夫历史之天职,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活动,与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20)可见,“新史学”之“新”,主要表现在对历史进程之看法、历史撰述之旨趣、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有关史学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认识迥异于传统史学,是一种以民史为中心的现代史学话语体系。

   1.关于历史发展进程。新史家不再从王朝更替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而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具有阶段性的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并以上古、中古、近世这样的概念来揭示其发展阶段。夏曾佑指出:“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21)这三大阶段,又可以根据国势盛衰、学术文化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变迁,分为七个时期。由草昧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代为复盛期,五代末至明为退化期,清朝为更化期,此期前半段,学问、文章、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段则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未有之新局。在梳理中国历发展脉络时,夏曾佑还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予以特别的关注,如他指出禹为“古今之一大界”(22),战国“为古今之大界”(23),秦人灭六国统一天下,中国历史遂由上古时代而转入中古时代。不难看出,在新史家眼中,中国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也不是循环的或倒退的,更不是王朝间的频繁更替,而是一个螺旋式、有阶段、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其进化之轨迹粲然可见。

2.关于历史进化发展的动因。新史家论及中国历史的变化时,其着眼点不再是天命、道德或个人的意志,而是生存竞争、地理环境、学术文化乃至社会经济因素。夏曾佑论及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战争,认为这种争战是由生存竞争引起的。“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24)。生存竞争导致优胜劣汰,社会因此不断发展。黄帝、炎帝、蚩尤大战,“为吾国民族竞争之发端,亦即吾今日社会之所以建立”(25)。陈恭禄重视地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指出“一国现状之造成,由于两大势力,一曰天然环境之影响,一曰民族活动之总程”,“民族活动无往而不受地理之影响与限制”,“地理为一国之天然环境,实一民族活动之根据地,人民生活,常受其支配与影响”(26)。钱穆则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指出“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27)。吕思勉论及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观念、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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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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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学》2020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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