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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达: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缺陷

更新时间:2020-11-24 13:26:55
作者: 王政达  
但却牺牲了理论的解释力,违背了科学方法所提倡的科学精神。

   (四)假设检验方面的逻辑缺陷

   科学方法常常使用简单枚举归纳法检验假设。简单枚举归纳法又称简易归纳法,是属于不完全归纳法的一种逻辑证明或推理方法,它根据某类事物的一部分个体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且在没有遇到反例的前提下断定某类事物的全体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从简单枚举归纳法的推理过程与结构形式可知,这种不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所断定的范围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推理的前提并不蕴含结论,其结论具有或然性,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具体到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案例检验,在存在大量案例的情况下,如果不对所有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在漏掉哪怕是一个反例的情况下就草率得出结论,就会出现轻率概括的逻辑错误。如要避免这种逻辑错误,就只能采用穷举法进行案例检验。一般来说,这一点相对容易做到,因为符合同一假设的国际关系案例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在简单枚举的过程中,研究人员掌握的资料往往是有限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及资料量大面广,有关资料的巨大数量超出了研究人员的掌握能力,很多资料无法得到或永远也得不到,因此研究人员常常是从不完全的证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这些证据除了不完全之外,还可能是不可靠的,从而导致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其实,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很少有穷尽所有案例的情况存在,运用最多的还是简单枚举法。简单枚举法所得结论可靠性的高低完全取决于考察案例的数量多寡和范围大小,所得结论建立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根据经验作出。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说都是普遍性命题,而用以检验假说的案例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数量有限的经验事实,其案例检验始终不过是一种搜集个例的归纳证明,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所得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事实上,归纳法对于自然科学的适切性不存在问题,但人类社会高度多元化的本质使得归纳法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因为不同社会的认知方式、文化信仰、世界观和自身定位各不相同。

   科学方法以两种方式检验假设。一是用不同时期的有限案例检验假设。例如,在《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一文中,作者通过抽象“战”“和”思维的共同特征,得出中国战略文化具有“镜子”特征思维模式的结论,然后提出关于中国战略文化的两点假设,随之用西汉和北宋两个时期不同的案例来验证中国战略文化的两点假设。

   但是,作者用西汉与北宋两个样本验证假设的方法仍然属于不完全归纳法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即使作者所得结论是正确的,这种验证结论的逻辑方法也是存在缺陷的,其所得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中国历史上其他历史时期的案例没有用来作为证据检验假设。二是用属于单一议题的不同案例检验假设。例如,在《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一文中,作者用包含五个案例的“‘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的差异化回应”这一单一议题来检验假设,但没有用周边国家对其他议题的差异化回应来检验假设,假设能否通过其他议题案例的检验则不得而知,假设没有得到完全验证。这种结合单一议题和有限案例的假设检验仍存在逻辑缺陷,属于简单枚举法的范畴,所得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

   (五)演绎法的局限性

   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运用演绎法进行理论建构,首先建立理论假定,然后根据理论假定进行理论演绎,最后得出结论。用演绎法得出的理论结论是否可靠,取决于理论假定的可靠性和演绎过程的逻辑性,而演绎法的局限性常常出在其理论假定中。

   如上文所述,科学方法提出的某些理论假定脱离了经验事实,只是一种不可靠的理论约定,而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的理论即使演绎过程遵循逻辑规律,所得结论也是不可靠的,甚至是错误的。

  

   二、案例选择方面的缺陷

  

   科学方法高度重视案例研究,经常利用历史案例检验假设,但在检验假设的过程中案例运用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选择性使用案例、对案例选择缺乏明确的说明和案例反映的历史经验过于狭窄。

   (一)选择性使用案例

   选择性使用案例即研究者在检验假设的过程中,对能够证明自己假设的案例就采用,对削弱甚至推翻自己假设的案例则弃之不用,运用这种经过“精心”选择的案例来检验假设,会降低结论的可靠性,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选择性使用案例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通过数据造假或修改数据来硬性靠上结论的手法如出一辙。这种理论建构方法很可能是先预设结论,然后以研究人员固有的价值判断而非以价值中立的态度精心选择符合预设结论的案例进行假设检验,而选择性忽视不符合预设结论的案例。例如,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如果从霸权体系到多极体系的角度出发,其理论中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在《国际政治理论》的后半部分,沃尔兹尽力回避用霸权主义下的国际关系案例来检验它的理论;米尔斯海默在对进攻性现实主义进行假设检验时,所用案例大多是精心选择的20世纪50年代的案例。因为一旦国际关系回到霸权体系中,结构主义理论就不能解释这种状态的结果。

   (二)对案例选择缺少必要的说明

   科学方法在用案例检验假设时,往往对案例的选用缺少明确的说明,即为什么选择这一案例而不选择选择那一案例,只选择确证性案例检验假设,案例选择缺乏随机性,检验过程仅仅被简化为确认或说明假设,推理缺乏一般性和周延性。一般来说,应该使案例内部或不同案例之间的因变量取值存在较大差距,以便确定因变量的变化是自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如果研究者在选择案例时仅仅按照因变量的取值选择完全符合理论预期的案例,这不是在进行理论检验,而不过是对理论假设运用简单枚举法进行举例说明。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斯韦勒为解释普遍存在的体系压力下制衡不足这一违背体系压力结果的反常现象,运用两组四个案例对这一反常现象加以检验。但是,他未充分考虑因变量的变化,在其所选取的四个案例中,只有一个案例在某一阶段存在有效制衡,其他三个案例都是在讨论制衡不足的情形,但又没有明确说明如此选取案例的依据,因此很难说其中三个制衡不足的案例不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符合理论预期的案例,而在某一阶段存在有效制衡的案例只是陪衬。

   (三)案例涵盖的时空维度偏小

   一般来说,任何强有力的理论都应该追求尽可能大的时空维度上的普遍价值以解释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从而使其结论具有普遍意义。但在进行假设检验时,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所使用的历史案例涵盖的历史时期往往过于狭窄,作为证据的历史事实大多集中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因此据此得出的结论缺少宏大时空维度上的普遍意义。

   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所使用的历史案例主要聚焦于一战和二战前后这一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没有把历史上其他区域性国际体系如东亚国际体系中国家的国际行为纳入研究范围,也没有对冷战后时期的国家行为进行研究,因而其研究视野较为狭窄,所得结论仅仅是地方性或偶然性的历史经验,不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削弱了其理论价值。

   在对假设进行检验时,即使扩大案例的时间维度,所得结论也未必可靠。原因在于,即使在间隔较长的某一历史时期用两个案例验证了假设,也还是不能保证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间阶段因变量依然保持相同的取值。实际上,截取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或数个案例检验假设,显然是借鉴了数学上的函数连续性概念。以两个案例为端点的较长的历史时期相当于数学上的一个函数区间,相隔较为久远的两个历史案例发生的时期就相当于区间的两个端点,通过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案例验证了假设,即断定在相当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因变量保持不变。但在数学上,即使在某个区间的两端函数是连续的,也不排除在整个区间内函数存在跳跃性间断点的可能性,那么此函数即非此区间内的连续函数。例如,在《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一文中,作者以西汉和北宋两个朝代的战略文化作为案例来检验假设,验证“镜子思维”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的战略操作。在这里,研究人员验证假设的思路是,既然相隔久远的两个时期中国战略文化保持不变,那么在这两个朝代之间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战略文化必然会保持不变,从而验证了假设。客观事实是,在西汉和北宋之间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战略文化确实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但是,研究人员检验假设的逻辑思路是危险的,即使在一个长时期的两个时间端点中国的战略文化保持不变,也没有理由得出在整个长时期内中国战略文化保持不变的结论。虽然研究假设通过了案例检验,但靠的不是检验方法的逻辑力量,而不过是一种幸运与巧合。如果在西汉和北宋之间的某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战略文化发生了变化,假设就不再成立。

  

   三、实验法和统计法的局限性

  

   科学方法也以实验法研究国际关系,虽然这种方法的可靠性高于单纯的逻辑方法,但这种方法存在变量控制困难的缺陷。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变量控制较为容易,增加或减少变量或控制变量的变化就可推断特定变量的作用。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能运用增加或减少变量的方式观察特定变量的作用,因为案例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都在变化,不可能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研究那样把实验所需要的因素进行复制。由于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人工控制的方式搜集、分析案例并严格地检验假说,所以以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所得结论的可靠性必然不高。事实上,在很多社会科学理论中,由于其预测结果没有重复出现的可能性,而且也无法进行反复的受控实验,致使科学方法的运用带有很大的先天局限性。因此,由于学科性质的差异,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也只能从形式上而很难从实质上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统计分析方法也是科学方法的常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可以对国际关系中的某类具体事件或事实进行分析和检验,这种方法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对于更加准确地描述和分析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是变量赋值的主观性。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需要对国际事件进行赋值进而对国际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但对于赋值的依据却不加说明,赋值的主观性很强,这就不可避免地对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带来负面影响。将主观性赋值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用以分析国际关系,即使所得结论正确,也很难说不是一种巧合。

   二是国际关系中的有些数据难以进行量化,有的数据则根本不能量化,这就给研究的可操作性带来了困难。如在综合国力衡量的克莱因方程中,国家的战略目标、国民意志和政府素质等无形要素就难以采取统一、客观的标准进行量化,只能采取专家赋值的方法进行评价,但这种赋值方法显然会受到相关专家个人主观偏好甚至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综合国力衡量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其实,如何对国际关系中的精神要素进行量化,迄今没有重大突破,这也说明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统计方法的运用带有先天局限性。三是因果机制不明确。统计法在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缺少清晰的因果机制分析,因此很难断定研究结论和统计分析之间究竟是因果关系亦或仅是相关关系。

  

   四、证伪方法不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

  

   作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动,波普尔认为“证伪”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证伪”而非“证实”才是区分理论科学性与否的标准。科学方法把自然科学哲学领域发展起来的证伪方法移植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与自然科学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证伪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

在对国际关系进行因果解释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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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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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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