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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北大岁月琐忆

更新时间:2020-11-23 08:48:49
作者: 袁行霈 (进入专栏)  
似乎是在头顶上滑动,这景象使我惊异不已。

   等我们回到北大,正赶上北大搞起了“社教”运动,随后又是文革,我被说成是“白专典型”,据会上揭发,我的情况曾由北大上报到北京市。系领导重用“白专典型”,便成了一条罪状。好在我只是用来说事儿的,不是打击对象。但心里很好笑,领导何尝重用我了?我多次下矿下厂下乡劳动,努力向劳动人民学习,怎么能说我白呢?我学识浅薄,说我专岂不是过于抬举我吗?我既不是走资派,说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吧又不够格,当然更不可能成为造反派,便逍遥起来。趁此机会读了一些跟政治毫不沾边的书,如《山海经》之类,文革结束后我发表的《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1969年秋,北大的大部分老师都下放江西新建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中文系的军宣队宣布下放名单时,我正住院,遂向领导说明情况,那位领导很痛快地回答:“你先治病、病好了再去。”我为了表示自己属于下放的那一队人,绝不赖在北京,便托沈天佑老师将行李带走。有一段时间,我主动跟学生到机械制造厂劳动,干的是刮研工,据说是最累的工种。同时,我百般求医,病仍未痊愈。第二年春便豁出去了,毅然奔赴鲤鱼洲干校。原来鲤鱼洲濒临鄱阳湖,硬是围湖造田,造出一座劳改农场,劳改农场迁走后,我们的干校就建在农场的旧址上。这里是血吸虫疫区,大家不免有几分担心。但我想鄱阳湖对岸就是陶渊明当县令的彭泽县,他一个贵族出身的人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值得敬佩。我到鲤鱼洲正可以体验他的生活,也就释然了。在鲤鱼洲根本接触不到农民,还是这帮“臭老九”在一起,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当时流传着“劳动省心论”,对于我这样的逍遥派确实省心。早饭后排队,这一天干什么活儿,自有排长分配,根本用不着操心。晚上开会既不会当作“5.16分子”(造反派中的一部分)挨斗,也不用发言斗别人,在大草棚的角落里一坐,尽可以打我的盹。工宣队宣布,你们要当鲤鱼洲的老祖宗,别想回北大了。我也无所谓,当陶渊明就是了。

   尽管如此,值得回忆的事还是不少,在这里只写几件。鲤鱼洲本是湖底,一下雨地上很滑,许多五七战士常常跌跤,而我竟然没跌过一次。有一回挑着秧苗走在小渠的岸上,忽然担子一头的绳子断了,我失去平衡将要跌倒,便纵身跳到对岸,秧苗落入水中,而我稳稳地站住了。我很为自己的矫捷和坚定而自豪。还有一次,我正在插秧,横着插,一排六株,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秧苗均以60度立在田里,一束一束的,不能披头散发。人则倒退着,在泥里走出两道直直的痕迹。我觉得这活儿挺有意思,看到自己所插之处,秧苗整齐地排列着,颇有美感。这时听到班长大喊一声:“袁行霈可惜身体不好,要不然一定是插秧的好手!”我从小受过不少表扬,但这句话最使我高兴也最使我难忘。另一件难忘的事是1970年春,我和一些人乘敞篷卡车到井冈山修铁路,鲤鱼洲没有道路通向外边,车子只能走在鄱阳湖的大堤上。雨后堤上泥泞不堪,车轮子根本就不转,只是费力地滑行,一上午才滑出几里地。午饭后从队部叫来一辆拖拉机在前面拉,没想到拉出去不远就是一道斜坡,向前的拉力和向下的滑力合起来,把整辆汽车翻到堤下,四个轮子朝天。我们也都被摔了下去,或压在车下,当场死了两人,还有一些受伤的,而我竟毫发无损。摔死的那位同事恰好是打前站的,他先去井冈山联系好,然后回来接我们。命运竟是如此捉弄人吗!幸亏汽车是向湖的外侧翻,如果向另一侧翻向湖中,我们岂不都化为鱼鳖了吗?生死原只有一线之隔!我从此似乎将生死觑破了。那年我34岁。

   有一天晚上雷电交加,暴雨像水柱般泼下来。我们都躲在所住的大草棚里。忽然有人高喊墙快倒了,只见朝北的一面土墙向里倾斜,我们几个人便用手顶住那面墙,等那墙立稳才散开。这时,我望外看了一眼,只见鄱阳湖上的闪电竟然跟平时所见不同,闪电本是自上而下或稍有斜度,湖上的闪电竟然是横向的,好像人的心电图,把天空横着切成两段。这一奇观使我叹为观止,大自然竟是如此神奇难测,人在大自然面前是何等渺小啊!

  

   二

   我这八十年,以四十岁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翻车那次可谓是跌入了我人生的最低谷。

   四十岁正是文革结束的那年,听到清除“四人帮”的消息,我从北大朗润园家中走到天安门参加游行,并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通知,大家自发地涌到那里表达自己的感情。那汹涌的人流仿佛是一条不尽的大河,让我想起李白的两句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一条宽阔的道路展现在眼前。因为四十岁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所以我的心态至今还定格在那年,常常觉得自己还是中年教师。

   的确,四十以后我开始了新的人生,从此再没有人批判我“白专”。1978年发表了《横通与纵通》一文,代表我学术的自觉。1979年发表了《山海经初探》和《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还到昆明参加了中国古代文论第一次研讨会,发表了《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古代文艺理论》,从此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参加会议的有吴组缃、钱仲联、程千帆、杨明照、马茂元、王达津等老先生,都是刚刚解放的学术权威,会议的气氛自由轻松舒畅。会前我曾到导师林庚先生家,将自己准备提交的论文读给他听,得到首肯。又到吴组先生家读给他听,论文颇长,他并无厌烦的表示,相反地,有几处赢得他的称赞,每到他满意的地方辄拍一下大腿说:“好,写得好!”这让我想起他曾向我讲过的事,老舍有时把自己的文章读给他听,读到得意处,便拍一下大腿说:“这一笔除了我老舍谁写得出来!”这则趣闻置之于《世说新语》毫不逊色。

   顺便说说,1979年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年,那年我在当了二十二年助教之后晋升讲师;那年我从三家合住的一个单元房中搬到蔚秀园,两室一厅;那年我在中文系跟吴组缃先生各开了一门专题课,那是文革后中文系最早的两门专题课,我的课就是“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后来整理成为一本书出版。第二年1980年,我晋升副教授。

   1982年春中文系本来准备派我到荷兰莱顿汉学院访问研究,我加紧复习英语。后来改派往东京大学任教,我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个到东大任教的。我的职务是“外国人教师”,这本是二战后不久,由当时东大的系主任仓石武四郎教授设立的,所请的第一位教师是冰心女士。这样说来我便是她的后任了,东大的同事提起这情况,我深感荣幸。

   东大为我安排的宿舍在西片的West Wood公寓,听说房东是东大英语系的教授,我猜想他大概是姓西木吧。宿舍离东大正门不到十分钟路程,步行去学校上课很方便。西片属于上手町,是豪华住宅区,一栋栋小楼房,各有自己的风格。我住的公寓则比较简陋,一进门是厨房和餐厅,向里隔一扇拉门是客厅,再向里进一道拉门便是卧室兼书房。本来是日式的榻榻米地面,东大特地为我安置了一张床。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在那一年间我要教大学院、文学部、教养学部共五门课程,主要是在大学院面向研究生讲“陶渊明研究”。那时的学生现在不少人成了教授。中文系主任伊藤漱平教授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老派学者,著名的红学家,也会写汉诗,并擅长书法。他亲自到机场接我,举着一张相当大的纸,上面写着“欢迎袁行霈先生”。在这一年里我们一起切磋学问,吟诗唱和,挥毫写字,探访名胜,消除了我不少的乡愁。他曾邀请我到名古屋附近一座小镇上他父亲家里做客,他的父母以极其隆重的日本礼节迎接我,跪在门口的榻榻米上表示欢迎,我不知所措。伊藤教授安排我在老人的书房里住了一宿,并请我在他父亲的册页上题字。值得纪念的还有东京大学、日本大学、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和爱知大学的六位教授跟我组成了读词会,每月一次研读宋词。因为第一次是6月,读的第一首词是六一居士欧阳修的《蝶恋花》,他们又谦虚地说是六名学生一名老师,所以称为“六一读词会”。这逼着我开始研究唐宋词。我不会日语,一个人住在东京,感到很寂寞,只能常去神保町,那里有许多书店。有时门外的小街上传来叫卖石烧白薯的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婉转中带着苍老,卖者是一个老汉。有时附近后乐园的野球(棒球)场上传来拉拉队的喊声,那三、三、七的节奏,使我想起中国七言诗的格律,原来这节奏是人呼喊时自然形成的,是人呼吸最舒服的节奏。

   一年后我回到北大,便给研究生开了“唐宋词研究”课,并发表了几篇词学的论文。爱知大学的中岛敏夫教授又两次请我去他的大学做集中讲义,我的那本《中国文学概论》就是根据讲稿写成的。

   1984年我被特批为教授,本来教育部门认为前几年教授评滥了,便派人到北大调查,结果不但不滥反而是有些人该上没上,于是便组织全国最有权威性的老教授在北京进行评审,称为特批,各学科都有,全国中文系共评上七人,北大占了三名,我忝居其一,还有严家炎和金开诚两位。这是王瑶先生会后私下透露给我的小道消息,跟他一起的中文学科的评委还有王力、程千帆、王季思等几位。那年我48岁。当时有人传说我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恐怕未必。

   陶渊明是我自幼就喜爱的作家,1992年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先生约我为陶集作注,我在东京大学期间完成了大半,可是当我以读者的身份阅读这份书稿时,竟完全失望了,因为缺乏新意。于是从版本调查入手从新做起,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和《陶渊明影像》三本书,总算对得起这位素心之交的朋友了。

   从东京回来后的前十年,我在教学上花的时间比较多,先后为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开设了“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等六门专题研究课,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指导了商伟、王能宪、马自力等多名研究生,现在他们都已成为著名的学者。商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王能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常务副院长,马自力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院长。可惜的是孟二冬教授当了北大教授后因劳累过度英年早逝,但受到政府表彰,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此外我还指导了几名外国的进修生,1989年我过生日时,柯马丁、柯嘉豪、小野桂子三人分别用德文、英文、日文翻译了我的一篇文章《诗与禅》,打印出来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这是我十分珍贵的收藏。现在柯马丁和柯嘉豪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讲座教授,小野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不过严格说来,前两位都不是我名下的访问学者,他们没有正式的导师,是常常到我家请教的朋友。

我人生中关键的年份还有1992年和2009年。1992年1月6日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校领导任命我为主任,香港的南怀瑾先生赞助了第一批经费,我们创办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还资助了文、史、哲、考古的老师们许多研究项目。半年后,1992年7月我应邀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在新加坡一年间,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如系主任林徐典教授、后来继任系主任的陈荣照教授,同样担任客座教授的罗郁正教授等。罗教授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我年长许多,他热心好客,开朗幽默,我们相处很愉快。说起来真有缘分,大概是1978年,他曾来北大访问,想见历史系邓广铭教授,因为他们是研究辛弃疾的同道。也许是邓先生提议、我陪侍左右,早已跟罗教授见过面的,在新加坡国大重聚,彼此都还记得那段往事。还有王国璎教授,她跟我早已通过书信,据她说,当她的《中国山水诗研究》出版后,询问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梅祖麟教授,应当寄给大陆的哪位学者,梅教授让她寄给我,我们就是这样成为朋友的。我之所以去新加坡国大任教,因为前一年那里召开“国际汉学大会”,主题是“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从中国大陆去的还有任继愈先生,他在北京没赶上飞机,所以第一天的主旨报告是由我代读的。据说我在大会上发言时“台风好”,所以第二年新加坡国大便邀请我担任客座教授。王国璎的丈夫是元史专家萧启庆,父亲是我敬仰的王叔岷先生,他本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的得意门生,后来任教于中国台湾大学,曾在新加坡国大任中文系主任。他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对陶渊明的研究是我十分敬佩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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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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