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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永琪: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

更新时间:2020-11-19 09:16:48
作者: 尚永琪  
与乌孙马有密切血缘关系的现代品种就是伊犁马。乌孙马的输入,源于张骞的第二次出使西域。元狩四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在于联络乌孙国,夹击匈奴,但无功而返。不过乌孙王在张骞临行之际,赠送了数十匹乌孙骏马作为礼物,36这是文献记载中乌孙马第一次被引入中原,开启了乌孙马进入中原的先河。

   乌孙马的大批引进始于此后不久乌孙与汉朝的和亲。乌孙派使者求婚,聘礼中包括1000匹乌孙马。37这1000匹乌孙马的输入,已经足以作为种马来改良或优化本土马的种群。它同秦马、代马一起,成为中原马匹演化与改良的种群源头。而公元前104年,西汉大将李广利远征大宛贰师城,3万多军队出征,不足3000人活下来,然而却从贰师城获得3000匹大宛“天马”。38这3000匹马输入中原,使大宛汗血宝马成为汉马的引入型种源,39不但对西汉帝国的国马改良有重要的价值,而且深刻影响了汉唐时期国马谱系的改良和演化。

   据育马专家王铁权先生研究,在大宛汗血宝马引入中国之前,国马谱系的主干为蒙古马系统,体高130厘米左右。大宛马体高可达150厘米,外形漂亮、奔驰速度快,是远远优于蒙古马的名贵马种。从汉匈之战之前对秦马、代马的大规模选种培育,到引进乌孙马、大宛马等西域种群,使得汉代的国马谱系无论从种源的多样性,还是选育技术的精细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40出现了大批体形优美的良马——汉马。41我们在汉画像石及武威雷台铜奔马等各类两汉美术作品中,都能见到这种明显不同于蒙古马体形外貌的优良马种。42

   汉代国家马政的发展与国马谱系的改进,从其细致的边关马匹管理制度,到马援的《铜马相法》,43以至发展到北魏《齐民要术》中所收集整理的《相马经》等文献,44都深刻影响到后代王朝的马政与国力建设。唐人在评价汉王朝的文治武功时说:“汉武帝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殚匮之甚,实百当今。”45这个评价虽然是对汉武帝的一个负面定性,但是由此可见“厩马”之数量,在唐人的认知中,仍然是汉武帝时代西汉帝国强盛的经典性标志。

   正是由于西汉王朝大规模培育繁殖汉马的国家实践,中国古代规范的马政制度和优良的国马资源谱系才得以建立。由此,保证了汉王朝有能力以相当快的“速度”,在超大疆域内传递统治信息、输送治理力量,使得朝廷、地方、边疆、属国、四夷不同层级之间的政令行使、行动协调、诉求传达、矛盾消弭,达到了一个适恰的状态——这是汉代马政制度与国马资源建设之于国家管理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也是“汉”作为国号和民族文化象征符号得以形成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之一。

  

   二、唐代国马资源谱系优化的地理与技术背景

   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46这一点在其马政制度及国马资源发展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唐王朝的疆域不但延伸到漠南和漠北,其对西域地区的制度化管理也更为有力。宽阔丰沛的蒙古草原、天山草原、祁连山草原和不断输入的西域马种,为保证国家的移动管理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国马资源保障,古人有“秦汉以来,唐马最盛”47的评价。现代育马专家也认为,我们在唐三彩等唐代文物造型中见到的那些神采奕奕的高头大马就是“唐马”——这是一种体型较重、四肢细强的重型乘用马,是适应于驮乘身穿重型盔甲的唐代骑兵而培育出的国马新品种。48

   画像石中的汉马形象是以龙颈上扬、体型细长的中亚大宛天马为形象塑造的,骏马口阔唇张、嘶鸣奋蹄的形象,极具奔腾飞扬的动感;49而北朝以来的鞍马或重装甲马即所谓“具装甲骑”,则以沉稳厚重、肥美丰腴为主要特征。在艺术表现中的这种差别,正是汉马与唐马的种群差别在艺术创作上的真实表达。50

   唐马是在汉马的基础上历经骑兵战争的洗礼而产生的。晋隋之际,匈奴、鲜卑等部族先后入主中原地区,五胡十六国及北朝诸王之间强大的骑兵对抗,催生了对重装甲马的大量使用。这种残酷厮杀激起的军备竞争实践经验,51体现在北朝时期的育马理念中,就是以健壮结实、负重能力强的重型战马为主流标准。这种育马理念,显然也是建立隋唐王朝的关陇集团所欣赏和秉持的,唐人对名马的要求和描写是“骨大丛粗,鬣高意阔。眼如悬镜,头若侧砖”,52因而“技艺绝伦,筋骨合度”的突厥马才能成为唐人最中意的作战用马,对其有“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 53的高度赞美。

   唐代的军马,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马匹养育史上的高峰。这个时期不但是以大宛马为代表的中亚骏马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的时期,也是一个以蒙古马类型为主的华夏马与突厥马、中亚马杂交融合的时期。唐马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一种育马技术与国力的积累达到巅峰的标志。根据文献统计,唐初战马的核心种群是突厥马2000匹、隋马3000匹;贞观之后的40年间,官马群总数达706000匹;天宝以后,唐代战马种群庞大,仅天宝十三年(754)的统计数字就达到325700匹,54“秦汉以来,唐为最多”。其中原因,明代的育马专家认为乃是“息耗虽因时,而尤在牧养得其法欤”,55这就指出了唐马之所以为盛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牧养得其法”,表明唐代的马匹养育技术已经达到古代社会的一个巅峰,其背后所蕴含的是自汉代以来就不断积累的国马培育技术的改进与实践知识的积累。

   优良的马种既是一种具有非常典型的地理性质的自然资源,又是一种严重依赖于人工选择、培育与养护的技术性资源。唐马之所以达到中国中古社会的一个巅峰,就是这两个条件的完美结合。

   第一,地理条件方面最关键的要素是,自汉代以来,上层统治者就认识到了“胡苑之利”的重要性,牢牢地控制住优良马匹的主要产地,为国家提供大量的骏马。

   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中国古代马与17个现代种群的遗传距离自东向西增加,56这个结果正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说明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秦马、代马、突厥马是其古代东亚种群的主体后代,也是汉唐时代国力强盛、文明远播的重要运动载体和育种之本。这三种马的生长地,正处于欧亚大草原的丝路线上,处在以马的“中亚策源地”57种群东向而来的生长点上。历史时期自西向东而来的西亚、中亚马种的输入,不断地为东亚马输入新的品种改良基因,这也正是秦马、代马和突厥马在历史上保持其作为优良战马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58

   汉马与唐马的培育,正是与这一地域密切相关。在这个事关国马生长与培育的特定地理点问题上,历代谋士有着深刻的认识。苏秦游说诸国,对秦惠王的说辞是:“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59在苏秦看来,秦地之北的代马,乃是秦国可以一统天下的重要战略要素。无独有偶,继秦而起的汉代政治家刘敬、张良也持同样的远见,当山东诸大臣都劝刘邦建都洛阳时,他二人则建议“都关中”,其理由是:“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60所谓“北有胡苑之利”,按北魏政治家崔浩的说法,那就是北地、上郡这些关中之北的汉代边疆“外接胡地,马生于胡,故云胡苑之利”。 61很显然,在古代政治家看来,马匹是建立和管理庞大国家所需要的重要战略要素,其养成与培育深受特定地理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以燕代、秦陇为代表的地域一旦不在中原王朝控制之下,不但优良军马的培育失去了重要的安全基地,也很难从北部草原部族获得外来马种作为补充,国家实力就不可能在北部边疆得到伸张。

   唐马之所以达到了中国中古时期马匹培育的一个巅峰,与掌控突厥马这个“胡苑之利”相关联的北边地理带息息相关。安史之乱后,陇右、河西陷于吐蕃,唐朝的监牧马场自此由于失去优良牧地而一落千丈,及至中唐以后,与回鹘的绢马贸易给唐王朝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后代之宋、明诸王朝正是在牧场上受到极大限制,欧阳修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唐世牧地,皆与马性相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皆唐养马之地也”。62可惜的是,宋代这些地区“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 ,63已不可复得。王夫之梳理隋唐以来国家养国马的措施,指出宋代“举汉唐之故苑置之于蔓草田畴之中,而强赋之民以保马”,结果是宋军“视金、元,如鼠之遇狸,诚不敌也”。明代将养战马之事散布于黎民农家,“使民牧而责其驹”,然而“家无三尺之驹而岁贡孳生之马”,再加上“刷马、印马之繁,折价之苦,计户坐征,加赋外之赋,而民弊极矣。其为国患也,民贫而诡,则以驽羸之马应官,既不堪用,莫能整饬”。造成的后果则是“边警以来,人持短兵以当万骑之冲突,责之以不败,必不可得已”。所以他认为,应该继承汉唐国家之养马传统,“牧苑之法行,国马取给于牧地,而通其法以广公私之畜”。64应该说,王夫之抓住了国马培育的要害所在,汉唐之所以能管理超大的疆域,大量战马、驿马的养育是其行政、军事良好运转的前提。

   此外,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往往会忽略连续而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带对战马培育的重要性,而习惯性地将战马等同于牛、负重马或驾车马,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培养军事骑乘用马之“三五日一次调习”“骑习驰骤”65等草原驰骋训练,都是农业性养马所忽略和没有场地完成的关键细节。正如丹尼斯·塞诺曾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国家虽然意识到了马匹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草场和相关的技术,使得军马的养殖与改良不能取得军事所需的进步,其国家军事实力就无法得以加强。66所以,“马生于胡”67的重要性之所以被西周以来的汉唐政治家、军事家所强调,就在于优良的马匹首先是具有高度地理条件限制的自然资源。

   汉代边关马匹的主要来源,事实上也正是来自秦陇地理带,如悬泉置的传马补充,主要就是来自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农牧交界地带,如其中一次性就从天水郡、安定郡调拨给敦煌郡614匹马。68而唐代的国家养马场,主要设在此河陇之地、岐陇之间,所谓“国马四十万匹,皆牧河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西……岐陇间善水草及膏腴田,皆属七马坊”。69因此,在具有“胡苑之利”的汉唐北部边疆地带,岐山陇原及其与之相连的河西走廊地区更是重要位置,它不仅是汉唐国家骏马的主要培育之地,更是在军事上隔断北部草原部族南侵、文化上源源不断接受西亚中亚直至欧洲地区文明因素的通道。

   岐山陇原之间,是西周王朝的核心地域、大秦国家的崛起之地、两汉王朝的统治中心、隋唐关陇集团的血脉所在,将他们关联在一起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该地的骏马——在冷兵器时代最具决定性的动力资源。根据目前发现的匈奴墓葬,可以将整个北部草原划分为中心区、边疆区和互动区,70出产代马的北地、上郡等地域处于农牧力量互动区的最前沿地带,是胡汉军事交锋地域,从地缘上显然不利于中原王朝国家安全养马。而岐山陇原之间则不但是汉唐国家军事腹心之地,而且是一个具有发动机特征的交接性地理地带,中原农业生产资源与儒家文化传统、漠北胡马利箭与尚武风气、渡过西极流沙而来的西亚中亚物种与异域风尚,在这里交汇融合,成为一个绝佳的既有本土资源又不乏外来资源的生长之地。71所以,前贤曾断言,大唐与突厥、吐蕃争夺这一地区,实质上就是在争夺宜牧之地。72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伟业。”73此即所谓“唐室多胡气”,正是以“胡苑之利”“胡马”为战略要素依托的大国气象。

   第二,唐代的马匹培育知识更为成熟务实。汉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完备的国家马牧体系与养护技术,经过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等胡族国家的战争考验与历练,披沙沥金,在唐代达到了一个总结性的巅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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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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