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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仕刚 张继焦: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困境和发展新方向

更新时间:2020-11-17 21:55:53
作者: 刘仕刚   张继焦  
如果转向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相关问题,必然会涉及一个知识结构转换的问题。很多做人类学传统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某个领域耕耘一二十年的学者而言,要想改变原有的知识结构,尝试建立新的知识结构是有难度的。有些学者可能会转变不了,但是,人类学者不了解现代经济是不行的。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都是前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也就是波兰尼所说的互惠经济,而不包括现代复杂社会的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19]对现代经济,因为太复杂,人类学知识无法分析,而且,人类学者也自恃清高,不愿去讲市场经济的话题。中国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如果人类学者不具备经济方面的知识,怎么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怎么去理解和参与国家建设?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国内人类学目前还处于生存阶段,转变知识结构对学者来说风险很大,所以大部分的学者可能还是会选择依附一些学科来维持现状,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会领头做一些现代社会研究,以寻求学科突破。比如,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正在开展互联网研究[20];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部分老师带着研究生一起做东莞工厂研究,还有的做广州、佛山等地区的社区现代转型研究等等,比如,杨小柳提出了“都市民族志”[21]。景军通过对“泰坦尼克定律”的阐述来讨论当代中国艾滋病问题和其他公共健康问题[22]。赵旭东和刘谦都在做微信民族志的研究17,赵旭东还在从事文化转型的研究18,张继焦从事的企业人类学研究19等等。所以说,我们这个学科并不是完全没有做现代社会的研究。

   因此,人类学要变成一门现代科学、显学,要成为一门能够解释好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科学,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人类学研究现代社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地把我们的学科变成一个现代学科。

   (二)国家层面: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类学今后发展的方向除了从社会层面上通过研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实现本学科的现代化之外,还应该紧随国家政策导向,从国家层面上来开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议题研究,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努力使本学科在新时代成为一门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显学,比如开展“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自百余年前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20这一概念以来,有关中华民族的研究便一直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期间成果不断,但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20世纪80年末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该理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部多民族兼收并蓄、多元交融的自在发展历史。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呢?

   对此,王延中提出了一些关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考和建议。他认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自觉,建设新时代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23]这就从理论层面为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另外,麻国庆从实践层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多层体系,需要关注其多层性。要理解民族共同体,就必须将民族社会置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在民族与社会互动关系过程中做实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体系。[24]

   此外,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这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中国人类学走向海外,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通过这一系列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向世界宣示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少数外国学者和政治家所指责的“地缘战略”工具、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过剩产能倾销”等无稽论调,而是要为人类的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方案。何星亮从两个方面撰文对此展开论述,即一方面根据外国著名学者的研究说明古代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根据自己2018年4月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调研资料和中亚各国的中文报刊资料,探讨“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系,并批驳有关政治家和学者的谬论。[25]

   另外,在探讨如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乌小花等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不仅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当今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具体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推进,即经济走廊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认同建设、地区安全建设、责任互信建设、绿色可持续建设。[26]

   从上述几位代表性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类学今后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要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家建设乃至世界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从“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系列概念的变化体现出的是一种从文化自在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的转变历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人类学也要不断增强本学科的自信。当然,这种学科自信来源于对新的研究热点,新的研究方向的正确把握。

  

   六、结语

  

   目前,中国人类学正处于由生存阶段向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中国人类学面临着“依附式发展”的困境,那么,没有大师引领的中国人类学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我们认为中国人类学要想走出“依附式发展”的困境,需要好好追溯和反思一下人类学这门学科本质或者说精髓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前辈许多学者们比如默多克、乔健、费孝通、李亦园等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就是要重新回到人类学研究所重视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上来。只有采用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不断提高中国人类学研究者的综合素养,加强中国人类学的团队建设,积极探索“中国学派之路”,中国人类学才能适应现代社会,才能解释中国当下社会,成为一门研究当代社会的显学,从而避免中国人类学学科再次被边缘化的危机。

   但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不能只是走出困境,还要有学科抱负,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尤其是中青年学者们要积极探索中国人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从社会层面上,要努力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能够研究和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问题的一门显学,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地把我们的学科变成一个现代学科;从国家层面上,我们要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国家发展乃至世界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这才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最为本质的内涵。

   注释

   1参阅张继焦主编.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探讨[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张继焦.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J].创新,2015(02):27-36;张继焦,刘仕刚.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几点思考[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6(01):1-5;张继焦,宋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现代化转型:直面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7(04):37-44;张继焦,杨林.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五轮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7(05):87-94。

   2.中国民族学学会2019年年会的主题为“新中国民族学七十年与民族学中国学派之路”,于2019年10月12-13日在北京举行,承办单位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全国各地有近200名代表参加。

   3.有关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世代的划分,最常见的是大致以每10年为一个世代,比如第一代学者多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头几年出生的学者如蔡元培、吴文藻等,而第六代学者多是1960年之后出生的,具体划分可参见:张继焦.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比较分析:后现代主义,还是制度主义[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5):31-36。

   4.这三者并非是前后相继的关系,而是并列的关系,都是围绕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所作出的思考及努力。本文将“乔健式认识”放在最前面主要是为了呼应乔健所提出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5.参阅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1):15-20;徐杰舜.中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代前言[J].载于荣仕星,徐杰舜.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M].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4-12。

   6.参阅乔健主编.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C].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化[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1年。

   7.参见Bronislaw Malinowski: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

   8.参见Radcliffe Brown: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Routledge&Kegan Paul Ltd,1979.

   9.参见Claude Levi Strauss:Structural Anthropology,Vol.1,New York:Basic Books,1963.

   10.参见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

   11.默多克(George P.Murdock)指导的“跨文化调查”,始于20世纪30年代,1949年形成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这个以缩微胶片储存的数据库落户于美国耶鲁大学,包含了世界范围内350个社群的民族志资料的全部文本。

   12.此为2015年5月16日至20日,赵树冈在吉首大学举办的杨庭硕“相际经营原理”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13.限于篇幅,除了杨庭硕提出的“相际经营原理”之外,国内还有许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们已经做了大量跨学科综合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具有解释力的本土理论,本文在此不再详述。

   14.到目前为止,张继焦及其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系列老字号研究论文和出版了5本老字号绿皮书:张继焦,丁惠敏,黄忠彩.老字号蓝皮书——中国“老字号”企业发展报告No.1(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张继焦,刘卫华.老字号绿皮书——老字号企业案例及发展报告No.2(2013-201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张继焦,刘卫华.老字号绿皮书:“老字号”企业案例及发展研究报告No.3(2015-2016)[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年;张继焦,刘卫华.老字号绿皮书:“老字号”企业案例及发展研究报告(2016-2017)[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年;张继焦,刘卫华.老字号绿皮书:“老字号”企业案例及发展研究报告No.5(2017-2018)[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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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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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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