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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积明 何威亚:日本与大冶铁矿“煤铁互易”史事考论

更新时间:2020-11-16 08:47:20
作者: 周积明   何威亚  
原预算专由本国赤谷、釜山各处铁矿采取。但其后,记得似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忽有从中国大冶采购铁矿之议。”“现充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先生,当时是驻上海总领事,彼在职中,闻盛宣怀担心中国铁矿缺乏煤焦,愿从日本获得,即将此项事况,详细报告。”19

   任何历史事件真相都是客观的,但是参与事件的各个主体对事件经过的表述往往是不一样的,甚至是不同的。在关于“煤铁互易”事件的表述中,中日双方皆以对方为主动方,己方为同意方,其间各有意味。对张之洞与盛宣怀来说,日方提出,己方接受,意味着己方不负主要责任,在戊戌政变后“宫中久憾英、日之庇康、梁诸人,未有所泄”的氛围中,这种叙述特别重要。郑孝胥曾建议张之洞:“如遇英、日交涉,愿帅慎之,似未宜自我发议,致触所忌,以售嫉者之计。”20以日方为“煤铁互易”的提出者,就避免了“自我发议,致触所忌”之嫌。而且,盛宣怀所说“其国近设制铁所,颇艳鄂中铁石”,虽也与事实相符,但其用语,颇能迎合帝国时代“天朝无所不有”,外夷仰视艳羡的文化心理。对于日方来说,清国提出,己方同意,则带有居高临下的施惠意味,在以后的相关谈判中能占据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

   其实,日冶之间的“煤铁互易”最早提出者不是伊藤博文,也不是张之洞、盛宣怀,而是日本煤商。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日(1896年5月14日),盛宣怀正式接手汉阳铁厂后,即全力解决焦炭问题。为此,从英国、安南、日本购入焦炭。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1896年7月10日),郑观应在给盛宣怀的信函附件《铁厂筹备事宜十八条》中说:“日本寄来二号焦炭样每吨价八两五钱者,化验含磺一分六七,磷零零一四,灰十四分,尚属磺轻可用,惟质松,尚非上品。”14又在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致盛宣怀的函中说:“顷承谕日本人松田一事,虽系本厂生机,尚不知日本有良焦否?前来之焦多是质松而磺重,必须先嘱渠寄样来一验。如果事成,则大冶各事又当推广矣。”14可见此时汉阳铁厂已经在和日商松田等进行焦炭生意。惟郑观应一方面认为:“能买其焦炭最妙”14,并视之为“本厂生机”;另一面强调:“恐倭人不重信义,大批到时与原样不能符合。”14“倭人从无信义,我辈与其交易,颇事事订明,以免后论。”14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1897年7月14日)张之洞致电盛宣怀:“寒电悉。煤不敷用,焦急之至……日本煤行前议以彼焦炭换我矿石,似甚合宜,已定议否?并速示。”21“东洋焦炭最为要著长策”。21六月十九日(7月18日)张之洞再次致电盛宣怀:“东洋商人以煤易矿之议已定否?甚为悬念,祈详示。”21据此,早在伊藤博文之前,日本煤行已经提出“以煤易矿”的建议,并得到张之洞、盛宣怀的积极回应。这一信息在汉冶萍日文档案中得到印证。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一日(1897年6月30日),上海领事小田切在武昌与盛宣怀会晤,会晤后,他致电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报告说:“原来关于其所需骸碳问题,已经有很多本邦人与盛接触,其中盛向下官询问了大阪舍密工业公司的基础、信用等。近日大阪舍密工业公司的代表松田与盛见面,就所需骸碳的品质及价格进行了谈话。松田向下官言,虽然盛对于大阪舍密公司的基础信用等有疑虑,但铁政局现在有两个熔铁炉,若两个都投入使用每天需用两千吨乃至三千吨的骸碳,目前其所用骸碳靠开采之量仅够一个熔炉使用。其言日本产骸碳品质优良,价格适合,该局所用骸碳皆欲仰日本。下官知道大阪舍密工业公司资本金为四十五万日元,股东确由殷富之人组成,但对其信用及资本尚存疑虑,望请详细调查报告。若该公司代表为投机者,无论是铁道还是其他工事的兴办都会落人口实,中饱私囊,当局者若轻信此辈之言,让此辈兴办事业不免影响我国真正工业者的信用,若铁政局购入巨额物品的情况下,作出充分的调查再回答盛之问题为宜。眼下盛办理铁路一切事宜,与汉阳铁政局、招商局、电报局等也有直接的关系,正处于如日中天之地步,若失其欢心恐有不妥,且其现在地位稳固,若下官向其表示诚恳之意,将来对于我工业者也较为有益,因此烦请详细调查大阪舍密工业之相关事。”22根据小田切的要求,外务省通商局局长于七月九日向大阪知事发出函电请调查大阪舍密工业公司,二十四日得到“该公司符合资格”的回复。此后小田切与通商局长、大阪知事之间就该公司提供汉阳铁政局所需骸碳一事进行了多次商议。大阪府知事派遣骸碳商代表到中国与盛宣怀交涉。大冶方面也将钢铁样本送往日本,“经过当局者验查再判断”。

   这些档案材料和张之洞致盛宣怀电报显示,最初和张之洞、盛宣怀接触的是大阪舍密工业公司,该公司的代表松田曾经与盛宣怀有直接商洽。或许是因为郑观应曾一再对日商信用问题提出质疑,盛在与小田切洽谈的过程中,表达了对该公司的基础、信用等方面资质的关切。小田切因为担心与汉阳铁厂打交道的煤商如果信誉不佳,会影响到日本“真正工业者的信用”。因此,决定“作出充分的调查再回答盛之问题为宜”,表现出一种认真和负责任的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田切此时考虑的还不是通过“煤铁互易”控制大冶铁矿,而是“眼下盛正处于如日中天之地步,若失其欢心恐有不妥”,“若下官向其表示诚恳之意,将来对于我工业者也较为有益”,并没有上升到国家行为,可见以侵掠大冶铁矿为目的的日本钢铁决策,并非一开始就形成,而是有一个渐进过程。

  

   三、日冶“煤铁互易”协议制订过程中的博弈

   日本和大冶之间的“煤铁互易”,本来只是日本煤商行和中国企业之间的行为。但是,日本驻沙市领事的报告,以及小田切因受盛宣怀委托接触日冶煤铁交易事宜,促使日本官方开始注意大冶与日本“煤铁交易”的价值和意义。明治三十年(1897年)十月十六日,小田切向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报告说:“若我国钢铁仰欧美,恐耗时较多且运输有运输空耗之失。”23日本制铁所和田长官“看到德国杂志上所刊载的调查大冶铁山的德国技师对该铁山状况详细介绍的新闻记事,得知汉阳铁厂附属的七个铁山还有五个尚未着手开采”,意识到“若外国人在支那设立制铁所,将会对我制铁事业产生极大障害,若蔓延下去恐对我国防产生影响,该长官决定趁此机会购买支那铁矿,并着手阻止外国人在支那的制铁事业”。至此,“煤铁互售”上升到日本的国家意识层面上。日本官方层面开始介入“煤铁互售”事宜。

   1. 日冶方面的分歧

   日本煤商最初提出与大冶进行“煤铁互易”仅仅是一种焦炭与铁矿石的互通有无,但日本官方从一介入就呈现出染指和控制大冶铁矿的企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伊藤博文辞任,拟于六月初八日开始为期三余月的访华历程。行前,日本制铁所长官和田“向公爵面述了准备以煤焦换支那铁矿的意见,并望其助力。”24伊藤博文来华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98年10月14日)在武昌与张之洞会晤,张之洞“答以径与盛京堂商之”。九月初八日伊藤博文与正在上海的盛宣怀见面。晤谈中,伊藤博文“极以重敦交谊,互相利济为说,并欲请在大冶指一铁山划与日本派人自来开挖”。25随之,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电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进一步授意:“现欲确定,在此情况下,购买现属中国人所有之大冶铁山某一特定区域内之全部矿石及商议在上述区域内之矿石由日本人单独开采是否可能,请按上述旨意对盛宣怀进行必要探询,并将答复电复。”26根据这一指令,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898年12月3日)小田切万寿之助致电盛宣怀,将日本所欲求条列如下:

   一、指定某处一地,将其地所出所有一切铁石,售与日本铁政局,按吨付价,其地所出铁石,不得作别处用。

   一、该处土地之权,固在中国,此次办法,并非租赁土地之意,唯将该处所出之铁,就地售运。

   一、中国铁政局聘请日本矿师及帮手若干名,管理开采事宜。日本铁政局亦可派员常在该处与中国委员会同办理装运事务。

   一、所有铁石价值,及其余应办一切事宜,日本派便宜行事之员来华商议,订立合同。(35)

   这些要求,已经超出了互通有无的范畴,具有一种强莽的意味,理所当然遭到拒绝。

   盛宣怀与伊藤博文晤谈时,表达了与张之洞“一再熟筹”后的意见,指出“商厂有无互易,原属欧、亚两洲通行之事”。“惟指划一山任彼自挖,必滋流弊。当以大冶铁山现为华商公司集股开办,无论何人不得另行开挖。”如果“仍由华商公司将所挖矿石售运日本,尚可商办”。25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1899年3月22日),应盛宣怀要求,日本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与大岛技师从日本到达上海,与盛宣怀相见。和田来华前奉农商务大臣之命令,在与汉阳铁厂的谈判中提出要求:“一、在大冶铁矿中划定区域,约定购买该区域内之铁矿石,但其价额不得超过制铁所预算之范围。二、为开采该山铁矿,须雇用我国技师。”24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盛宣怀将与和田商谈的情形报告张之洞:“彼请第一办法,系租山自开,已力阻不允;第二办法,只售铁石,按吨定价,或换焦煤,当可无弊”。27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经和田与盛宣怀“数回面谈”,日冶《煤铁互售合同》正式签订。合同有七项条款,主要为:一、日本购华铁矿石每年至少五万吨,汉阳铁厂每年至少购日煤三四万吨;二、该合同十五年有效期;三、铁矿石每吨二元四角,除铁矿石正价,日本制铁所应另加给扬子江运费,每吨洋两元。28值得注意的是,该合同并不包括和田来华前日本农商大臣下达的两项指示,其原因虽与张之洞、盛宣怀的坚决抵制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在对大冶实地调查后,和田主动放弃了这项要求。他在回国后的“复命书”中陈述说:“若将划定铁山中一区域,将此区域内的矿物悉数供给我国的条件附上,我国一定会悉数购入该区域矿石,不论好坏,这不仅对于我国极为不利,其区域的划定目前来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决定的,而且对于此区域外的铁矿也存在约束性,因此废弃这一条件是最好的策略。关于采用本邦技师这一条件,该矿开采已聘用有外国技师,并没有为了开采矿物而聘用本邦技师的必要,从两国情谊上来考虑,也务必要废弃此条。”24其态度颇为务实。

   2. 张之洞、盛宣怀的分歧

   日冶《煤铁交易合同》虽已签订,但这一签订只属于草签。因为大冶矿山属于铁政局管辖,必须得到张之洞的最后同意,并咨明总署。

   对于日本和大冶的煤铁互易,张之洞是最初的提倡者和促进者,以为“大冶铁产富饶而中国焦煤短缺,以有余之铁随时酌易急需之炭,未始非计”21,并一再催促盛宣怀和日商议定合同。但是,在盛宣怀将合同草案发给张之洞后,张、盛之间却发生了分歧。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日(1899年7月17日),盛宣怀将日冶通易煤铁合同呈张之洞批准。张氏回复说:“细阅此次所订合同,不无过虑。合同以十五年为满,试办之事,为期未免过久,设或佳铁不多,岂不自用有碍,一也。限定每年卖铁矿石吨数,价值亦嫌太廉,操纵似欠自如,二也。”“以上二端,似均宜详酌,略放活动,似先定三年或五年为妥。此时合同已定,不知尚能设法更改否”。同时,张之洞提醒盛宣怀:“此事有关大冶矿山,似须咨明总署,以免局外妄议。”29

六月十五日(7月22日),盛宣怀回电向张之洞解释:“日本通易煤铁一事,和田自鄂回沪,急于成议。本欲将合同稿寄请复核”,但“小田切力请此事已奉宪台面允,和田急欲回国,立待签订,继思去冬曾面蒙钧谕有益无损,伊藤又有函来”,遂在未征得张之洞的最后意见下与日方草签合同。其实,盛宣怀之所以在未奏明张之洞和得到总署批准的情况下,先斩后奏,签署协定,背后起作用的是小田切。小田切在事后向日本外务大臣所作的报告说:“本领事认为,与张之洞交涉不利,乃利用当前形势极力说服盛氏,终于使其单独负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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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 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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