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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良高: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

更新时间:2020-11-13 23:02:06
作者: 徐良高  

   摘要:在历史学研究中传统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除了互补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一种解读模式与解读对象的关系,即文献记载提供了解读考古发现的时代、性质和历史意义的模式。从解读模式与解读对象的关系上讲,作为传统“证经补史”思维方式和近代实证主义史学观念产物的“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等提法是值得推敲的,因为“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使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陷入循环论证之中。实际上,文献史料、人类学知识等都不过是提供了解读相关考古发现的性质和历史意义,构建古史叙述的模式。模式是多元的,对考古发现的解读和对历史叙述的建构也应该是多元的。以这种视角来审视学术界有关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关系的研究,其中的问题一目了然。二里头文化下一步的研究应该更加开放、多元,除了来自传统文献的夏商周王朝体系,还应该有多视角、多层面的解读与建构。

   关键词:文献记载;考古学;解读与建构;模式;二重证据法

   作者简介:徐良高,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主要从事考古学理论、夏商周三代都城考古、中华文明起源与特征研究。

  

   自“二重证据法”问世以来,长期被历史学界视为实现史学科学化的不二法门和重要保证,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其他学科成果,衍生出“三重证据说”“四重证据说”。但以上学说的本质都是历史学家利用文献记载、人类学模式来解读考古发现,构建历史叙述的研究方法,并非揭示了历史的真相。回顾二里头文化研究,其实是陷入了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的循环论证之中。鉴于此,笔者再次审视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的真实关系,以期对二里头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二重证据法”再审视:解读模式与解读对象的关系

   历史学、考古学的“解读”是指史学家利用某些方法和理论模式,遵循特定学术范式对古代遗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言行等现象进行的分析与解释。在解读中,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背景和关联体系中推测其年代、性质和功能,赋予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解读是史学家面对史料和考古遗存的首要任务,只有通过解读,即确定史料和古代遗存的时代、功能和文化意义等,这些史料和考古发现才能成为我们构建历史叙述的有用材料。

   解读离不开特定的理论模式,史家借助特定的理论模式对考古发现的历史遗存予以解读,并在特定理论指导下以史料为依托构建历史叙述,即撰述表述的历史。理论模式是沟通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的桥梁,新考古学派代表人物路易斯·宾福德称之为“中程理论”。理论模式来源于文献记载、人类学知识、常识与经验等。

   当我们讨论作为解读模式的文献记载与作为解读对象的考古发现之间的关系时,自然不能回避“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这类被史学界奉为圭臬的方法与理念,因为它被视为实现古史研究实证科学化的黄金法则。

   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发表后①,轰动学术界,被认为是开启甲骨学研究的“脉络或途径”以及“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不仅为王国维一生学问中最大的成功,亦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1]220。王国维自称他的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他还把这一方法应用于考证商周金文、敦煌遗书和汉晋木简等方面。王氏的“二重证据法”本是指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之间的互证,但后来地下文字资料被扩展到地下一切出土实物资料。陈寅恪总结王氏之学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相互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国有之资料相互参政”。他说王氏用的实是“三重证据法”[2]219。自此以后,二重证据法被中国史学界奉为不二法门②。

   在王国维学说的基础上,许多历史学者将更多的其他学科成果引入到古史的研究中,衍生出三重证据说、四重证据说。如,王煦华提出顾颉刚先生用的是“三重论证”的观点,他在为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所作的导读中说:“所以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用的是三重论证:历来相传的古书上的记载,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和民俗学的材料,比王国维又多了一重。因此他的疑古辨伪是既大胆又严谨的。”[3]5—6徐中舒说:“我研究古文字和先秦史,常以考古资料与文献相结合,再参以边地后进民族的历史和现况进行互证。由于观察思考方面较广,易得其实。”[4]有学者据此说徐中舒提出了“古史三重证”[5]。苏秉琦也说:“实现考古、历史与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这无疑是三个学科的共同责任。”[6]

   多重证据说成为近代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标志性新方法、新思维,似乎不同学科的内容就是不同的证据,这类证据越多重,越能找到历史的真面目,历史学也就实现了实证科学化。

   我们应该肯定“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是近代史学科学化的重大发明,也是近代考古学兴起后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史学从传统历史学转向现代史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改变了传统的王朝政治史视角和思维方式,大大拓展了史料的范围与内涵,纠正了传统文献史料中的诸多问题等。在近代中国社会背景下,文献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成果相结合在追求史学的实证化,重构民族主义的中国古史叙述体系以满足时代的需要上,确实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但从学理上来反思这一史学研究方法,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是史学科学化的重要保证和不二法则,中国历史学从此就走向了实证科学的道路,进而走出“疑古”,实现“信古”,即再现历史真实[7]10,如此一来,可能就过于自信和不识历史学的真面目了。

   针对“二重证据法”的问题,乔治忠指出: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主要依托于他利用甲骨文字对商代诸王世系的考订,在方法论上根本算不得“二重证据法”。因为他实际运用的乃是甲骨片上的文字记录,既然是文字记载,就与古籍记载实际属于同一性质,不过更加可信而已。因此,王国维之“二重证据”,如果参照他的史学实践予以准确地解读,应当是“纸上之文字材料”与“地下之新文字材料”,它们都是文字史料。后来中国史学界对“二重证据法”不断推崇和发挥,将它引入考古学领域,将器物、遗迹等与古籍文献的记载对接,结果导致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复杂而严重的混乱。用“二重证据法”令考古来印证古籍,不仅穿凿附会,而且挑挑拣拣、各取所需,还常常会想不周到,顾此失彼。这样搞出的古史新证,鲜不成为秽史。所以,他认为“二重证据法”的滥用,正是一种将考古学装入古籍记载框架的错误方法,应当及早摒弃。以考古发掘的实物、实迹,经科学的分析,摆脱种种纠缠,独立地重建中国远古文明发展的历史,是当今历史科学之要务[8]。

   日本学者西山尚志以卡尔·波普尔的批判性合理主义为基础,对“二重证据法”也进行了重新审视,他认为“二重证据法”无法被证伪,在逻辑上也有问题。二重证据法所导出的结论总是正确的(即不可证伪的),所以二重证据法是“非科学”的理论[9]。

   这些对“二重证据法”学理与滥用的批评皆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尚未触及到该问题的本质。

   在近代实证史学向现代,甚至后现代史学转变的时代思潮下,重新思考多重证据说,深入思辨其中的学理、逻辑,我们可以发现,文献记载、人类学知识与考古发现之间虽然确实存在密切关系,但文献记载、人类学相关知识与考古发现之间不是平行互证的多重证据关系,而是解读、建构模式与解读、建构对象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就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陷阱——以文献记载阐释了考古发现的性质与时代,而这些被赋予特定性质的考古发现又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虽然在我们的历史学研究中,常常见到这种“互证”“共谋”的现象,即当代相关理论假说先被用于解读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等史料,并建构出某种古史陈述版本;反过来,我们又用这种历史陈述来证明、支持当代的相关理论观点的合理性。

   首先,考古发现的物质形态的古代遗存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它们自己不会说话,必须通过考古学家的解读,确定其年代,推测其性质和社会意义,然后才能在重构古史中发挥作用,成为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在有文献记载的时期,文献记载无疑为我们解读这些考古发现提供了重要的一类理论模式。

   其次,甲骨文、金文等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与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之间的关系也是解读对象与解读模式的关系,即通过文献的相关记载去研究甲骨文、金文的意义与性质,解读其中的历史信息。例如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有许多晋侯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含义是什么?蕴含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我们必须借用《史记·晋世家》等相关文献记载中西周历代晋侯的名字来解读。

   除此之外,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往往只字片语,本身意义不明,只有通过文献将它们相互串联起来并与文献中的相关历史事件、人物联系起来,才能赋予其意义和价值,如凤雏甲骨中祭祀“成唐”的卜辞被解读为成汤就具有了特定的历史学价值,由此引申出更多的相关历史解读与想象。这本质上是一种解读和建构,而与“二重证据法”无关。

   最后,当代人类学知识也被考古学家拿来作为解读考古发现历史意义的理论模式,尤其是对于缺少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学,几乎完全依赖人类学的相关知识,甚至由此引出“考古学到底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争论。这类人类学理论的应用,考古学家们实际上是在潜意识中接受了人类文化单线进化论的假说,而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类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通适用性。如果考虑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变化性,文化现象、物质遗存的相似性并不一定代表其背后的本质和人类行为、观念的一致性。那么,人类学知识也只是一种供我们解读相关遗存、现象,重构古史叙述的模式,以及支持我们解释的某种理由,而不是发现历史真相的证据。

   总之,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本质上是历史学家利用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知识作为模式来解读某些考古发现,建构某种历史叙述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学家利用多种资料来支持自己提出的解释与假说,而不是这些不同方面的资料证明了历史学家所提观点的正确性,即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如果考虑到文献的文本性,即文献记载及各种注释形成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问题就更复杂了。

   从文献的文本性来讲,所有文献都是文本,都受话语权的左右和作者主观性的影响,不同时代的文献反映的是不同时代或不同作者对历史的解读与建构,彼此一样,都具有文本性,越早的文献记载也未必越具有准确性。比如,古代《诗经》中的“雅”和“颂”、甲骨文的祖先祭祀系统,都是通过创业历史的回顾和创业中伟大人物的歌颂、祭拜,以弘扬丰功伟业,证明权力的合法性,凝聚群体,保持传统。这类的文本、表演因为强烈的政治功能和目的性,必然会对创业的过程、事件和人物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与放弃、突出与忽视、神话化与妖魔化、褒誉与贬低、夸大与缩小、附会与转嫁等方面的加工,并非是完全客观的历史实录。

西山尚志说,“二重证据法”存在的问题:一是没有设想出土文献的记载有“伪”;二是没有考虑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不一致的场合;三是即使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内容一致也不能“全为实录”[9]。笔者认为,他触及了问题的要害。无论是考古发现的文字记录,还是流传数千年的文献记载,都是一种文本,均具有作者的建构性。例如甲骨文的商王世系是商王室认定的商王世系和正统,本身是否具有神话附会的部分?甲骨文的商代王系,就像《诗经》《左传》等书中相关先公先王丰功伟绩的记载,首先是一种王室官方的口传历史,是商王室建构的自我发展、走向辉煌的历史,不过是当时的官方历史陈述而已,是历史陈述文本之一,并不是天然具有不可置疑的真实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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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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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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