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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诞生记

更新时间:2020-11-13 13:36:52
作者: 陈新  

艰难地工作

  

   回京后,沈从文以不断续假方式留在北京。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买了不少旧图旧书,把一个小房填得满满的”。被占的房子讨不回,他也顾不上,一个人在小屋里工作,对《服饰》进行修改增删。他描述道:“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把它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就几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图像占据了”。

  

   4月下旬,历史博物馆领导要求沈从文将文稿从20万字压缩到5万字。——他长期艰苦搜寻、稽索、钩沉、抉隐的材料,他用自己独特的生命感悟和独特的文笔熬制出来的独特心得,现在要大刀阔斧地自己砍斵,是怎样的一种锥心之痛。而且,但沈从文深感“压缩工作说来省事,作来不容易。非身当其冲而又有甘苦经验”,不可能体会,“不免有无可奈何感,但还是尽力为之”。不久,领导又改变了态度。

  

   1973年约2 月,沈从文服了老友林葆骆介绍的蚕蛹偏方,身体出现了奇迹——多年的疾病症状全部消失,日夜工作不知累,如同“返老还童”。这样,他似乎得了“工作狂热症”。生活乱了套,不是忘了吃饭,就是忘了睡觉;三个月不理发。为此,老两口闹起了矛盾,沈从文写了万言长信解释、沟通。

  

   这年5月7日,沈从文终于把修改稿交到馆中,并充满信心:“我大致还可望看到印出的这本大型新书!”还天真地想象,书籍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好评,再继续编十到十二册。

  

   稿子交上去了,沈从文仍在思考修改补充;但从此稿子没有了音讯。沈从文请求退还原稿。——他万万没想到,这却是一个长时间令人心酸的过程。

  

   也许领导难见,也许表示郑重;这年11月20日致信杨振亚、陈乔,几乎用哀求的口吻说,“盼两位领导能实事求是,让我来为国家赶赶工作吧”。“让我用我的稍稍不同于人的学习方法,即早把那个服装史完成吧”。

  

   1973年12月、翌年2月,又分别致信领导索稿,以便重抄及补充附图。

  

   1974年8月14日,沈从文眼病转为严重,紧迫感使他再次致信副馆长陈乔,要求退回稿子。

  

   8月20日,又致信同事陈大章、李之檀请求帮助讨回文稿。

  

   经过15个月的索取、哀求、等待,1974年8月下旬,历史博物馆终于将稿子退回;但同时告之,馆里抽不出人来协助工作。沈从文只好“独自为战”。

  

   秋冬之际,沈从文视力有所好转,工作加快了节奏。为补充附图,特请社科院考古所、也是沈从文的“小朋友”王㐨帮助,把形象资料照相放大;又从荣宝斋、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寻求摹绘附图的解决办法。

  

1974年冬,沈从文在张兆和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院中

  

   1975年1 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杨纤如教授在图书馆偶识王亚蓉,便介绍她来帮助沈从文绘画。历史博物馆经过政治审查、业务考核决定录用。王亚蓉好不容易从原单位调出,却被告之不能做沈从文的助手,而在另一处摹画。王亚蓉觉得“不能让老人寒心”,决定拒绝,成了“悬空人物”。——失去工作单位,既没有收入,还成了“闲散人员”,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可怕的。但王亚蓉无怨无悔,全力为她崇敬的沈先生服务。虽然沈从文每月资助她20 元,但为了她的前途,仍焦虑不已。后通过王㐨,好不容易将王亚蓉调入社科院考古所。

  

   (这个故事在王亚蓉的笔下,和众多的文字中,都一笔带过。笔者以为,一个姑娘有如此的侠义胸怀,可说是“义薄云天”,是当代学术史上的璀璨记忆,应当郑重书写!)

  

   王㐨和王亚蓉每天下班后准时到沈从文家里“加班”。《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一书中三四百幅小画,多完成在这个时期。

  

   沈从文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他描述道:

  

   由于房中过窄,住处有个面板作成的小条几,天一亮我就把这份家具搬出到院子中,坐在从双溪带回的小竹凳子上,把我那份工作,照老办法一页一页翻看下去。直到阳光逼近身边时,再逐步退让到檐下。约十点半左右,檐下已呆不住时,即退到廊子下去。如此这般又过了一年。

  

   1976年1月,在王㐨和王亚蓉的帮助下,《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新稿完成。沈从文开始校改。但能否出版毫无信心:“报废于刹那间的可能性已十分明显。”

  

   拨乱反正后,《服饰》重新受到关注,齐燕铭多次问及。沈从文又燃起希望。

  

   1976年地震波及北京,沈从文一家到苏州躲避。1977年2月,沈从文牵挂工作,独自回京,但体力下降,以他的说法,是“把人闲老了”;但工作仍然紧张进行。5月12日,沈从文给苏州写信说;傍晚七点半“觉得地下在轻轻移动”,“才下狠心,今晚一定暂得放下搁在桌上、压在心上那份廿万字的说明稿的清理工作”。还说:“经常是(稿子)看得脑子感觉到重沉沉时,才躺到床上去休息一会会,才又回复到桌边来看。”——从泥泞般的疲惫里爬起来,让生命尽力漫涨,这就是一个75岁老人的“蛮力”!

  

   沈从文身体状况变坏,“真是警钟频敲”,紧迫感愈加强烈了。

  

   8月,他上书邓颖超,反映各种困难。10月初得知王㐨要外出工作,立即去信希望见面:“有的事,应当告告你,和此后处理我那份资料,不成熟的杂稿有关。”——似乎要作最后的交待。

  

1978年,社科院历史所成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王与王亚蓉成为沈先生的助手。

  

   11 月18日,回复表侄戴思文信中说 :“我是否还能看到《服饰资料》付印……已难估计”,“我的工作或许也快到了尽头”,“从某些人看来,我或已近于‘死人’”。

  

   这些文字背后的辛酸故事,可能永远湮没。但《服饰》一书的修改出版困难重重是明显的。而且工作量巨大,沈从文以一己之力,或只依靠王㐨、王亚蓉的业余贡献根本无济于事。

  

胡乔木干预

  

   据王亚蓉回忆,她调入社科院时,认识了社科院秘书长刘仰峤先生,由于她与王㐨的“吹嘘”,自1975年起,刘仰峤逐渐了解了沈从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工作困境,正式向社科院院长胡乔木作了反映。1978年4月,在胡乔木安排下,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但大动乱初歇和种种原因,服饰研究仍无法正常开展。

  

   8 月,沈从文写信给张宇和夫妇,谈到在社科院,“传统史学考古都还排不上队”,《服饰》在“博物馆中工作中倒还有用,一离开博物馆,工作即不算得上‘研究’,而且材料也不大好办。给人印象或将是莫名其妙”。

  

   9 月中旬,沈从文回复一位教师朋友信中说:“自己待结尾的工作,还因住处过窄,材料无法集中,近于无可奈何中,等待有个工作室时,才有办法。虽然所里院里都得到‘优先’允许,但事实上这个优先是不大容易转成具体的。”

  

   9月13 日,情急之下,沈从文写信给胡乔木,要求:一是希望能调整住房,有个大些的工作室以便开展工作;二是调王㐨、王亚蓉。

  

   从10月6日起,可能在胡乔木的干预下,社科院破例在友谊宾馆为沈从文租用两个大套间做临时工作室,在王㐨、王亚蓉、李宏等几个助手配合下,为《服饰》作最后定稿工作。由于工作量巨大,还借调在内蒙古煤矿工作的北大历史系研究生胡戟协助校对文献。夫人张兆和与侄女沈朝慧也一起上阵。

  

   经过三个月连续紧张的工作,沈从文“无日无夜赶工作”,“忙得个昏头昏脑”,对书稿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新的文物资料,新绘插图150幅,说明文字增加到25万字。

  

   1979年1月10日,书稿终于完成,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消息传出,国外出版社赶来洽谈,愿付最高稿酬,均遭沈从文拒绝。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30年,工作很少得到支持,还受到诸多屈辱,“环境和条件极端苛刻”(张新颖语),离开时也相当绝情:“不是主要人才”,“要走就走”;现在却要求署名。沈从文发了犟脾气,说:你们署名,那我就不署名了。

  

书稿很快交北京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后获悉该社拟与日本合作,沈从文坚决收回了稿子。后转入人民美术出版社,但该社也计划与日本合作,沈从文再次撤回书稿;但发现文字被随意改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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