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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昌兰:宋代地方公务宴饮过度原因考论

更新时间:2020-11-11 09:52:40
作者: 纪昌兰  

   摘    要:

   宋朝时期,为更好地开展地方各类公务活动,宴饮设置必不可少。地方明目繁多的招待宴在保证国家各项事务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导致奢费滋生、财政负担过重、腐化风气盛行等诸多弊端。为了抑制过度饮宴,国家出台相应措施予以整治,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并不明显。地方公务宴之开设,一方面受地方所在地理位置等地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当时政治及社会风气息息相关。此外,官员自身修为与素养也会影响地方公务宴之开设状况。

   关键词:宋代; 宴饮; 公务; 招待;

  

   宋朝时期,为了更好地管理各级官员,国家实行严格的考课制度。真宗朝,具有宋代特色的官员考课法——磨勘法确立1,对官员之考课“率以法计其历任岁月、功过而序迁之”2,任期满后即按照规定执行相应的进退升降。与此同时,随着官员品秩之变化难免调任迁徙,调任期间,官员所经迎来送往的政务饮宴活动十分频繁,尤以地方为突出者,有离任官员饯别宴、新官赴任接待宴等多种类型。除了因考课而调任迁徙之外,地方公务所涉宴请还包括上级视察招待宴、官员日常公务宴、过境官员款待宴、外国使者过境接待宴等等。政务活动所涉各类宴饮明目繁多,成为宋朝时期地方公务招待之常见现象。

   学术界对宋代地方包括宴饮在内的各类公务活动有所关注,大多探讨国家层面制度建设与管控机制。本文拟对宋代国家统治阶层认识清晰、制度与防治举措相对完善之下,地方开展公务所见过度饮宴现象依旧禁而不止之根源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宋代地方政务的日常运行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宋代地方公务宴之开设

   宋时,地方因开展公务而举行的宴饮活动十分常见,属于国家政务运作之例行事宜。《嘉泰吴兴志》中记载,当地馆驿之类用于宴饮招待场所,其中“每监司、巡按或重客经从,迎劳燕饯,东于迎春亭,南于濯缨亭,西则寓于祥符寺”3,所见宴饯之地较多,因时因地制宜。嘉祐三年(1058年),周敦颐在合州判官任上,提及当时之政务:“新守将至,诸要备办”,寻常“稍有一日空暇,则或过客,或节辰,或不时聚会。每会即作诗,雅则雅矣,形亦劳瘁”4,则透露出日常招待宴设活动的频繁与琐碎。无独有偶,杭州亦是如此,“部使者多在州置司,各有公帑”,“州倅二员,都厅公事分委诸曹,倅号无事,日陪使府外台宴饮”。苏轼任职杭州期间,“不胜杯酌”,“疲于应接”,将其视为“酒食地狱”5,从某个层面揭示地方饮宴活动的频繁、奢费现象,过度招待日渐成为当时政务中的突出问题。

   讲到地方公务招待宴,不得不提公使钱。宋时,开设公务宴所需物品及费用一应来源于各级政府拨款,当时称为公使钱。6公使钱分为朝廷下发的正赐钱和本地自筹两种类型。正赐钱由朝廷拨付系省窠名的钱物,非正赐钱由本地拨付非系省的地方性收入。7国家关于公使钱的用度有着相当严格的制度规定,各级机构和人员不可擅自滥用,即诸州饮燕之费“务从省约,敢有违戾,必审之罚”。8依例,包括宗室与官署,中央、路、府州军监在内的不同级别文武官员都有支领和使用公使钱的权利。官署地位、治所大小、官僚品阶不同,领用金额也有所差别9,总体呈阶梯状等级化特征。10就地方而言,文武常参官内职知州者,“岁给五千至百千,凡十三等”,“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联署以给用”。11当然,因州治大小、地位不同,知州等地方长官所用公使钱数额也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以元丰二年(1079年)朝廷规定的每年支用数额为例:开封府达一万贯,河北军事重镇雄州数目相等,亦为一万贯,而明州、宪州则仅有两千六百贯、一千贯。12按照支领常例,公使钱有逐月、按季、整年一次性支给三种领用方式。还规定,京守在边要或加钱给者,“皆随月给受,如禄俸焉”。咸平五年(1002年),朝廷下令,河北、河东、陕西诸州“皆逐季给”。11朱熹曾指出,公使钱“旧例,并支见任官员,逐月供给及宴会之属”13,以上种种无一不反映出公使钱有不同的领取方式。

   公使钱主要用于公务迎来送往犒设、平时宴聚、配置办公设施等,即“公用之设,所以劳众而饷宾也”。14国家拨款犒设臣下的做法古已有之,所谓“三王之世,已有厨传之礼”。《周礼·地官》有言:“遗人掌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15宋朝时期,公使钱的使用已远非《周礼》中迎来送往犒设之一项,凡与公务相关花费都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但是宴饮招待所用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范仲淹就曾强调:“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 15,道出了国家留存公使钱之根本原因、主要用途。总体看来,地方公务饮宴所需占据十分重要的比重。仁宗庆历年间,尹洙上报渭州为应付80余人军员的日常开销,公使钱的支出项目如下:

   逐日例破当食纳计钱共七贯,每月计二百一十贯;逐月五次聚食,一次张乐,共约钱三十贯文;每季一次大排,管设军员约二百贯;非次专使抚问,或教场内军员吃食,官员射弓,及添助造酒糯米并节辰送物,逐季又约一百贯文。每一季都计使钱一千贯文,依此约度每年合用钱四千贯文。16

   根据尹洙上报的情况,渭州一个月有五次官僚常宴,每季有一次军员大宴,此外还有教场内军员吃食、节日馈赠等,都属于公使钱的常见开销。由于公使钱“正赐不多”,“而岁用率十数万,每岁终,上其数于户部,辄以劳军、除戎器为名,版曹知而不诘也。”17此种情况之下,地方为应付纷繁复杂的公务开销,超额使用公使钱在所难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包括宴饮在内的各项公务活动存在设置频繁、奢费等过度招待现象。

   宋代,各个地方公务宴过度招待现象相当普遍。北宋时期,包拯陪伴辽使往返途经河北一带,述及所在地方公务招待时指出:“但能增饰厨传,迎送使人,及曲奉过客,便为称职,则美誉日闻”,“若稍异于此,则谤议纷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18,或许稍有夸张之嫌,却道出了地方公务招待的突出问题。绍兴年间,军器监主簿杨民望指出,朝廷派遣到地方巡察的监司有三弊,一曰“按吏徇其好恶以示威福”;二曰“巡按以察州县,而一县所费或至千缗”;三曰“公使互送过于供给”19,可见上级巡察所到之处接待事务耗费巨大、给地方政务造成困扰之窘况。至宁宗朝,金陵留守司、内侍等“六司”之宴饮、馈遗费用,“犹动万计”20,类似记载屡见不鲜。嘉泰年间,建康、成都等地“诸司每会集,一分计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互送,则一饭之费计三千四百余缗”,建康“六司乃倍之”,“而邻路监、帅司尚不与”21,诸路包括饮宴在内的招待事宜奢费成风,并非一时一地之所为。一次宴请馈赠之数虽不能伤及根本,但寻常宴饮招待活动不止一次,而巡察或过境需要招待者也并非一人,总体算来耗费之大可想而知。

   针对此种现象,早在景德四年(1007年)八月,真宗就曾下令复置各路提点刑狱官,明确规定“州郡不得迎送聚会”。22到仁宗执政之初,再次强调:“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燕,以妨公务,及假借民户什器,转运司谨察;其转运使副巡历所至,除遇公筵,方得赴坐。”23庆历年间,针对河北所在沿边招待事宜,明确规定:“河北州军有公使钱,除管领军校接待信使,不得辄有减刻外,其余筵会迎送并从简约”。24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官员招待宴的赴宴时间、宴会规格、与会频次及乐舞使用,甚至柴薪、炭、油、烛、酒食份例等具体事项都有相当详细的规定。25以上种种,无不意在从制度层面遏制地方饮宴招待过度的现象,而实际所见却是处处饮宴,难免过度。

  

   二、影响宋代地方公务宴设置之因素

   宋朝时期,国家一方面设置公使钱以供地方公务饮宴之需,另一方面又进行严格管控,避免违规超额滥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务的有序运行,保证国家各级机构之行政效率。总体看来,地方公务所涉宴饮活动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地方公务宴的设置受地域因素影响明显。接待任务的轻重缓急与各地所处地理位置有着莫大关联。位于通衢要道,所涉接待事务自然十分繁重复杂。例如泗州,地“当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运鳞萃之所”。26熙宁年间,“泗当宾客之会,饰厨传,悦往来,郡守之先务也”27,宴设之类接待事务竟然成为地方政务之首要,迎来送往款待饮宴之盛可想而知。扬州与泗州地理位置相仿,“于东南实为都会,八路舟车无不由此”。元祐中期,苏轼知任扬州,在奏章中痛陈当地接待之弊:“使客杂还,馈送相望,三年之间,八易守臣,将迎之,相继不绝”,“累年接送知州,实为频数,用度不赀,是致积年诸般逋欠,约计七八千贯”。28至南宋宁宗朝,此种景象依然如故,扬州所在地方“流移满道,而诸司长吏张宴无虚日”。29元符年间,曾肇移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此地“当往来水陆冲要”,“士大夫舟车衔尾结辙而至,平时宴劳无虚日”30,甚至“往来宾客,旁午或开筵”。31面对此种状况,曾肇明确表示:“饰厨传以邀往来之誉,吾不为也”。30真州亦是“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32比较之下,位置相对较为偏僻的江阴军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鲜过客,无将迎之烦,所隶一县,公事绝少”33,显示出地理位置对于地方政务接待事宜的直接影响。

   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周围地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接待任务自然十分繁重。徽宗时期,与都城毗邻的郑州被立为西辅,将原来隶属于西京的密县改隶郑州,并在此地屯兵两万,新增大量官职34,加之其他官员往来穿梭如织,当地政府“疲于应接,鲜能及民事”。时任知州的李復苦不堪言,曾作诗有言:“往来扰扰无虚日,应接纷纷只强颜”35,字里行间流露出疲于应对的无奈和烦扰情绪。南宋时期,此类地方招待乱象继续在通州大邑蔓延开来。时人谢枋得曾指出,建阳“号难治”,原因在于:

   邑当广南江浙诸道之要会,省官、御史、宣慰、按察多行部,邻郡守贰多假途,驿使将宸命来往,烦廪庖者无虚日。令尹迎必数十里外,遇霖霪积潦,瞻马首倏至,跪拜泥淖马粪中,移时不敢兴,马上人命之退,则退。客就馆,用大牲,小则刲羊刺豕,折俎充庭,号曰献茶饭。令拱手立堂下,三跪进酒上食。客露顶跌坐,必醉饱喜动颜色,无不满意上马去,送必数里外而归。36

   建阳一带,因地处“广南江浙诸道之要会”的特殊地理位置,迎来送往之宴设招待“烦廪庖者无虚日”,接待任务之重可想而知。由此观之,因地因事之需而必要设宴招待,并非国家诏令及制度约束所能一概遏止。

   第二,地方各类公务招待宴之设置规格及频率与官员自身性格和德行修为密切相关。《诗经·召南》中有言:“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缝,素丝五緫。委蛇委蛇,退食自公。”37要求为官者节俭正直,以之为鉴。宋朝亦有“在位皆节俭,正直上下,相师官宿其业,躰安而志明也”38的为官准则,对官员之德行修为充满期待,但实际为政处事过程中,谨遵教诲者却是屈指可数。

从宋代各朝臣不断上疏及国家所颁各项相关诏令中可以看出,地方官僚徇私枉法、滥用公使钱进行公务招待宴设之现象比比皆是。地方官员普遍存在“喜声誉,则饰厨传以娱宾;务结托,则厚苞苴以通好”39的徇私行为,其心之下,奢费甚至频繁设宴之类的过度招待不可避免。北宋时期,名臣寇准“多典藩,于公会宴设则甚盛”,时人形容其“甔石之储,尝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40仁宗朝臣钱惟济“喜宾客,丰宴犒,家无余赀”,所负公使钱高达七百余万。41淳熙十二年(1185年)十月,知湖州刘藻降两官放罢,原因在于其“在任专事筵宴,库帑告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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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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