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叶隽:细节、文本、个案与历史阐释——读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更新时间:2006-12-24 23:40:06
作者: 叶隽  

  

  当初,读陈平原、夏晓虹先生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其图文并峙,引领读者回到现场,激起对五四先贤的倾慕之情;今日又读陈氏新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则别有一番新鲜感受。作为对陈先生学术思路颇为熟稔的读者,其实并不难看出这部著作所要论及的对象,甚至他的几篇大文章也都在不同场合阅读过,但结集观之,立刻又窥出了一个宏大而尝试创新的命题。五四之意义重大,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但如何理解五四,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同样是谈论“五四”,文化史家与政治史家的立场不会完全一致,而教育学者与行政官员的思路更可能大相径庭。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与采取的原则不同,必然会导致观点的歧异。不过,这并不妨碍大家在各自的领域中展示身手,因为,可能正是这样的相互辩难与驳问意识,才可能使得我们在思想碰撞中不断接近历史的原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氏从还原历史场景入手,无论立场如何,可能都不得不认真关注这样的学术思路。导言题为“文本中见历史,细节处显精神”,基本可以视作是对自家“五四认知史”的自觉梳理,相对频频地引述本人著作,我更看重作者研究思路的内在脉络,这段自白可谓相当提纲挈领:“所谓‘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讨论的对象,包括有形的游行、杂志、大学、诗文集,也包括无形的思想、文体、经典、文学场。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否则意义不大;不是所有琐琐碎碎的描述,都能指向成功的历史重建。”(5页)

  应该说,这段思路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理论,但作者方法论建构的自觉意识已跃跃欲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既重艺术感觉的敏锐,也重历史现场的厚重,这正是陈氏研究的好处。而“以小见大”的策略指向,则将实证研究可能产生的“平庸”之病,尽可能排除在外。全书六章内容,都可视作这一理论思路下不同的专题研究。其指向大致可以区分为: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学术史、文学史与文化史。而彼此之间又都具有相互关联,而牵涉到诸如报刊史、语言学、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则正印证了陈氏的相互钩连并打通的理论自期。譬如他曾专门指出过,谈论“学术史”,一定要上连“政治史”,下接“教育史”;合并观之,则文化史研究的“大历史观”赫然呈现矣。与此前同样列入“学术史丛书”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不同,后者“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6页)。此书的工作重点则针对近十年来的当代学术现状,“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4页)。这既表现了陈氏研究一以贯之的某些学术理念,同时也透露出其领域拓宽、理论尝新、视域阔大的学术全景观的逐步呈现。

  但与有系统的专著框架还是不同,此著虽有附录若干(《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台湾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自序》),但并无结论,后记只能当作了解作者撰文的旁证材料;而事后添加的“导言”同样也只能为我们了解作者的整体思路提供若干推进的线索,而非正襟危坐的专著之“绪论”可比。从框架建构的学术性而言,当然是差了许多,但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样则提供了另一种“开放性”的可能,正如作者的坦白承认:“今人所接触到的,永远只能是‘文明的碎片’。”(7页)所以,学者对自家研究的自我拷问与省思,对于更加客观地进入历史、挖掘问题,绝非可有可无。而作者的自家阐释,也给我们体会其撰述策略颇多玩味之处:“有趣的人物及故事背后,依然有作者潜藏着的理论意识:包括重建现场时多声部与主旋律的关系、‘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如何既合力又竞争、新文化运动中垄断舆论与提倡学术的张力、现代中国大学理想的生成与展开、媒介的作用与文体的意义等。”(7页)

  验之以具体的各章内容,无不若合符节。每一章几乎都选择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文本或人物个案入手,但指向的都是某个大领域的关键问题。“五月四日那一天”自标为“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指向的是关于五四运动起源的现场史的重新复原;选择《新青年》作为研究对象,看似针对的是一部有重大影响的刊物,但实际上指向的则是“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在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双重视野中考察一家刊物的意义;以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为考察对象,为的是“叩问大学的意义”,探究的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里北大传统确立的重要意义;而一册薄薄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作者居然能挖掘出“学问该如何表述”的重大学术命题,除了对话前贤的敬意,更有针砭当下的深意;而借助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西方大学图书馆里中国新文化先贤“遗落异邦的国故”,作者又衍生出两大命题,从“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推究“经典是怎样形成的”,由“旧纸堆里的新发现”而“写在‘新文化’边上”。这样的六章内容,其实在撰作时本就是独立的论文(甚至包括各节内容),本身并无特别“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架构感,尽管如此,经作者“四两拨千斤”似地轻轻点拨与组合,仍生出一种理论内蕴的内在张力,能使读者“拨云山而见雾”。事实上,这样一种做法,非“艺高人胆大”者不能为,因为作者“舍弃了面面俱到的评说,抓住几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小题大做’,不只需要学力深厚,更需要思想家透视历史的敏锐目光”。与其说是在褒扬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还不如看作是夫子自道。由此可见,作者不仅有学者的“积养深厚”,也具备思想家的“自我期待”。

  将思想史意义上的《新青年》和属于文学史狭窄领域的《尝试集》,取出进行探讨,关注者虽未必多,但其所关涉者甚大,而纯属政治范畴的“五四游行”,也被纳入考察,这就可见出作者压在纸背的宏大思考。我总在想,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而言,五四至关重要,很可能是打开其背后宝藏的锁钥之一。但如何开启,却大非易事。如果后人来审视历史的风尘,他们不太会简单地将这个命题放过,因为此段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必定关涉到仍在进程之中的现代中国建设大业。

  五四那代人,生逢其时,当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更兼有西学背景的深度融入,所以其文化史意义怎么高估也不过分。诚如作者所论:“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3页)那代人之风云际会与历史影响,让我想起辛稼轩的那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用之以五四时代的风云变幻,正可谓“若合符节”。

  在我看来,在此书中,陈氏凭借其“力见义理”的考据功夫,充分展现其“体贴前贤”的艺术感觉,使得本来或流于琐屑、或沦为平板的历史叙述相当可读。更重要的是,每个命题背后所透露出的“当下意识”值得再三推敲。作者拎出“述学方式”命题,就颇具前沿意义。五四的最大转折,是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这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对抗方式对中国文化之现代转型其实非常不利。文言与白话的优劣此处且不置论,但文言传统的彻底割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承续而言绝对是重大失误。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逐步进入常态建设时期,无论是学术史的“考镜源流”,还是学术规范的“立定规则”,都要求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基本问题。作为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始作俑者,陈氏借钱穆语表彰章太炎为“理想的述学文字”(159页),并尝试理出一条中国传统的“文章与学术”的路径。这段表述体现出作者对转型中的“述学之文”的基本认识:“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可还有一条曲折隐晦的小路,比如章太炎,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无意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204页)这一思路,符合陈氏的基本理论设计,即强调中国文化本身的传统血脉之千年承继,即便落实到现代语境,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并不只是‘西学东渐’的顺利展开”(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3页)。这一思路本身不错,但正如我所指出的,“如果不是‘西学东渐’思路与留学生主导地位的过于强大,也不至于如此强调对‘西学东渐’的反思了。”(叶隽:《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4页)这一点,在蔡元培个案的考察上,就更清楚了。

  作为现代中国最富魅力的知识领袖,蔡元培身上可挖掘的层面非常之多,涉猎的研究者也所在多有。但作者这里揭出的三点,仍极具自家见地:“‘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北大传统的另一种阐释”、“老北大的艺术教育”。不过这三点对于作为留德学人的蔡元培来说,并非独创,而均由德国学术理念而来,渊源有自,所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主要来自洪堡等创办柏林大学时的理念,即所谓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北大创办研究所,明标是自德国、美国的Seminar而来,美国的大学制度同样是学德国的;至于蔡氏特别得意所提倡的“美育”,则是源自席勒的“审美教育理想”。蔡元培本身是晚清翰林身份,文化资本雄厚,但其学术渊源与德国学术关系甚密,值得继续深加挖掘。作者之重心显然在蔡氏理念在现代中国语境里的阐发,自然不会对此多加阐释,可涉及到“传统延续”与“西学启迪”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的命题,其实是非常重要、值得深究、未宜定论的重要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种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前贤当年的历史想像”。明明是历史研究,我偏将其称作为“历史想像”,或谓此词当为“误植”。非也,我要声明,历史研究只能是“历史想像”,只是以史家的立场来结撰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已。这一点,在海登·怀特的理论阐述中说得很清楚,他明确强调历史叙述中诗性行为的重要性。而为作者所引的陈寅恪思路同样证实了此点,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7页)。

  强调自己人文学者的身份,而自觉与社会科学家保持距离。陈氏对自身的定位有相当自觉的理论意识。可问题仍将凸显于,重识历史如何可能?其实,任何一代学者都不可能避免自己的时代使命,也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过往的历史,即所谓“重识历史”。而对于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前期的历史而言,我想从2000年代到2020年代,很可能是现代中国进程中最为关键而激动人心的年代。经历过1980年代的文化热潮复兴,经历过1990年代的学术规范建设,从2000年代开始的这三十年,中国学术有理由走入一个真正常态建设的时代。

  这不仅意味着国际宏观空间背景的建构仍在进程之中,也要求中国现代学术的当代进展,必须既自立又参与,在世界学术的整体格局中给自己定位,在中国传统的血脉中寻找自己的家园。正如三联“学术前沿丛书”总序所说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者的自身定位和自觉理论思考,实属题中应有之义。但能有之者,却如凤毛麟角。

  陈氏有自觉的文章意识,素有“文人”雅誉,这在喧嚣的当代中国学界,既属难能可贵,又足独立风骨;但就“学者”标准来看,如何在西方科学家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士之传统间寻到平衡点,却属不易。具体到学术研究而言,其实由“史证”到“理论”,乃是无可回避的发展进程。陈氏此书,与其看作实证研究的收获,我宁愿认定是其理论思考的提升,乃至在两者之间的张力调试。虽然强调“一如既往,以研究对象为中心,拒绝为任何精彩的理论做证”(335页),但实际上自家提及的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知识考古学、媒介研究、年鉴学派、新史学、历史叙事学(335页、6页)等都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46.html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