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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悟峰:变局下的欧美关系新动向

更新时间:2020-11-09 08:48:13
作者: 芮悟峰  

   内容摘要:2019年,欧洲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关注中掺杂着不可理喻与不知所措。欧洲终于明白,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民主党人士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之位,欧美关系都无法回到特朗普上台前的时光。与此同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跨大西洋关系也将由中美关系决定。欧洲必须消除误解,认识到中国快速发展是正当的,才能在正在形成的美欧中三角关系中进行适当的自我定位。只有在此认识基础上,才能构建建设性的跨大西洋关系,并实现欧中之间的紧密合作。

   作者简介:芮悟峰,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同济大学顾问教授。

  

   2019年最重要的认识就是不能再孤立地看待欧美关系。今后对欧洲和德国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正在形成的美、欧、中三足鼎立的格局中进行自我定位。至少从欧洲视角看,美中之间的竞争覆盖了包括欧美、德美在内的国际关系。虽然美中关系并不能决定全部的国际秩序,但是,它是各个国际行为体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战略时都要考虑的背景因素。本文对欧美关系变化的原因进行探究,阐释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对欧洲的影响以及欧洲对欧美关系发展的态度,最后对美欧中三角关系下欧美关系的未来提出建议。

   一 欧美关系变化的背景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当时几乎没有人料到中国的发展速度竟如此之快。中国领导层很早就清楚,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很难接受某一天中国竟能与其平起平坐——伙伴也好,对手也罢。几年前美国才意识到,对它而言,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性挑战不是恐怖主义问题或中东的和平进程,而是与中国之间的相处之道,这是新时期美国需要应对的挑战。为此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而特朗普担任总统后,在2017年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or)。

   欧洲人的思维转变也并不容易。20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在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上以美国为导向,安于“华盛顿共识”,即美国在防务上给欧洲提供保护;反过来,欧洲接受美国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所缔造的世界秩序。2019年美国重新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不管怎样欧美都互为双方最重要的投资伙伴。但是中国很快将成为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于德国而言,中国2016年以来已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曾经在2015年短暂占据这一位置的美国——此前是法国居首——落到了第三位。

   欧洲在重新进行自我定位时,也考虑到了俄罗斯因素,但仅在安全和军事方面考虑,在经济方面则没有。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第十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甚至比韩国小,无法在经济上面对美国、欧洲和中国持久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

   在这一背景下,2019年对于欧洲包括德国可谓是一个重要年份:无论是对美国的关系还是对中国的关系均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把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问题单单归结到特朗普个人身上,这无疑太过简化了。尤其是在2018年德国掀起了一场辩论:特朗普果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意外”?他离职后欧美是否能回到习惯的正常状态?又或者特朗普总统任期是美国与欧洲疏远这一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但在2019年,几乎没有人再探讨这一问题,相反,大家普遍认为,即便特朗普不再担任美国总统,欧美关系也无法回到以前的时光。

   美国总统大选也对此推波助澜。欧洲人认为,在民主党的众多总统候选人中只有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安全政策还能与奥巴马时期的安全政策有些相似。尤其是2019年上半年,无数年轻的左翼民主党人虽然没有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但他们明显支持将欧洲盟友的利益置于第二位。2019年年底时被看好的民主党候选人,包括伊丽莎白·沃伦、伯尼·桑德斯、皮特·布蒂吉格、拜登和迈克尔·布隆伯格,如果其中任一人在大选中获胜,欧美关系也不会简单地回归到“华盛顿共识”,而是会在安全政策方面走向新孤立主义的某种变体,在经济政策方面背离自由贸易而转向要求“公平贸易”。

   2019年欧洲人不再在意特朗普是否会取得连任,以致欧洲必须在接下来的4年里继续忍受特朗普治下的例外状况。相反,在这一年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不管谁在2020年或者2024年成为总统,都不保证会把欧洲视为美国的主要利益。因此,欧洲民众普遍认为,欧洲的外交政策不能再听命于美国总统。2019年年初德国外长马斯表示,坐等特朗普任期结束,这是个错误,无论特朗普是否继续在位,德国都需要与美国建立一种新的、平衡的伙伴关系。马斯曾试图依靠法律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者联盟”来实现这一诉求,但迄今几乎未见成效。

   欧洲人之所以才相对突然地意识到这一事实,与他们的“历史健忘症”有关。其实,紧密的欧美关系在过去也并不似人们经常回顾时描述的那样牢不可破。例如,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没有经过美国的同意自行发展核力量;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让英法认识到,当美国与盟国发生利益冲突时,毫无疑问会以本国利益为先;法国1966年退出北约各军事机构,40多年后于1999年重返北约;2001年小布什在任时,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2年后,德国和法国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同美国的关系跌至冰点,在美国也出现了“新欧洲”和“老欧洲”的说法;尽管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奥巴马很受欢迎,但是,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并且“重启”美俄关系,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窃听默克尔总理的手机一事都表明欧美关系不似人们想象得那么紧密。

   二 美国特朗普外交政策及其对欧洲的影响

   当然,欧洲人还没有遇到过像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总统,他认为北约已经“过时”,还把欧盟看作“敌人”(foe),因此,在欧洲,没有人再期待他会释放正能量。英国《卫报》将2019年视作美国外交政策“崩塌”之年。2018年年末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离职后,白宫高层中已经没有欧洲人信得过的“成年人”了。但2019年9月,欧洲人眼中的“敌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离职了。自特朗普上任到2019年秋,他已有四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六任国家安全顾问副手。在盟友中,特朗普对德国的批评仍然是最严厉的,原因在于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特朗普认为德国已经沦为俄罗斯的“人质”和“俘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特朗普那里也不怎么受待见;他有意挑衅性地称北约已经“脑死亡”,认为特朗普非常“可恶”。

   2019年特朗普仍然继续奉行之前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哪怕在美国看来,更别说在欧盟和德国看来,都具有“争强好胜、恃强凌弱、心浮气躁、不负责任、愚不可及、脾气暴躁和自视甚高”的特征。

   2018年11月特朗普宣布已经消灭了“伊斯兰国”,为此,美国将从叙利亚撤走全部的2000名左右的士兵,并透露考虑从阿富汗撤走一半美国士兵,这不仅促使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离职,此举令欧洲盟友也非常震惊,毕竟欧洲在阿富汗也有驻军。在欧洲,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如果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欧洲也得撤军,这是因为在军事上光靠欧洲自身是不行的。

   1987年美、苏两国签订了《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以下简称《中导条约》),2019年2月美国以俄罗斯违反条约内容为由宣布退出《中导条约》。虽然美国和其北约的欧洲盟友就俄罗斯早已多次违约这一事实达成了共识,例如,俄罗斯在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建设军事设施,这在条约中是明令禁止的,但是,在如果俄罗斯违反条约,美国就必须退出条约这个问题上,并无一致意见。虽然美国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一些中程导弹测试,但目前没有欧洲国家允许美国部署这些导弹。美国甚至搬出中国做“挡箭牌”,要求中国也加入一个新的中导条约,但中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远不及美国和俄罗斯,因此,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美国的这一要求。在德国,尤其是外长马斯的回应是令人反思的,他表示,现在需要的不是有关扩充军备的讨论,而是有关削减军备的讨论。此外,在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人们担心特朗普援引中国,这只是其想要摆脱令他不悦的军控条约的借口。

   同时,欧洲越来越担心《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问题。根据此条约,美俄两国将各自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库存在2018年削减到1550枚。此条约于2021年到期,可以最长延期5年,美国在这个条约方面也同样要求中国加入。因《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由奥巴马签署的,所以欧洲担心特朗普不会续签这份条约。

   2019年5月美中贸易冲突趋于白热化,美方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特朗普还宣布将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此外,美国也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中国电信企业受到进一步限制。特朗普还发推文“命令”在华美国企业回到美国本土。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担心美国这项政策对在美的欧洲工业企业的销售造成影响,例如,宝马多年来是在美制造汽车的最大出口商,大部分汽车销往中国,由此宝马受到了中国对美报复性关税的打击。

   2019年年末特朗普在世界范围内——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和英国——加强对华为和中兴参与5G基础设施建设的阻挠,他认为华为和中兴有充当中国政府“间谍”的嫌疑。特朗普政府提出警告,如果某些国家允许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美国将不能与它们的情报机构共享情报。特朗普的这一政策是对正在致力于快速建设5G基础设施的欧洲国家的威胁。德国的工业企业想要尽快做好准备应对数字化挑战,但排除华为,德国就必须担心这些工业企业的竞争力。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首相竞选中对民众做出承诺,要保证英国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顺利进行;如果不允许华为参与其中,那么英国不仅得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还可能会使5G建设速度延后很多年。

   2018年,美国不顾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等其他缔约方的反对,退出伊核协议。德国数十年前长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希望同伊朗签订更多商业合同,但是,美国宣布将对继续与伊朗保持贸易关系的公司实施次级制裁,这使得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与美国进一步疏远。与此同时,2019年英法德创建“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这一结算机制,它类似于交易所,旨在保障欧洲与伊朗之间的贸易,但这个机制毫无效果可言,这令欧洲人体会到自身的无力。欧洲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大企业纷纷退出伊朗市场,如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和雷诺汽车公司、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安联保险公司、德国电信、赫伯罗特以及丹麦马士基集团,美国把这视作其域外威胁的成果。

   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并未使其屈服,虽然伊朗的经济遭到越来越多的打击,民众愈加不满,但伊朗领导人却仍不愿意做出值得一提的妥协。2019年6月伊朗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特朗普怒而下令攻击伊朗,但在空中打击行动开始前几分钟又取消此令,对此,他表示因不想伤害平民而取消命令。9月沙特阿拉伯油田设施遭到巡航导弹袭击,幕后黑手可能是伊朗,但美国方面没有对此做出较大的直接反应。不过,10月美国派遣3000名士兵前往沙特阿拉伯,此外还部署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的此项政策不仅违背了奥巴马时期欧美达成的共识,而且将矛头直指欧洲,最终迫使欧洲放弃对美国抱有的幻想。

   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避免与威权统治下的沙特阿拉伯来往,例如,德国不再与其进行军备出口贸易。但沙特阿拉伯是除以色列之外特朗普在中东最好的朋友。特朗普不仅罔顾沙特阿拉伯侵犯人权的事实及其对也门冲突的介入,而且在记者卡舒吉于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一事上维护沙特领导层,尤其是王储穆罕默德,而此次谋杀事件遭到了欧盟各国的强烈谴责。

而且,欧洲认为美国的阿富汗政策也依然毫无连贯性。将近一年来,美国都在卡塔尔与塔利班谈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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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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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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