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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舟:“改良族制”:近代上海的族会

更新时间:2020-11-08 08:54:05
作者: 叶舟  
进入民国后,族会又有新的发展,除了前述王氏、朱氏、曹氏和郁氏之外,在上海地区创立族会的家族越来越多,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几家:

   根据《练西黄氏宗谱》,民国3年(1914)十一月,黄氏制定“同族会议规程”,规定“凡族人年在二十岁以上,通晓文义,有正当职业者,得于同族会议列席为议员”。48

   1920 年春,川沙黄氏家族由任职于江海关的黄士焕与毕业于龙门师范的黄圭发起成立黄氏族会,并受到族人,著名学者黄炎培的支持。次年,黄氏族人召开了雪社的成立大会。1921年3月7 日,以“联络感情,互相扶助,保护族中共产,筹划族中公益”为宗旨的雪社正式成立。49

   据《申报》记载,国民党元老钮永建所在的马桥乡俞塘钮氏“向有宗族会议之组织”,此后有少数族人应顺潮流趋向,提议改组,并得该会议长钮永建氏之同意,于1929年4月15日召集宗族会议,议决实行改组。其改组情形包括:一是实行委员制,设执行委员五人、监察委员三人、分别处理该族事务。委员人选由大会选举之。二是执监两委员各设常务委员一人,由各该委员中互推之。选举结果是永建夫人、永祥、世禧、世振、永冰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推定永祥为常务委员,世振为经济委员,永冰为文书委员,永建夫人、世禧为庶务兼交际委员。永建、永曜、长庆当选为监察委员,并推定永曜为常务委员。同时还有重要提案如下:一是厉行强迫敎育案。议决学龄儿童必须入学,以初级小学毕业为最低限底,成年失学者仍须受相当之补习。二是严禁烟赌等不良嗜好案。议决中年以下者限一个月内戒绝,年长者亦须量力定期戒除,其限不得过半年。如有阳奉阴违者,得由监察委员检举,并提出大会惩戒之。三是纂修本宗谱牒案。50

   近代有大量的移民移居上海,这些人口的移入,加之上海的西式生活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和宗法观念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冲击。但同时,在陌生的都市中,移民生存仍然需要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这些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宗族认同、家乡认同仍是他们之间的重要纽带,所以上海也出现了由移民家族组建的族会。

   据1917年2月7日《申报》记载,宁波慈东姚氏旅沪同族于1916年发起同族会,为“合姚氏清行支系旅沪同族之人组织而成”,此时在四明公所开成立大会,公推商人姚云桥为主席,“当众宣布宗旨,并报告收入、会费及经过情形”,这是上海较早的旅沪同族会,当时便称为“同族会沪上创举”。51又如1918年7月26日的《申报》报道,鄞县章氏旅沪同族组织——“同宗敦族会”在林荫路五号召开成立大会,“公推章备华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以“保乡敦族”为唯一主义,众皆赞成”。旋即“公举章备华为正会长,章旌榜、章备珊为副会长,章功谊为议长,章显鵕、章功允为副议长,章显达、章显仁为正副会计,并公举评议员二十人,由各房选出,所需经费由到场各会员分别担任,共得常年费二百八十余元,特捐一千六百余元”。52此后苏州洞庭翁氏旅沪同族会、洞庭东山郑氏旅沪同族会、徽州黟南余氏同族会、古林休宁古林黄氏旅外同族会以及常州刘氏五福会等相继成立。53如冯尔康所指出的,虽无族会、家族会的名称,按照族会的精神和宗旨行事的家族组织,如上海葛氏的顿丘公会、上海倪王氏的职思堂等更加不计其数。

   这些族会的创立基本上都遵循着“合群”精神。如慈东姚氏旅沪同族会创立时,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洪承祁曾莅会发表演说,称“同族会宗旨与团体相符,惟同族更觉亲密,将来若能收美满效果,预卜可称世界最有精神之会。如各处能仿此普及,以一族之团力,聚而为一国之团力,则将来利益之大实无限量”。54而章氏同族会创立时,同乡著名商人方积蕃(椒伯)也曾演说“同族合群之必要”。55

   这一时期族会的迅速发展也和当时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密切相关。一是社团作为法人地位的确立。1930年,当时负责朱氏族会的朱澄俭在回顾族会创立二十年的诸件大事时,曾有“本族会”属“团体法人之一”之说。56“法人”是现代民法意义上的概念,是指自然人之外由法律所创设,得为权利与义务主体的社会团体,“依法自治”和“得为权利义务主体”是“法人”的基本意义。“法人”这一概念应是由日本引入。据学者研究,1906年汪有龄在《论产业组合》一文中已提及“法人”概念。清廷编纂《大清民律草案》第一编《总则》中设有“法人”专章,只不过《草案》未及颁行,直到1915年民国政府修订公布《商会法》时,才正式在法律条文中出现“法人”一词。1928年5月至1930年底,《中华民国民法》陆续公布各编,其中《总则》第二章“人”第二节“法人”中有“社团”部分,并已经分成以营利为目的之社团和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还规定成立社团必须先订立章程,得到主管部门的许可,并且进行登记。57至今台湾地区仍然延续了这一社会团体的分类,将“私法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其中“宗亲会”被纳入“公益社团法人”一类。民国时期,谯国族会经常成为新闻的焦点,他们不断地以法人的资格介入一场又一场关于族产的诉讼之中,如“上海第一初级审判厅判决朱澄晓等诉参药商团占住莲花庵一案”直到今日仍获法学界的注意。58

   二是新的继承法使得宗法制度不再得到法律的支持。《中华民国民法》中第五编是继承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布的继承法。新的继承法立法原则之一便是宗祧继承无庸规定,由此正式废除了宗祢继承,嫡庶之别也随之取消,传统宗法制度从此失去了法律的支持。59宗子或嫡支自此丧失了对族人的领导权和族产的处置权,而族会作为“社团法人”由此便获得管理族务和处置族产的权利,族会制度在法律层面上获得了支持。所以朱澄俭才说:“若冢嫡众庶之称,今已一律平等,无所分别,从前公产,应归嫡支保管之例,既与现行法抵触,已不攻自破。”60

   三是“亲属会议制度”的引入。受日本民法旧亲族编的影响。《大清民律草案》从1440条至1448条便设有“亲属会”,民国初年的大理院判例及解释例,也承认亲族会议的设立。亲属会议的权限在当时仅限于继承事项。611930年公布的民法《亲属编》同样有亲属会议的规定,《继承编》则规定无人承认之继承,即继承人的有无不明时,应由亲属会议选定遗产管理人。62亲属会议制度引入后,成为涉及遗产继承等相关问题时的经常性制度。如著名的盛宣怀遗产分配案,当时就有报道,称盛氏的遗孀庄氏向法院请求应按照监督分产人李经方所拟办法分配,但盛宣怀子嗣中有盛毓常对此办法持有异议,所以法院传讯,法庭上庄氏的律师便定称李经方所拟分产办法,“盛氏亲族会曁各房子嗣多数赞成”。63随着亲属会议制度的逐步实施,亲属会议有可能逐渐从临时举行变成常设机构,各家族也开始逐渐习惯通过会议投票来决定家族事务,由此也推动了族会的发展。

   民国时期族会相关的制度也较之晚清时有了更多的改善。一是传统宗族救济功能的改进。陈独秀曾称传统家族的宗法制度有四大恶果,其中之一便是“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64而族会除了仍然保有救济功能之外,更加注重对族人个人能力的培养。如黄炎培在订立雪社社约时便引入了他自己的职业教育理念,社约第一条便是要求族人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并指出这是处世的必要常识,认为靠职业谋生计、自立更生为族人的第一要务,不能只依靠家族的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善良公民。另外,为了使族人能够自立更生,雪社社约规定社员子女最少要完成义务教育,因为拥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够更好地习得一技之长,谋得职业自食其力。65钮氏家族也同样推进强迫敎育案,朱氏家族更认为“本族会既属团体法人之一,对于社会公益,原应稍尽义务”,考虑到其所在的上海东门一带人烟稠密,尚无相当小学容纳已届学龄之多数儿童,便用族会经费创办了思敬小学,生源已不限于非宗族成员。66

   二是族产管理制度的改善。族产各单据的保管一直是宗族的大问题,朱氏发现“近年来因沪地各银行俱有管库之设置,非常稳妥,可无窃盗烽火之虞”,于是经公议讨论后,“将所有单契如数寄存银库”,并且与银行立约,“非经经理、监察、保管员会同盖章,不得开动”,以为“平安妥适,莫善于此”,应当永以为法。67而刘氏五福会则要求族务会计由族人“会员中明会计法而有信用者担任”,并要求每年制订预算和决算表。68

   最重要的改进则是关于女性族人的族会资格问题。当初,朱氏族会规定:“族长以下不论辈行尊卑,凡年满二十岁者皆为会员,惟妇女不得干预。”69朱澄叙曾加以说明:“若族中妇女,现在未便与闻,系章程所规定。”70郁氏的黎阳族会同样规定:“族人男子二十岁以上,族会有选举族正及被选举权、提议权、表决权,十三岁以上得列席旁听而已,以上诸权,女子均无之。”71曹氏沛国族会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显然女子应该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不过这并不可单纯地归结为族会创始人思想的落后保守。当时《结社集会律》在规定参加结社集会的主体资格时,就将包括妇女在内的八类人排除在外。民国时期,由于最初家族财产继承仍然与宗祧继承混在一起,对女子的财产继承权一直没有明确规定。72在法律没有明确女子继承权,社会底层、普通的社会习惯均不承认女子有继承遗产的权利的情况下,片面要求族会给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实是一种苛求。

   这种情况一直到国民政府时期才有所改变。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指出“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反对司法机关对于男女不平等的判决”等几项主张。73当年7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即通令,妇女诉讼案件,应依照这一决议案法律方面之原则而为裁判。74正是在这一法令的基础上,最高法院于1927年第七号解释例中明确宣布:“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女子有财产继承权。”75但是1928年最高法院的第34号解释例仍然说:“未出嫁女子与男子同有财产继承权,否则女已出嫁,无异于男已出继,自不能有此项权利。”76直到1929年4月,国民政府新成立的司法院以最高法院的解释“与决议案之真意不合,遂变更解释,女子不问已嫁未嫁,均与男子有同等财产继承权”。771929年7月31日,中央政治会议正式接受司法院的建议颁布《已嫁女子追溯继承财产施行细则》78,至此,女儿不论已婚未婚都和儿子一样真正在立法层面获得了同等的财产继承权。随着法律的调整和民众意识的进步,族会关于女子选举权的问题也开始有所改变。如刘氏五福会就规定凡刘氏后裔,年满20岁,无论男女,包括妻子均是本会会员,女子出嫁后虽然不再是会员,但对五福会仍然有建议和请愿权。79该会成立于1929年之前,相关规定显然受到了1928年司法解释的影响,不过在制度上已经提供了女子参与管理家族事务的可能性,可以称得上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从相关报道中可知,钮永建夫人当选为俞塘钮氏族会的执行委员,并被推为庶务兼交际委员,80则这一族会中女子无疑具备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钮永建夫人可能是为目前所知最早的当选为族会领导的女性。

  

   结语

   上海从晚清开始,已经开始出现自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由此形成了社会团体开展的风潮,这种潮流也推动了宗族组织形态的改良。上海族会的建立并不是简单地给宗族组织披上民主的“洋装”,而是希望通过援引“合群”思想,让原本分散的家族成员意识到彼此价值观念和实际利益的一致性,进而结合成为具有参与意识的社会公众,以此将家族组织改造成具有公共性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以解决宗族组织中的一些弊端。随着晚清到民国期间的法律制度的逐渐健全和民众观念的逐渐开明,族会制度不断健全,数量不断增多。

当然,正如很多学者早就提出的,绝对不能将族会视为当时宗族改良的普遍情况。在整个社会均处于转型阵痛期的近代,由于城市化水平有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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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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