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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舟:“改良族制”:近代上海的族会

更新时间:2020-11-08 08:54:05
作者: 叶舟  
随便“换了一身洋装”,简单地将“自治”这样的新概念引入家族而已,他们创办族会也不只是简单地“为进一步巩固族权而为自家穿上的一层漂亮时髦的保护衣”,而是有着更复杂的动机存在。28

   朱澄叙在《族会缘起》中曾这样表述他们创办族会的初衷:“道咸以后,族运中衰,驯至生计艰难,丁口衰耗,民不足则不暇治礼义,庙貌荒顿,几同废刹,义庄颓弛,尽饱私囊,凌夷迄于光绪之季,而族运之否极矣。”所以他们才发愤私议:“今日文明国民无不视国事如家事,视国人如同胞,我辈视切己之家事,血统亲密之同胞乃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毋乃枉自菲薄,贻祖宗羞与?”29接替朱澄叙为会长的朱澄俭在《族会大事记》中对“义庄颓弛,改饱私囊”有了更加明确的描绘:当初“七世祖妣许太淑人创立义田,捐置祀产”,此后按惯例,义田祀产管理之权应该由创始人的“本支嫡裔”世袭主持,这一支也“深闭固拒,不许旁支顾问”,由此导致“日久弊生”,至光绪末年已经“庄务废弛,租息日亏,祠宇就圯,群情惴惴”。30而在“义田之清理”项下,他更直接指出1 400多亩的义田在光绪末叶“被经理者私行出典至叁百叁拾余亩之巨”,族人闻讯后,认为“义田租息为全族寒苦养命之源,祀产收益又祭享岁修之费所从出”,不应该被所谓本支后人垄断,于是“朝夕筹议,同谋所以救济之策”,31由此产生创立族会的想法。

   曹氏家族在创办族会之前也面临着与朱氏几乎一样的问题。据《艺心公保存祠产记》记载,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前后,曹氏宗族由六世祖梧冈公与其弟巢南公、春浦公、侄大椿公等人捐田供祭;加之族人协力,共得田190余亩,归巢南公经理。乾隆五十八年(1793),巢南公八世孙南枝公身殁,“非特田不可问,即祠宇亦变迁,仅余颓垣芜壤八分三厘七毫……”。后虽“经道光五年十世二香公之重新,咸丰三年海林公之修葺”,但“祠屋苟完而祠产无着”。同治十年(1871),十一世子兰公为族长时,由十二世保全公输巨款修祠。至光绪三年(1877),因赎“地三亩二分二厘一毫,五年,赎平屋五间”,因经费不足,“贷族弟又香钱二百五十千文,即以六亩七分二厘一毫全单作抵”。由此埋下日后曹又香倒卖族公产之祸根。光绪十一年(1885),“赎张永春户名地二亩六分七厘九毫,其抵出之单则力未能赎,暂从缓图”,却不知又香早转抵于周积贞。至二十一年(1895),又香出任族长后,更是自作主张,“以全地暨平屋出路悉售贾姓为业,用偿私负,祠有门而无路,弗顾也”。族人知悉后,也“格于长幼分”,只能“乘冬至祠祭日,揭其事于祠门而覆始发”。但碍于族长权威,故“群情犹豫,有以宗祠不名一钱,虑难为无米炊者;有以又香分居族长,恐徒贻犯上讥者”。只有少数人以为“族长不当私抵公产,尤不当私售公产,是宜以全力争”,决定“以族长串同抵主购公产图卖等情”向县衙起诉。这场官司打了七年整,最后因曹又香与周积贞先后去世,方由曹氏诸人垫付周妻四百元而息讼,其中尤以“艺心公及和哉公担负居多”。曹氏宗族吸取了教训,方才在艺心公的支持下,由曹骧主持成立了宗族议会,以图宗族之自治。32

   要理解朱、曹二家族当时的困境,必须对中国宗族制度的发展变迁有一深入的了解。正如吕思勉早已提及的,《周礼》所载的“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的大小宗制度其实只能“盛于天造草昧之时”,33自宋明以后便已逐渐消亡。根据学者的研究,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在宋代以后随着城市化、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宗族社会分化开始加剧,乡居宗族中的成功者开始迁居城市,并逐渐主导原本以乡村为中心的宗族社会,由此使得宗族内部的“私”利益得到了空前的膨胀和强化,亲情淡漠和宗法关系薄弱成为普遍现象,原有的“大小宗”的宗法制度逐渐面临危机。

   但是这种宗族分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宗族的消亡,宗族内部会尽量进行有效的调整,将其对宗族本身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士绅们逐渐意识到,在门阀制度被科举制度取代之后,要保证长久的发展,必须要有宗族的拱卫,维系宗族的稳定,其实也是为自己本支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掌握大量资源的士绅便通过筹措“祠产”“族产”来构建家族的经济基础,同时通过“祭祖”“续谱”“族规”“祠堂”“家训”等形式来保证其拥有的绝对的精神力量,从而强化了各分支对宗族共生共存的依赖性。井上彻曾为江南地区的宗族下了一个简单而形象的定义,即“以族田为经济基础的宗族”,是“未能通过同居共财的小家族而实现官僚身份世袭化的士大夫们,重新构建出来的一种新的、以血缘关系为团结纽带的社会集团”。34这种新构建出来的宗族虽然在名义上仍守宗法制度,但由于科举获得成功的城居分支并不必然来自宗子一房,长房就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天然就被赋予宗族的主导权。那些科举成功的城居士绅便用所谓的“德”“功”“爵”等名义等取代宗子,掌握了宗族的主导权,并通过置办族产等方式进一步稳固在宗族中的权力。

   这种所谓”拟制“的宗制并没有背弃宗法理念,而只是在原有框架中作出的微调,由此也产生了理念与实际的背离,最典型的便体现在对“族产”的概念理解和产权明析上。江南宗族大多以族田或者族产为经济基础,家谱中也多表明“系属公产”“永作公产”的字样。早在宋代金华浦江“义门郑氏”的相关家规中,已可见到家族主事者向官府登录族产并呈请政府保护家族祭产、禁止子孙盗卖析产的事例。著名的苏州范氏义庄也一直申请政府保护义庄田产。35乾隆二十一年,经江苏巡抚庄有恭奏请,清廷在原有的《盗卖田宅》律之外,针对子孙盗卖“祀产、义田、宗祠”等三类家族公产,制定了程度不同的罚则。36因此无论从法律还是从实践上,都已经确认族产属于全族所有的“公产”。

   科大卫曾经用“财产人人有份”和“管理轮流交替”来概括明清时期族产管理的基本原则。37但由于宗族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宗族伦理观念之上,族往往是家的扩大,宗祢继承权、嫡庶之分等民间习惯使得族产在产权上有着天然的模糊性。族长或者宗子都认为自己有天然的族产处置权,当初捐置族产的族人嫡系后裔也认为这些族产理所当然属于自己,而在一般族人眼中,祠产的“公”属性即所谓的“财产人人有份”,反而代表了产权属于族内的每一个人。所以一旦私欲膨胀,即使有再严格和清晰的规条,也不能阻止从族长到族人将公产当作私产去占用和盗卖,当时常有“世俗大宗小宗,措置祭田所在多有,而日久弊生,或潜蚀于掌守,或侵夺于奸佃,或隐匿于土豪,产簿遗失,清厘非易”的情况,38这也是朱氏和曹氏家族在当时陷入困境的原因所在。他们想要“改良族制”,并不是简单地新瓶装旧酒,而是清楚地意识到了传统族制的弊端,试图借助一些新的名词、思想、制度来解决困境,这可能才是他们创立族会真正深层的动机。

   晚清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引入了“群”的概念,“天演之事,将使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39他将密尔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就是要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划分,讨论处理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关系。他认为要“求国群之自由”,即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则“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之也”。40梁启超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独术”与“群术”,“合群”与“去私”概念。所谓“独术”凸现的是“私”字,所谓“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而“群术”的核心是“公”。41要做到合群,在政治层面便是设议院,进行立宪,在社会层面便是结社立会。所以康有为才说:“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42“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43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变法维新开始,以上海为代表的得风气之先的很多地方纷纷以广集同志、联络情谊、图谋共同进化相号召,组织各类社会团体。1908年,清廷又颁布《结社集会律》,正式明确臣民在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自由,给予社会团体这种组织行为一定的制度性约束,同时也代表对社会团体的承认。

   朱澄叙在格致书院时便已和钟天纬等同学一起办兴学会,朱树恒和曹骧更是积极参与地方自治的议员,他们对上述诸概念无疑有着充分的理解和领会。当家族中“私”与“公”相对立产生的各种问题令其有切肤之痛时,他们自然会希望通过援引“合群”理念,让原本分散的家族成员意识到彼此价值观念和实际利益的一致性,进而结合成为具有参与意识的社会公众,以此将家族组织改造成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以解决家族中面临的族长专权、族产产权“公”“私”不明等矛盾。两个族会均成立于1909年,当与《结社集会律》颁布有关,两个族会均呈请知县批准,也符合《结社集会律》的相关规定。这便是族会产生的历史背景。

   如果细究起来,中国传统的宗族、慈善组织,包括旧式族会和义庄,也有某些类似于近代社会团体的制度安排,包括一人一票的堂董、会董制度以及如林济所言“血缘宗法族权与宗族公产管理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离”的尝试,包括呈请知县批准,其实也是传统义庄组织“呈请宪批”惯例的发展延续。但是从整体而言,近代的族会和传统宗族组织在很多地方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首先,传统宗族的族长或是根据宗法,由宗子担任,或是根据齿、德、爵、功等要素,由族中有影响的人物担任,而族会的议长或会长是通过选举产生;其次,传统宗族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宗族活动,家长是家庭参与宗族活动的代表,而族会成员则是个人身份的会员,与家庭无关;第三,传统宗族的族产产权归属不明晰,而族会由于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因此族产的产权属于族会,而非某个族人,由此方可能解决族产产权归属问题。

   曹氏和朱氏对这一点是有着清醒的自觉的。曹氏开宗明义,设立族会为“家族立宪”,44而朱氏也称其族会“乃族人组织之团体”,其议事规则中更指出:“族会,一小小团体也”,并为“合群自治之试验场”。45朱澄叙在《通告全族声明职权族会内容启》中有着更加清晰的表述。首先,他认为族会是“族中人同心协力,保存祖遗,保存余荫之一大团体”,同时也是“吾国国民自治精神上之一小结力,一小团体”,所以族会其实便是“宪法上之真实形式”,通过族会的训练“即小可以见大”,使“将来于国事上之团体公德,易于领悟”。其次,他认为要“视族中公产犹如大树,不愿听人斫枝作柴,锯木作料,致使族众不能共享余荫”,仅仅创立族会也不是“永久无弊之法”,更重要的是借此提高族人的责任感和公共意识,方可以“合人目以共相监视,如大树之不许伤荫,将来愈久愈惧,即团结之力愈坚”,由此“可不致复生前弊”,所以族会和传统的家族组织不同,在于“个人皆负族务,兴废成败之关系”,如果“若皆视作无关紧要之事”,则“团体之精神散矣”,所以“自私自利之见断不可存,即存亦终归无用”。46

   但这种摆脱传统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理念的尝试,在当时并不容易被世人所接受,所以也有宗族尝试进行折中和妥协。上海著名的沙船世家郁氏家族在创办族会时,并没有像曹氏和朱氏那样另起炉灶革新,而是在保持原来的框架基础上进行改良。他们认为,宗子是“百世不易”,族长是族中分、齿最尊者,也是终身职务,族正则由族会选举,任期三年,连举得连任,但不得过二任。族长主持族中婚嫁祭祀一切事务,是一种仪式性的职务;宗子掌管家谱和宗祠,但是并无实际的处置权,而且必须会同族长一起办理,只是一种象征性职务;族正则掌管所有财产和宗族内部事务,是一种行政性的职务;而对家族事务和财产的处分和变更,必须通过全族大会,由全体族人出席表决通过。47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将传统的宗法制和近代的社团制融合在一起,虽然是一种“亲亲”“长长”“贵贵”“贤贤”诸因素的妥协混杂,却也可以看成是仿照君主立宪及三权分立制式的权力制衡。

  

   三制度演进:民国时期族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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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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