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祥稳 戴家翠:现象与本质:清代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社会环境恶化——以杭嘉湖和皖南山区为中心的研究

更新时间:2020-11-07 19:01:38
作者: 张祥稳   戴家翠  

   摘    要:

   清代自乾隆朝末期始,在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和皖南山区,以棚民为主体的垦殖山土种植玉米引发的社会环境恶化现象日渐凸显,官方和土著也因此在该域掀起了我国粮作史上首次谴责和禁止外来稳产高产粮作传播种植的浪潮。社会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山上玉米生产日渐严重地破坏了山下土著的农业经济特别是粮食生产、人居环境和社会稳定,本质上是玉米生产者与非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禁止玉米在山场传种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土著的社会环境,保护原生植被和遏止水土流失的生态动机并不明显。

   关键词:玉米生产; 利益冲突; 长江下游;

  

   在清代长江下游(1)杭嘉湖、皖南和皖西南山地丘陵区(下文简称山区),自乾隆朝中期始,在诸多自然和社会因素的促动下,稳产高产的旱作玉米日渐在坡地上大面积种植,形成临安、杭县、余杭、孝丰、德清、乌程、安吉、嘉兴、嘉善、婺源、祁门、东至、至德、铜陵、太平、旌德、宁国、广德、宣城、宿松、岳西、怀宁、舒城和来安等24个县(州)域种植区(2);该域玉米生产对于促进山区旱土资源开发、改善民食结构、丰富饮食文化和发展山场综合经济等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杭嘉湖和皖南山区,垦殖山场种植玉米严重地冲击了社会环境,土著绅民因此视玉米为洪水猛兽、玉米生产者为寇仇,进而使问题凸显于社会并引起广泛和高度的关注。皇帝、御史、总督、巡抚以及县域种植区所在地的府州县官员和土著等对玉米生产口诛笔伐,自乾隆五十三年徽州特大山洪暴发后,官民多次联手对山上以玉米生产为主业的棚民“概行驱逐”(3),同时勒令所有棚民和土著等山民不准“再种苞芦”(4),试图遏止社会环境的持续恶化。那么,清代杭嘉湖和皖南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社会环境问题之现象和本质究竟是什么?对此,当代学界已有所关注(5),但已有研究缺乏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梳理,部分观点值得商榷甚至存在舛误之处,故本文试着予以专题探讨。

  

   一、山上玉米生产与山下农业经济的破坏

  

   在清代杭嘉湖和皖南玉米种植区,拥有刀斧锄镐等简陋生产工具的玉米生产者在刀耕火种过程中,对山场野生植被“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6),继而翻挖山土和铲草皮烧火土粪,种植生物特性决定了同等种植条件下最易引发水土流失的是旱作玉米,因此引发了该域山土垦殖史上史无前例的严重水土流失,如徽州府属祁门和婺源等县山上“开种苞芦……沙土倾泻”(7)而下,宁国、池州和广德等府州“垦种苞芦”的山场上“每值霉雨,蛟龙四发,山土崩溃,沙石随之”(8),杭嘉湖各县域种植区“开种苞谷”造成山上“每遇大雨,沙砾尽随流下”(9)等。玉米生产中的水土流失,对种植区山下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农业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损失。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一)山上玉米生产使山下粮食歉收

   在杭嘉湖和皖南玉米种植区,首先,清代玉米生产严重地破坏了山上和山下的水环境,引发了严重的水旱灾害,这种情况在宣城非常普遍:“未开之山……每天雨……其下水也缓,……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随即形成山洪奔注而下,“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1),山下耕地水旱交替不可避免。其次,玉米地上的“土流失”严重损毁山下的水利设施,使山下田地缺乏水利保障。如:祁门和婺源等县山上玉米地的水土流失使山下“溪碣填塞,河流绝水利之源”(2),宁国、池州、太平和广德等府州山上“苞芦”生产引发的土流失严重“有妨河道”(3)和“有碍民田水利”(4),浙抚阮元认为杭嘉湖山上“惟苞芦”生产使山下“溪河每致淤积,地方屡受水患,……大为目前水利之害”(5)。水利是防御水旱灾害、保障农业收成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该域玉米生产对山上和山下水利环境的破坏势必引发农业歉收,且时人也将歉收的主因归咎于此。如道光年间,芜湖道宪杨懋恬认为皖南山上玉米生产使山下“农民蓄泻灌溉之法无所复施,频年歉收”(6),御史汪元方陈奏杭州和湖州山下水灾频仍严重正是山上“开种苞谷”(7)造成的;同治年间,费南辉认为湖州府山下水旱连年的“致患之原,则尤在棚民租山垦种苞芦”(8);光绪时期,祁门善和程氏家族在《驱棚除害记》中控诉本地山上玉米生产等造成“频年岁比不登”(9)。

   (二)山上玉米生产使山下耕地淤淀甚至永久废弃

   在山上种植玉米引发水土流失,使山下在玉米到来前业已普遍存在的因“山多田少”而严重稀缺的耕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如祁门县因“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使下山泥沙淤淀山下大片耕地,其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10),即无法挑复而废弃;旌德县山上“种苞芦”使下山沙石“毁坏良畴”..(1.1);湖州天目山区山上“开种苞谷”引发的水土流失使山下大范围内的“良田化为硗瘠”..(1.2)。众所周知,耕地是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命根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而山上玉米生产造成山下耕地泥沙淤淀,对殃及的农户来说是致命的,特别是耕地的永久性废弃,对农户的打击和农业经济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难怪光绪年间祁门善和程氏在《驱棚除害记》中控诉,玉米地上的泥沙淤淀山下耕地,使“耕农多叹失业”..(1.3)。

   (三)山上玉米生产给山下农户带来人财物力的额外负担

   其负担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被泥沙淤淀耕地挑复所需的人力物力。因为山下耕地资源稀缺,故耕地被泥沙淤塞的农户势必竭其所能地付出人力物力进行挑复,但这一负担之重不可小觑,否则光绪年间的祁门县善和程氏族人也不会发出“田亩多被汆积,欲图开复,费倍买田”的哀叹。二是山下耕地淤淀租税无出,从而加重了农户的钱粮负担。耕地上的出产是农户交纳租税的主要来源,但山上玉米生产给山下耕地带来的水旱灾害和泥沙淤淀,势必使耕地的所有者或耕种者因歉收或绝收而减少或完全丧失租税来源,必须从其他渠道筹集钱粮来履行不可逃避的交租纳税义务。如光绪年间,祁门县善和程氏族人控诉田地淤塞使“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1);道光年间,御史汪元方奏报,杭嘉湖山上“开种苞谷”使山下淤淀耕地有“日后赔纳钱粮”(2)之患;晚清时期,梅曾亮调查发现,宣城山民垦山种植玉米等生产活动实质上是“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之举(3),理由是玉米生产加重山下农户的租税负担。

   上述玉米生产破坏农业经济对土著的主要影响何在呢?在玉米大面积种植前,杭嘉湖和皖南口粮业已严重不足并依赖外援。如嘉兴府食粮“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4);湖州和杭州“本地所出之米,纳粮外,不足供本地之食,必赖客米接济”(5);徽州祁门和婺源等县所产粮食“仅资三月之食”“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6);宁国一带“全年所产粮食,仅供民食半年之需”(7),此类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甚至当代初期。而上述玉米生产引发的粮食歉收问题,使种植区土著的粮食总量不是上升而是衰减,因为外来人口种植玉米“所租山场的租金极低甚至不需租金”(8),其生产的玉米主要用作自家消费而不是土著,这就必然使土著原有的乏食问题雪上加霜。再者,土著主要是考虑到林木等“山之所产,效远”(9)而出租或自垦山场种植玉米,以期当年即可获得短平快的经济效益,但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加剧了土著的贫困,同时更制约着山下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而遑论扩大再生产了。所有这些,正是山上玉米生产者与山下民众利益冲突和群体对立之根本所在。

  

   二、山上玉米生产与山区人居环境的恶化

  

   玉米生产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种植区生活居住、休息游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等人居环境的破坏,环境的所有者涉及生者、逝者和子虚乌有的神灵等,这种恶化集中出现在层峦叠嶂、山高坡陡、河道狭窄、河床比降大和玉米县域种植区集中分布的皖南山区,自乾隆朝中期玉米大面积种植始日渐凸现。

   (一)玉米生产对山区交通运输环境的破坏

   玉米生产中的水土流失,对山上山下的陆路、水道、桥梁和堤坝等交通设施损毁严重,使原本交通不便的山区交通运输环境更加恶劣,时人也将这一问题与玉米生产联系起来,有人将玉米生产视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如:嘉庆《宁国府志》编纂者认为,该府山上“垦种苞芦”使山下“河道为之壅塞,坝岸为之倾陷,桥梁为之坠圮”(10);嘉庆《旌德县志》有载:县域内山上“种苞芦”使下山沙石“填溪塞路”..(1.1);道光年间,在徽州祁门、婺源等县,人们发现山上水土流失与山下“河身日高,河流日浅,船只挽运愈觉艰难”..(1.2)现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祁门大洪岭山场上的禁种玉米碑文中,将下山泥沙“积塞道途”归咎于山上“插种苞芦”..(1.3);其后,皖南山区随着玉米面积的扩展,交通运输环境恶化的程度和范围亦呈上升趋势,民间普遍设立桥会、路会,水灾后注重工赈以修复道路桥梁。交通运输环境的恶化对当地商品经济和民生等负面影响极大,如祁门县山上水土流失使“河道日高,水在砂下,舟不能达。十日不雨,货物不至,盘运翔贵,是以闾阎日即于贫苦”(1),同时还引发了“水运艰辛,米价腾贵”(2)等问题。

   (二)玉米生产对山下土著居住环境的破坏

   在玉米大面积上山前的皖南山区,山洪暴发破坏居住环境的现象并不少见,即道光《徽州府志》所说的“地势高峻,骤雨则苦潦”(3)现象。但自乾隆朝始,大面积的玉米生产严重削弱了山场的保水功能,使得山洪更易于形成,进而加剧了山洪对山下屋宇和家什的破坏,土著也将其视为山上玉米生产带来的祸害。如乾隆五十三年,山洪暴发使祁门山下“庐多漂没”,目睹惨景的孙学治认为其即是山上“棚民租山种苞芦”(4)的恶果;嘉庆年间,祁门环溪王氏履和堂家族谴责山上玉米生产等活动使山下“屡岁洪水暴涨”和“村内洪水横流”,造成“沿坑屋宇,长在水中”和“人则栖息无所,物亦渍湿难堪”(5)的惨状;光绪时期,祁门善和程氏家族仁山门族人控诉,山上玉米生产等活动使家族“栖息遭危”(6)。另外,在徽州祁门和婺源等种植区,以玉米生产为主业的棚民因“拚拆民居……之案叠见”(7)而破坏了土著居所,也成为官民驱棚的由头。

   (三)玉米生产对土著樵采环境的破坏

   在清代皖南祁门、婺源和宁国等府县,玉米没有大面积种植之前,当地“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8),这里的“日用饮食”之物即包括土著必需且来源于山上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等生活燃料,但自棚民“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9)始,玉米生产者在垦殖山场中清除野生植被、砍草搭棚和铲草皮烧火土粪等行为,导致生活燃料资源日渐短缺,土著也因樵采困难、增加樵采和生活燃料成本而怨声载道,如:嘉庆时期,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族人在《驱棚除害记》中,将“樵采无地”列为棚民的十大害之首(10),可见柴草短缺之严重及其对当地民生影响之大;张椿楚《颂山房杂著》中罗列徽州祁门和婺源等县棚民六害,其五就是垦山种植玉米等旱作,使昔日的“柴薪仅足敷用”转变为“柴薪价值较之数年前顿增几倍,居民樵苏之利荡然无存”..(1.1);柴薪短缺及其价格上涨,不但影响农村的日常生活,也增加了城镇人口生活燃料上的经济支出,进而扩大了反对玉米生产的社会群体范围。

   (四)山区玉米生产对风水文化的破坏

明清时期,徽州祁门和婺源等地土著的风水意识浓厚且根深蒂固,风水被他们视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个人、家族甚至域内社会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故弘治《徽州府志》有该域民众“泥于阴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442.html
文章来源:中国农史. 2020年0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