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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中缅关系再探讨

更新时间:2020-11-06 10:48:13
作者: 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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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国也深知缅甸对自己的疑虑。1950年国庆后,中国驻缅甸使馆报告说,缅甸政府对中国国庆活动阻碍敷衍,主要是担心中国借机扩大政治影响,这表明缅甸政府大体上对中国持反对态度,表面上又故作担忧的样子25。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显然更加证明了中国政府的判断。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在国庆华侨集会上发表讲话,猛烈抨击美国的亚洲政策。10月11日,注意到此事的美国驻缅甸大使向缅甸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缅方加以处理。随后,缅甸外长藻昆卓(Sao Hkun Hkio)约请姚仲明谈话,指出姚仲明10月1日发表的反美言论不妥,此后应予注意。姚仲明反驳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事实存在,为何不可以讲。藻昆卓解释说,同意姚仲明的说法,不过为避免引起麻烦,建议今后一般性地提及美帝国主义或根据某一具体事例批评美国,而不要笼统地提出反对美帝国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给美国一个“满意的答复”,11月1日缅甸外交部常务秘书通告美国驻缅甸大使,藻昆卓已告诉姚仲明10月1日的演说内容不当,并警告对方不要再在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缅甸发表这样的言论。姚仲明承诺以后不会再这样做。26

   虽说1950年至1952年中缅两国之间彼此心存芥蒂,少有往来,但双方还是就边界、国民党残部和文化交往等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也正是这些极为有限却并非毫无意义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中国与缅甸之间的相互了解,甚至或多或少地减少了对对方的猜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缅边界还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争议,包括北段尖高山以北未定界问题、中段勐卯三角地“永租”问题27和南段“1941年线”问题28。那时,由于对边界状况不甚了解,且忙于应付朝鲜战争,中国政府对边界问题的总体考虑是“暂时维持现状”29。相反,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早在1949年12月,吴努政府就提出要解决边界问题,中国答复说时机尚不成熟。至少从1950年9月起,缅甸已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地图如何标注中缅边界。12月,中国出版的地图将八莫以北地区划归在版图范围内,但标注为未勘边界。1951年3月,北京再次发行类似地图。于是,缅甸驻华使馆提出抗议。中方解释说,这些地图是由国民党政府旧地图复制而来,由于时间关系,新地图还没有绘制出来。中国对缅甸没有领土野心,愿意在合适的时候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缅方接受了中方的说法。8日,吴努向国会保证,中缅边界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共同勘界的方式加以解决。5月,藻昆卓告知美方,中国在中缅边界一边大量驻军,但行为有度,并未进入缅甸领土。301952年,国民党军队从缅甸向云南发动进攻,结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退。为防止再次遭遇国民党军队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1年线”以西驻扎下来,这让缅甸政府深感忧虑。31

   1950年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之下,国民党第8军和第26军部分部队分批败退至缅甸北部,领导人为第8军军长李弥。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当局命令缅北国民党残部进入云南从事游击活动。32这对中国的南方安全构成了威胁。对此,新中国早有准备。1949年11月29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彻底消灭国民党所有反动武装力量,乃我政府不可动摇的政策。不管战败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保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对此事实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随后,中国外交部将该声明文本交给缅方。当国民党残部问题出现后,吴努政府自然非常担心中国误以为缅甸容留李弥部队,从而派兵进入缅甸进行清剿,甚至伪装成国民党军队向缅甸“渗透”。更令仰光忧心忡忡的是,缅甸政府军缴获的国民党残部文件也表明其有意给中缅关系制造麻烦。33

   为防止出现上述局面,1950年上半年,吴努和奈温亲自视察景栋(Kengtung),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向新中国保证缅甸政府会迫使缅北国民党残部缴械投降。6月,缅甸驻华大使还同中国政府正面讨论了该问题。中方表示,保证尊重缅甸领土主权,知道缅甸军队正在清剿国民党残部,但令人不解的是缅甸政府同时还在向这些人提供给养。缅甸大使解释说,李弥部队只是通过抢掠当地百姓为生。34事实证明,在台湾和美国的秘密支持下,缅北国民党残部的力量日益壮大,缅军根本无力完成清剿。1951年5月初,姚仲明提请藻昆卓注意中方接到报告称大量国民党军队由泰国进入景栋,询问缅方欲如何处理此事。藻昆卓保证说,缅甸政府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此次会谈后,仰光对中国入缅追剿李弥部队的担心达到了顶点,以至于明确告知美国只给华盛顿三天时间解决国民党残部问题,否则将诉诸联合国。35无奈之下,杜鲁门政府着手考虑对策。最终,美方提出两个方案:允许国民党残部放下武器,就此成为当地农民;将国民党残部通过缅甸遣返回台湾。缅方表示,中方可能不会同意以上方案,因此不予考虑。36

   1952年2月中旬,周恩来在与印度驻华大使会谈时表示,国民党残部问题目前并不严重,但中国怀疑在美国的压力下缅甸是否会继续追击并消灭李弥部队。而且,倘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该区域可能成为打击中国的前沿阵地。从印度那里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缅甸驻华使馆承诺缅方将不遗余力地铲除国民党残余力量。25日,周恩来向缅甸驻华大使指出,中国怀疑美台泰共同支持国民党残部,理解吴努政府面对的困难,但仍希望缅甸能够尽快解决此事。随后,缅甸外交部指示驻华使馆答复中方,仰光将全力将国民党残部赶出景栋。3710月,姚仲明要求缅甸政府有效遏制李弥部队对中国的骚扰行动38。但总的来看,中国并未就国民党残部问题向缅甸施加过大压力,而是更多地表示理解,并指出美国在其中酝酿的“侵略阴谋”39。1953年2月底,吴努在致尼赫鲁的信函中断言,缅中两国已就李弥部队问题达成了完全谅解40。

   建交初期,中国与缅甸的文化往来不多,值得一提的只有1951年至1952年两国政府文化代表团的互访41。1951年1月初,吴努通过中国驻缅甸使馆建议中国派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印度和印尼,以增进理解和消除误解。更为值得深思的是,缅甸外交部还特别指示驻华使馆要尽可能推动毛泽东或周恩来宣布该消息,并表明中国不会干涉任何东南亚国家的内政,尊重他国领土主权完整,和平解决彼此间的争议问题。随后,吴努与印度方面就此事进行了沟通。尼赫鲁认为,考虑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和疑虑以及联合国正在讨论将中国定性为“侵略者”,此时与中国互派友好代表团可能会产生某种负面影响,让其他国家认为印缅两国参与了集团斗争。同样,促使中国领导人发表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声明也不明智,会令国际社会以为相关国家成为了被侵略目标。于是,吴努决定暂缓推动此事。42

   2月中旬,缅甸驻北京使馆报告说,中国正在考虑缅方的提议。关于具体安排,中国主张称代表团为“文化代表团”而非“友好代表团”,因为双方关系本就友好。此外,中方不愿按照吴努的建议发表公开声明,理由是已多次公开表明尊重他国领土完整,各国平等,互不侵犯。缅甸的对策是,既然此事由己方首先提出,中国给予积极回应,便不能再拒绝中国文化代表团来访,但应缓慢推进此事,以免中国人声称这是缅甸人一再坚持的结果,并明确告知对方在仰光攻击与缅甸友好国家将令其感到尴尬。在接下来讨论细节的过程中,中方也敏锐地觉察到了缅甸的顾虑,特别强调中国代表团的性质为“文化代表团”,与政治无关。43

   12月上旬,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缅甸,与当地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并举办了电影招待会和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等活动,效果良好44。不过,其间也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24日,中国驻缅甸使馆致函缅甸政府,送上了《自由日报》和《中国论坛报》等两份反共亲台报纸攻击中国文化代表团报道的副本。经调查,1952年2月4日,缅甸外交部告知中国大使,缅甸新闻处处长已警告有关编辑今后不要再发表类似文章。事件顺利得到解决。45作为礼尚往来,自1951年5月始,中国也几次邀请缅甸文化代表团回访46。1952年4月下旬,缅甸文化代表团访华,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参观活动47。

   同样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在许多与中国有着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国际问题上,缅甸时常有意无意地站在中国一边,比如支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反对联合国给中国贴上“侵略者”标签、要求联合国取消对华贸易禁运、拒绝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等48。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中国产生误解,缅甸也及时就对美政策等相关问题予以解释。例如,1951年10月18日,《云南日报》刊登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德钦伦撰写的题为《缅甸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章,指出美国假借“经济援助”之名在全缅各地扩大和修建飞机场,并进行针对中国的破坏活动。随后,缅甸驻华使馆对中方作出说明:仰光机场的修建与扩大全部由缅甸政府出资;缅甸政府不允许任何国家在缅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进行破坏,仰光严格奉行“中立和善邻政策”。49

   1950年至1952年的中缅交往充分表明了两国的复杂心态,缅甸对中国依旧怀有深深的猜忌甚至恐惧。正因为如此,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缅甸都十分注意避免过度触犯中国的利益,并防止中国对己方产生错误理解。与此相类似,直到1952年下半年,中共领导人依旧认为缅甸政府隐藏了对中国的真实态度,它推行的是亲英美的反华政策。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看来,“为争取亚洲国家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以打击美帝及其帮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应该争取且可能最终建立起与缅甸的友好关系50。因此,在与缅甸的沟通过程中,中国努力试图逐步化解对方对自己的疑虑,并多次表示理解仰光的处境。后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恰恰证明,当中国和缅甸均留意避免对方作出误判乃至有意友善往来之时,两国关系的改善也便具有了可能性。

  

   三、中缅关系改善的起点(1953)

   50年代中期中缅关系的明显改善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双方外交政策的调整与两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的一致态度或利益,后者主要表现为缅甸因国民党残部问题与美国交恶以及中缅两国彼此间的贸易需求。有趣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与朝鲜战争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早在1946年至1947年,毛泽东就多次强调美苏之间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地带”,即亚欧非三洲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扩张51。此后不久,随着美苏冷战态势的形成与加剧,“中间地带”的概念渐渐淡出了中国领导人对外政策的话语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两大阵营对抗和“一边倒”,“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和中国领导人将关注转向国内事务后,他们已经在思考对亚洲新兴国家的政策”52。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详细论述了中国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他在“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之外加上了“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三项新的基本原则,强调国家间而非党际关系,表明了要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意愿。具体到东南亚国家,周恩来特别指出:“东南亚国家同帝国主义有矛盾(关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要尽量利用这个矛盾。它们刚建立政权,要维持它们的统治,它们怕战争打起来。在战争时我可争取东南亚国家中立,在和平时我使它们与帝国主义有距离。”53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马林科夫等苏联新一代领导人转而着手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第一个步骤便是推动中国重新与美国进行朝鲜停战谈判54。相应地,中国也开始主动寻求缓和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6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概括性地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在此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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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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