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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星 周安祺:新中国70年来外交传播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发展方位

更新时间:2020-11-06 08:37:14
作者: 杨明星   周安祺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对外政策传播工作完成了从“对外宣传”到“外交传播”的战略转型。研究发现,中国特色外交传播体系开始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形成了以党和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复调传播”格局;二是传播内容紧紧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故事化、定制化生产;三是传播媒体在信息技术驱动下向全球互联的平台型媒体转型;四是传播对象在“全球观”与“分众观”双重标准下实现了精准区划。本文认为,中国在外交传播与国际话语权建构方面的实践创新虽已初见成效,但同英美等西方大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国内学界对于“外交传播”领域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对“外交”与“传播”关联的学理探索尚不深入,使得“公共外交”与“全球传播”两个系统长期处于相对割裂状态。鉴于知识体系的匮乏直接影响传播效果,本文尝试从外交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的视角,提炼新中国70年来外交与传播事业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一套相对完整的外交传播体系架构,为党和政府在此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实施“全政府”推进和跨部门联动提供智力支撑。

   关键词:外交话语;外交传播体系;国际话语权;发展方位

   作者简介:杨明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州,450000);周安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郑州,450000)。

  

   一、问题的提出

   “外交传播”是以外国官方及民众为传播对象而开展的外交信息传递活动,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和突出的跨学科属性,通常由主权国家或重要非国家行为体所主导,旨在为实现维护国家利益、赢得国际认同的战略目标提供服务。外交传播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传播或者国际传播类型,也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外交”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党和政府主导的对外传播已经完成了“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全球传播”“公共外交”等几个阶段的理念转型。近几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在行为主体、媒介技术环境与传播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提出了“数字公共外交”“新公共外交”等新概念、新思路。然而,中国外交与对外传播长期面临的两大难题依然存在:一是受制于西方主导的传统外交模式与国际传播体系,中西外交关系呈现出信息传播不对称、话语权力不对等的现象;二是中国对外传播观念与技术相对滞后,导致外交媒体影响力与公信力同国家整体实力不匹配,难以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显然,国家对大力提升外交形象和全球领导力的美好期盼,同当前中国外交与对外传播战线在传播观念、渠道和技巧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国外交与对外传播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如何化解这一基本矛盾?如何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推动外交理念“联通世界”,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进而推进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这些问题的存在亟需我们寻找新的解决方法、开辟新的路径,尤其是要用跨学科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外交与对外传播之间的关系,以便从逻辑起点寻找影响对外传播的主要症结,准确把握外交信息传播的着力点,借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话语体系。

   从“对外宣传”到“公共外交”的概念变迁不只停留在表述层面,其深层意义在于传播观念和战略的转型。“宣传”一词本是舶来品,在中文语境中一般为褒义或中性词,也是最早用来指称国际传播功能和作用的词汇。但与“宣传”相对应的英文单词“propaganda”通常带有灌输、鼓吹、欺瞒等负面含义。因此,中西方对“宣传”概念的政治立场和情感认知存在着巨大差异。在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里,国家有关部门始终以“对外宣传”的传统理念来推动中国的外交和对外传播活动,不时招致西方受众的曲解与抵触。1997年中宣部宣布将“宣传”的英文译文由“propaganda”改为“publicity”后,“对外传播”才得以成为党和政府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主流表达方式。本文认为,这一英文表述的改变具有进步意义,其原因在于“对外传播”开始摆脱“对外宣传”一味强调意识形态和正面报道的传统思维,并逐渐向客观、公开、全面的信息交流方面转变。正因为如此,此时的“对外传播”在内涵上已经比较接近“公共外交”。

   “对外宣传”转向“公共外交”的过程中,中国的“对外传播”还经历了“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这两个过渡阶段。“国际传播”是一种将民族国家所定义的最高权力及相关国际秩序作为逻辑起点的传播方式,尤其在“美式全球化”时代,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的国际传播已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以价值观输出为核心的战略活动。正如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所指出的,西方所谓的国际传播实际上是一种“战争工具”,其原因是它使用的是一种“战斗话语”,旨在为战争和冷战服务,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作为被征服的对象,被动遵从既有传播规则。传播学界已有学者指出,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作为理解和分析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传播的唯一维度了。在此背景下,“全球传播”理念应运而生。这是一套建立在人类大多数所共享的文化意识形态之上的话语框架。例如,国内有国际关系学者提出要“站在人类文明新高地”来讲述中国故事,进而在公共外交建设中形成“从世界角度思考”的格局。本文认为,在超越民族国家思维、满足多元诉求层面,“全球传播”实现了与“公共外交”的理念互通。当然,相较于“全球传播”,“公共外交”的战略属性更加鲜明,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说,公共外交的价值不仅仅着眼于实现特定时期的目标,而且还有利于激发当前所有的国际潜力,是推进一国长期战略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内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认为公共外交不是简单的对外传播,因为其部分内容是传播信息、塑造正面形象,而其他部分内容则是建立长期的关系,为政府对外政策的推行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可见,“公共外交”是一种长期的、全局的、战略性的传播规划和理念。然而,在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框架内,“传播”依然处于从属地位,而且常被简单化地理解为外交的工具性载体。这种对传播的形式化、工具主义理解无疑低估了其战略协作的价值,从而在实际上造成了“公共外交”与“全球传播”两个系统的割裂。鉴于此,本文尝试将“外交传播”作为专门学科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从“外交传播”新理念出发,改善外交与传媒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状况,以便更好地为中国外交总体战略服务,并助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知识主权与文化主体性的重构。

   二、中国外交传播机制的发展历程与历史特征

   中国外交传播体系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外交方针与对外传播政策对其影响颇为深刻。总体来看,新中国外交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大历史阶段。中国外交传播事业紧随外交政策的步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和推行不同的传播政策和机制,在实践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为中国特色外交传播体系的构建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第一阶段(1949-1977年):“站起来”外交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时期是中国外交传播的初创期。在此期间,中国外交传播为构建“站起来”外交形象做出了巨大努力。建国初期,中国外交战略集中于两条战线:一是与社会主义苏联发展“一边倒”关系;二是反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传播的活动范围和发展空间十分有限:一是传播对象主要局限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二是外交传播媒介也较为单一,主要表现为以新华社在部分国家设立的海外分社及其开展的外交传播活动。此外,中国外文局(前身为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创刊了《人民中国》《中国报道》《人民画报》《中国建设》《北京周报》等杂志,均以多语种出版,其刊登内容代表中国政府立场,其议题涵盖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为外国受众提供了解中国的窗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于同时期成立,其运营机制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模式”,其传播内容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建国之初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外交传播工作由中央外事小组统领,具体工作则由国务院外事办下设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负责,主要任务是在“联苏抗美”外交方针指导下向美国开展宣传战和舆论战;同时与苏联加强交流,借此巩固两国的同盟关系。总体上来说,这是一种以官方机构和传统主流媒体为主、面向狭窄受众群的单向传播,受众意识不强,缺乏反馈机制。正是在传媒条件极为有限的背景下,中国充分利用了多边外交舞台提供的传播机会,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要外交场合成功地传播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提出的诸多外交主张赢得了积极认同与广泛支持,同时也为中国外交传播事业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站起来”做好了铺垫。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国外交传播工作的重心也随着中国外交总方针的调整而转向了“既反美又反苏”。1963年至1964年,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系列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公开论战的形式对苏联“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有力回击。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国外交传播工作更加注重“从思想上武装外国人民”等与“输出革命”内容相关方面的宣传,其结果是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而严重受损。在此过程中,新中国的外交传播机制整体呈现“断裂的平衡”状态,因此,这段历史也被称之为新中国对外传播史上的“平衡断裂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态势,党中央和政府为打开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推动中美关系解冻,及时进行了一系列影响国际舆论的外交传播活动,如毛主席邀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登上天安门城楼、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促成百名美国记者随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乒乓外交”等。到了70年代中后期,新华社、广播局等外交传播机构日渐摆脱僵硬的管理模式,中国外交传播机制开始回归专业本位。

   (二)第二阶段(1978-2011年):“富起来”外交传播

   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传播机制日渐成熟起来,并开始进入服务“富起来”外交战略目标的发展阶段。这里的“富”也代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机器以及传播渠道的丰富,一批新的外交传播媒体开始创办,如《中国日报》英文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卫星频道等,外交传播理念也从以传者为主的单向宣传逐步转向以受众为主的双向沟通,中国外交传播事业初步形成全方位外交传播格局。

   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开始进入“后冷战”时代。中国外文局从文化部归入外宣系统管理,并以出版外交传播刊物为主要职责。中央电视台加快组建对外电视中心。此外,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等六大央媒与中国外文局共同组成了“外宣国家队”,中国外交传播机构和队伍因而得到极大扩充,逐渐形成一种复合传播架构,标志着中国多媒体外交传播时代的到来。

2001年以来,受“9·11”事件影响的美国开始寻求同中国的全方位合作,“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外交话语成为21世纪初期中国外交传播的主旋律。2003年,“非典”(SARS)在中国大规模爆发。由于新闻发布机制不健全,中国对于“非典”的报道不够全面,信息也不够充分,因而在国际社会中造成了负面影响。疫情之后,中国开始对新闻发布和信息公开机制全面改革,并于2004年年底成功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全覆盖的新闻发布体系。[16]这一体系的建立对外交传播工作意义重大,标志着中国外交新闻发布机制逐步走向常态化和规范化。以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为例,无论是出席发布会的记者人数,还是记者提问数量以及所涉及的议题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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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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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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