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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星 周安祺:新中国70年来外交传播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发展方位

更新时间:2020-11-06 08:37:14
作者: 杨明星   周安祺  
均大幅度增加;其结果是,外国媒体对外交部新闻发言的引用和报道迅速增多。2008年,北京奥运让中国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则为中国对外信息发布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外交传播机制朝着更加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

   自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这段时期是中国外交传播机制走向成熟的关键期。一是传播目标转向构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二是外交传播理念由“请进来”转向“走出去”;三是传播模式相应地变为了双向传播与主动沟通相结合。至此,一种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外交传播格局大体形成,标志着中国的外交传播事业在改革开放之后走上了一条科学化、体系化道路。

   (三)第三阶段(2012年以来):“强起来”外交传播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外交传播开始进入以“强起来”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

   全球金融危机、英国脱欧、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等一系列事件将世界推到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节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逐渐颠覆了人们对于“全球领导者”的认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已逼近崩溃的边缘。世界急需创建一套不同于“美式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也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全球领导者”引领国际秩序重回正轨。在此背景下,中国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重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将外交传播工作重心转向传播“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新理念,积极推动国际新秩序的重建。近年来,党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对外交传播媒体的资源投入,建立起了“1+6+N”(即1个旗舰媒体+6家央媒+其他部门)的“融媒矩阵”。随着通信技术及各类移动终端的迅猛发展,外交传播媒体日趋融合化、社交化。为加快融入国际社交媒体场域,中国外交传播机构纷纷涉足社交平台,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以及驻外使领馆、《人民日报》、CGTN等均开通了推特或脸书等国际社交平台账号。中国外文局也在2015年4月成立了融媒体中心,以“新媒体、新外宣”为使命,重点经营多语种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新媒体产品的策划、生产与国际化传播。其英文评论品牌“China Focus”、英文短视频“China Matters”,以及多语种短视频“第三只眼看中国”在选题方向和呈现效果上取得长足进步,节目传达的理念与制作品质也均获得了国际受众的广泛赞誉。除官方媒体之外,各类自媒体、智库、民间团体等社会力量也被吸纳进外交传播队伍之中,形成了主体多元的“复调传播”格局。

   此外,中国外交传播事业围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实体化的核心目标,正持续推进机制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目前机制改革创新已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效,例如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组织召开“金砖国家媒体峰会”和“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以及CGTN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设“全球疫情会诊室”节目,等等。诸如此类的跨国合作机制不仅符合媒体融合集约化发展的战略构想,也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更是为未来外交传播的机制创新提供了借鉴。

   三、中国特色外交传播体系的理论框架与主要特点

   虽然学术界有关外交传播的系统论述不多,但新中国的外交传播实践极为丰富,为相关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和坚实的基础。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新中国在外交事务领域的传播实践中提炼出中国特色外交传播体系的理论架构,并从宏观层面阐释中国特色外交传播体系的结构要素,以期进一步完善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学科体系。

   (一)传播主体:党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传播架构

   外交传播主体系外交政策传递的信息源。由于外交信息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外交传播主体的信息发布会直接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外交传播要求传播主体对即将进入传播渠道的信息务必进行更为全面、慎重的考量,在信息编码阶段必须进行“政审”和严格把关,既要使信息与国家总体外交方针政策相一致,又要对其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有所预判,这些“严苛”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对外交传播主体构成了约束和限定。一般而言,掌控外交政策信息的往往是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以及执政党的高层群体。也就是说,执政党和政府基于信息资源的接近性与可获得性而在掌握外交信息的质与量上具有天然优势,因而在外交传播中具有极大的主动权。具体到中国实践,一种涵盖国家元首、政党群体、外交机构、公共部门以及社会公民参与的多元主体格局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已形成,这一格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而且,在“新公共外交时代”业已来临的背景下,中国特色外交传播多元主体参与的体制优势更为凸显出来。

   1.国家元首是引领中国外交传播全局的核心人物

   埃尔默·普利施科(Elmer Plischke)将元首外交定义为“一国最高政治级别的领导人直接参与外交活动以推动实施其外交决策。”传播学视域下的元首外交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传播,原因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可以将个人情感因素带入外交传播活动之中,不仅可以利用良好的私人关系来促进外交问题的解决,而且其在外交场合展现出的个人风格和魅力同样有益于外交传播活动的开展。此外,元首或首脑还可以凭借高级别、高关注度等特点而始终处于外交传播主体格局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比如,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在各种双边、多边外交场合反复阐释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兼具民族性、国际性、故事化的话语方式,逐步形成了亲和力很强的外交传播风格,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外交传播的影响力。

   2.政党是主导中国外交传播进程的支柱性主体

   所谓“政党外交”,即是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指导下,一国之合法政党为促进或影响国家关系、维护本国利益而与他国政党或国际政党组织开展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政党外交传播的本质是不同国家政党间或政党与国际政党组织之间进行的群体传播。中国的政党外交传播起步较早,源头可追溯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与共产国际的频繁往来,直至建国以前,政党外交传播一直是特殊革命时期里最主要的对外传播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政党外交传播并未中断。对于尚未同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党中央将政党外交传播这种极具灵活性的方式作为推进新中国外交传播工作的突破口,积极同这些国家的政党加强联系、取得信任,以良好的党际关系推动外交传播活动的开展,使政党外交传播成为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有力杠杆。对于已建交的国家,政党外交传播则发挥着巩固双边友好关系的作用,例如“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万寿论坛”等对话交流活动,正是中国共产党为履行新时期外交传播使命而进行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创新。

   3.公共部门是开展中国外交传播实践的中坚力量

   公共部门是相对于私人部门而言的,主要是指那些处理社会的各种公共事务、提供各种公共物品的部门,但传统的公共部门则主要指的是政府。因此,参与外交传播的公共部门一般为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外交部门与外宣机构。外交部作为主管我国外事外交工作的核心机构,在外交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外交部长、驻外大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职业外交官均为外交传播主体,他们通过新闻发布会、例行记者会、媒体吹风会等专业化信息传播机制传播中国外交政策信息。近年来,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NGO或NPO)逐渐成为外交传播主体的要素之一,例如,媒体、跨国企业、非营利组织、国际组织、智库等全面参与外交传播已成为普遍现象。外交传播的公共化转向使得多方协同参与成为可能,而不同群体属性的社会力量通过发挥各自的优势,丰富了以党和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传播主体内涵。

   4.社会公民是推动中国外交传播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5G技术的出现,使得“万物互联”变为现实。媒介技术变革对于外交传播的意义在于:技术赋权将进一步增强公民个体作为外交传播者的主体性,“人人都是传播者”从理论变为现实,普通网民正成为外交传播主体中一股日趋活跃的有生力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已经多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4.5%。鉴于赛博空间(Cyberspace)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可延伸至现实传播环境之中,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因而变得模糊起来,线上线下外交传播形态同步加速融合,社会公民的外交传播主体性身份逐步被广泛认同。然而,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所认知的具有外交传播功能的公民往往是指国内公民,而国外民众则成为易被忽视的群体。具体来讲,海外公民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华裔公民,系“我”“他”属性兼而有之的重要群体。他们一方面是中国外交传播的目标受众,另一方面,出于“故土”情节,多数海外华人具有为中国与其所在国友好往来提供帮助的意愿,以“最熟悉的他者”身份加入中国外交传播队伍,而他们所特有的“双主位聆听”能力,以及内嵌于其血脉中的身份与文化认同正是其进行外交传播的优势所在。二是纯粹的外国公民,如斯诺(Edgar Snow)、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池田幸子(Iikeda Sachiko)等对华友好的外籍专家或记者,他们都曾受周恩来之邀访华,回国后便将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广泛传播,从而充当起了引导其母国舆论乃至世界舆论的意见领袖之角色,实现了中国故事的“借船出海”。新公共外交时代,“全民外交”特征更为凸显,中国外交传播应顺势而为,充分继承和发扬周恩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传统,广泛吸纳国内外公民力量,使之成为官方传播主体的有效补充以及创新外交传播形态的不竭动力与活力源泉。

   当前,中国建立的以党和政府为主导、公共部门与社会公民协同参与的外交传播主体架构,是一种顺应全球治理与大国外交传播需求的有益尝试。多元主体的外交传播实质上涵盖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以及国际传播等各种传播类型。可以说,千人一面的公式化传播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传播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正呈现出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协调一致的传播效果。

   (二)传播内容: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故事化、精细化构建

外交传播内容涉及传播主体在外交语境下“讲什么”的问题。2016年,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强调了“讲故事”的重要性,称“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国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实践经验表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是那些真实生动、贴近个体的故事,而那些空谈理论、偏离群众的宏大叙事传播往往收效不佳。在明确了“讲故事”的方向后,我们还需考虑“讲什么故事”的问题,在此方面,拥有五千年璀璨文明历史的中国并不缺少精彩的和平外交故事素材,这为我们解决“讲什么故事”的问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国际传播框架内,党和政府着重强调的是讲好中国故事;而外交传播视角下的传播内容不仅要求要讲好“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而且还要讲好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故事以及中国经验惠及全球的故事。中国外交传播的议题正进一步朝着世界绝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文化与价值观靠近,讲好“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基于历史而引领未来”的世界故事、时代故事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各类议题与官方、民间、群体、个体等多元故事主体应该统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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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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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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