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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希 黄博:君臣庆会:宋代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与赐名

更新时间:2020-11-05 21:47:59
作者: 宋晓希   黄博  

   摘    要:

   宋仁宗朝君臣共同开启了营建私家御书阁的风气;到北宋后期,从徽宗御赐蔡京的“君臣庆会阁”伊始,又衍生了皇帝赏赐私家御书阁阁名的君臣互动模式;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与赐名在南宋时期继续发展,不同时期的私家御书阁故事浓缩了南宋私家御书阁的兴衰。宋代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与赐名过程,展现了两宋不同时期的君臣关系,成为观察宋代政治文化的有效窗口。

   关键词:宋代; 私家御书阁; 营建与赐名; 君臣关系;

  

   宋代皇帝大多喜好书法,皇帝书法在宋代语境中通常被称作“御书”。1御书阁就是宋代用于储藏和供奉皇帝御书的专属建筑。宋代皇帝经常将自己的墨宝赏赐给朝廷官员、州县学校和寺院道观等机构,在宫廷之外,御书变成一种象征臣民被皇权青睐的稀缺资源,因而受到臣民的崇奉,大臣私宅、各地寺观以及地方学校中都开始建造御书阁,御书阁在宋代遍地开花,成为一个十分显著的历史文化现象。2在诸种御书阁中,私家御书阁较为私密,是大臣在私人宅邸中营建的崇奉御书的建筑。大臣常常就赐御书、建殿阁和赐阁名事宜与皇帝互动,私家御书阁也因此变成大臣与皇帝建立私人感情的重要纽带。可以说,私家御书阁是一个观察宋代君臣关系的切入口。学术界对宋代私家御书阁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更缺乏脉络化的梳理和深入研究。本文集中讨论宋代私家御书阁的营建和赐名的过程,力图勾勒出不同时期的御书阁故事,以探讨宋代御书政治文化中所展示的君臣关系。

  

   一、宋仁宗与北宋私家御书阁的出现

   宋太宗是宋代第一位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就的皇帝,在宋初提倡文治的语境下,他勤练书法,刻苦钻研3,从他开始,宋代皇帝之间形成了以书法传家的御书文化传统。4宋太宗把御书创作和御书活动引入宋代的政治生活中,试图以御书参与和引导政治,其中,赏赐御书就是一种重要的君臣互动方式。宋太宗时常把自己的书法赏赐给朝中大臣,如淳化元年(990年)“四月辛亥,上亲草书、飞白书红绫扇,赐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以上各一。”5御书赏赐不仅传达了皇帝崇文的政治理念,还彰显了对官员和士人的荣宠,加强了君臣关系,在官员心中获得高度认同。6

   不过,虽然宋太宗开启了赏赐御书的政治文化传统,但营建御书阁的传统却是在后来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康定元年(1040年),宰相张士逊受到仁宗御书赏赐后,首次在家中营建了一座与御书有关的殿堂,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五月)辛巳,赐张士逊以宣化门安重诲旧园,上尝御书飞白‘千岁’字赐士逊,士逊因即第中建千岁堂。”7该年,宋夏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张士逊因为安抚戍边禁兵家属一事不当,遭到谏官韩琦的弹劾而请辞。8仁宗为了他昔日老师的体面9,遣中使到张士逊家中慰劳,并赏赐御书飞白“千岁”,以示圣眷未衰,使其颐养天年。 ⑥8到五月末,张士逊又受到宅第赏赐,为了报答皇恩,他在家中专门营建了一座以皇帝赏赐御书文辞命名的殿堂。

   在此之前,大臣感谢皇帝御书赏赐的方式大多是呈上谢赐御书表、谢赐御书歌之类,如太宗朝的翰林学士苏易简曾“具状谢宸翰之赐”10,王禹偁也作《谢宣赐御书草书〈急就章〉并〈朱邸旧集〉歌》感谢太宗的御书赏赐。11

   此时,千岁堂还只能视作是以御书为名营建的私家殿阁,史料并未称其为“御书阁”。在张士逊之后,私家御书阁在大臣之家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任中师在庆历四年(1044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后,“归休于里中,建御书阁,乡人荣之。”12对退休大臣而言,他们不再参与具体的政务,也很难再有机会接近皇帝,但却可以通过御书这个御制物品来昭示自己的特殊地位,私家御书阁是他们在乡里社会刻意营造出来表现自己和皇帝亲密关系的载体。

   仁宗时期,大臣在私人宅第中营建御书阁开始兴起,宗室成员也在修建:

   先帝好飞白书,侍从蒙赐者以为荣,公前后所得殊多。又尝以金泥纹罗书“宗望好学乐善”及“为善最乐”字以赐之,非它儗也。公因请建阁第中,贮帝所赐书。既成,上又为亲书阁名,其见宠遇若此。13

   仁宗向来重视宗室子弟的文化教育,“尝敕宗室子弟学虞永兴之书”,又“于延和殿试宗室子弟所学书” (11),宗望在学习中出类拔萃,时常受到仁宗的飞白书赏赐。他以储藏御书为名,向仁宗皇帝请求在宅第中修建殿阁,这座殿阁其实就是御书阁,即《宋史》言“即所居建御书阁”。14宋代宗室子弟不能担任实职,使其遵循三纲五常之道和掌握优秀的文艺技能是对宗室子弟的基本政策。宗望在文艺上的进取,正是对仁宗时期宗室政策的积极践行。而仁宗许其建阁和为其题名,则表达了对优秀宗室的倚重,这种激励方法有着现有宗室制度难以达到的效果。

   仁宗朝的几个私家御书阁都对仁宗和大臣的关系作了有益的补充,即促进了皇帝与老师、退休大臣和宗室之间的关系,使君臣的私人感情在制度化的君臣关系中有了另一种彰显方式。大臣营建私家御书阁有着很强的自主性,皇帝只是起着配合的作用。大臣是否营建私家御书阁,在于是否需要彰显特殊的君臣情感,所以也并不是人人在受赐御书后都营建私家御书阁。在仁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北宋营建私家御书阁相对沉寂了下来,但风尚已开。哲宗时期,范祖禹曾营建过私家御书阁,他在《进御制诗碑状》中曾言及家中的御书阁,“凡为二碑,立之私室家庙之右御书阁下”。15

  

   二、宋徽宗与私家御书阁的御赐阁名传统

   到徽宗朝,大臣建造私家御书阁开始风靡,“大臣及从官被受御书,例皆建阁”。16宋徽宗的书法艺术成就在北宋诸位皇帝中是较高的,较之前朝的皇帝,他更是热衷于赏赐御书、摹刻御书等政治文化活动17,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徽宗为大臣的私家御书阁御赐阁名。由此,在营建私家御书阁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又衍生出新的君臣互动模式。

   史料记载:“祖宗以来,人臣之家,不闻有以所藏御书赐阁名者。始于蔡京崇、观间赐第城西。遂起君臣庆会阁,锡名揭榜,以侈大之。”18“所藏御书赐阁名者”就是指皇帝为私家御书阁御赐阁名,其传统始于徽宗为蔡京御赐“君臣庆会阁”。御赐阁名的传统在北宋时期一直延续到徽宗执政晚期,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宣、政间,大臣赐书阁,多得御笔阁名。”19这些私家御书阁不仅得到了皇帝的亲自批示营建,还拥有皇帝“御笔阁名”和题榜。显然,徽宗朝修建私家御书阁已经不是由大臣来主导,而是由皇帝来掌控。

   徽宗御赐大臣私家御书阁阁名是从崇宁、大观年间赏赐蔡京“君臣庆会阁”开始的,这段时间是蔡京专权时期,也是徽宗和蔡京君臣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段。蔡京为迎合徽宗的绍述之志,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又改革学校和礼乐制度来营造“丰亨豫大”的盛世景况。20同时,作为徽宗的书画知音,蔡京不仅为徽宗收罗和鉴定古今名画,还为其御画题诗。徽宗以御书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中,蔡京也是重要推手。因此,徽宗赏赐蔡京御书阁并御赐阁名,也是为了表达君臣二人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高度契合。除了御赐阁名,徽宗还“亲制君臣庆会阁诗”,让朝中大臣唱和。21徽宗围绕御赐“君臣庆会阁”的一系列活动,恐怕也是想借此营造出一种君圣臣贤君臣际会的和谐景象。从此以后,徽宗就谙熟于通过御书赐阁名来营建君臣关系和营造政治气象:“是年,郑居中再知枢密院,赐第建阁,藏宸翰,上书其榜曰‘勋贤承训’。” ⑧16政和三年(1113年)郑居中被重新提拔为知枢密院,以牵制蔡京 ⑨20,徽宗又以赐第和御书赐阁名对其进行褒奖,其实就是提升郑居中的政治待遇。

   到宣和年间,越来越多的大臣开始迎合徽宗的这一赐名偏好,纷纷向徽宗求赐御书阁名。从宣和二年到五年,徽宗大量御赐私家御书阁名:宣和二年(1120年)四月,武将姚古“于私家创造高阁宝藏,乞降赐阁名”,“奉御笔赐名‘褒勋之阁’”。同月,兵部侍郎蔡庄“诏许建阁”,被赐“褒忠显功” ⑩16,故相何执中“建嘉会成功阁,帝亲书鉅额以示宠”;22八月,“御笔:门下侍郎白时中于寿春府私第修建御书阁毕工,可赐御书‘醇儒之阁’”,“赐梁子美赐第御书阁额为‘耆英之阁’”;十二月,“新知福州、少傅、镇江军节度使余深也“蒙降赐御书‘贤弼亮功之阁’”;宣和五年(112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赐太傅王黼私第”23,“名其所居阁曰‘得贤治定’,为书亭、堂榜九”。24徽宗一直致力于营造“丰亨豫大”的政治景象,即理想的君主(尧舜之君)、理想的大臣(任天下之事)、理想的政治成效(天下之人豫悦)的“极盛之世”。25对于建御书阁和受赐阁名的大臣而言,也可以借此亲近皇帝,谋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宋徽宗把御书阁的营建从大臣的个人行为变成了由朝廷主导和负责的国家事务,他不仅“诏许建阁”,还要“差破使臣”去臣僚家中进行监督和引导。26主管御书阁事宜的官员甚至还可以获得转官减年的优待,高宗在建炎四年(1130年)改革徽宗朝一系列滥赏制度时就废除了官员参与建造御书阁的法定好处:“应主管臣僚御书阁所得转官减年。诏上件滥赏名色,今后并更不许收使。”27可见,徽宗朝参与营建私家御书阁的大臣能够获得很多实在的政治利益。有些大臣甚至借着修建御书阁的名义谋取私利,刘正夫晚年“筑第杭州万松岭,以建阁奉御书为名,悉取其旁军营民舍,议者讥之。”28可见,徽宗朝修建御书阁也带来很多恶劣的影响。

  

   三、南宋御赐阁名故事与私家御书阁的兴衰

   南宋时期,臣僚建造私宅御书阁的传统在高宗朝也在延续。建炎以来,高宗也一直致力于重新建构“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的御书政治文化传统29,他虽然废除了徽宗时期臣僚修建私家御书阁的法定好处,但仍保留了营建私家御书阁的传统。据史料记载,高宗朝的韩世忠、秦桧和秦梓 ⑥26等大臣都建有私家御书阁。

   此后各朝,营建私家御书阁变成了一种政治文化惯性,私家营建御书阁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孝宗时期,陈士楚“退葺御书阁”;30周必大“谨造御书楼”以“祗奉宸奎”;31张鎡在南湖园也建有丛奎阁,以“安奉被赐四朝宸翰”;32范成大亦在“圃中作重奎之堂,敬奉至尊寿皇圣帝、皇帝所赐神翰,勒之琬琰,藏焉”。33甚至到景定年间,马廷鸾也还“辄装禠宝藏臣家崇奎之阁”。34

不过,在南宋初年,皇帝御赐私家御书阁阁名的传统曾引发过大臣的争议。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高宗赐给韩世忠平江府朱勔南园35,韩世忠依例营建御书阁,五月二十八日,“诏韩世忠私第御书阁以‘懋功’为名。” (13)这一诏令遭到翰林学士綦崇礼的反对,他在“追乞寝为韩世忠所藏御书赐阁名奏”36中提出,御赐阁名是北宋末年君臣之间互相吹捧浮夸谄媚风气的象征,具有扰乱朝纲、破坏人心的作用。劝谏高宗应保持“谦恭抑畏”的形象,希望“今后臣僚不许有请”。高宗听取了綦崇礼的意见,御赐阁名之事就此作罢。高宗答应不赐御书阁阁名,意在遏制徽宗朝以来臣僚谄媚皇帝、希求滥赏的歪风邪气,而不是将御赐阁名的政治文化传统彻底废除。到绍兴中期政治局势稳定之后,因政治上的需要,高宗又重新启用这个御书政治文化传统。绍兴十五年(1145年)他为权臣秦桧御赐过御书阁阁名:“十月三日,上遣中使赐(大)[太]师秦桧第御书阁榜曰‘一德格天之阁’,仍就赐御筵。” (15)绍兴十二年(1142年),秦桧因迎回钦宗梓宫、太后回朝的功劳而加封太师,高宗当时在制书中就写到:“三公论道,莫隆帝者之师;一德格天,乃大贤人之业。”37“一德格天”出自《尚书·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38把秦桧的德行和功业与圣贤伊尹相比,其实是对秦桧超群政治地位的再次确认,“一德格天之阁”昭示的是绍兴和议之后高宗与秦桧之间君相一体的紧密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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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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