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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冠浩:政治哲学语境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嬗变——基于对柏拉图、卢梭和马克思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11-04 00:47:51
作者: 田冠浩  
与中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相比,这种新的理性精神显然包含着更广泛的人类共同利益,因此潜在地蕴含着一种新的开放性的具有世界规模的政治形态。⑧简而言之,征服自然的“共同事业”要求更自由地运用每个人的理性,同时科学的进步也要求更无障碍的社会合作和个人的自由交流,早期出现在科学家群体中的那种理性和自由精神也逐渐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原则。

   事实上,尽管启蒙思想家们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却在总体上对理性持有同样的理解。他们普遍相信运用理性不仅能发现自然界的规律,而且能够摆脱宗教和各种地方性的政治偏见,洞悉社会构成的定律和原理。启蒙政治哲学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霍布斯、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这种新的政治哲学试图仿效实验科学的做法,只不过他们把科学的实验室变成了对自身内在心灵的审察。启蒙思想家多数都宣称自己的思想具有自传性质,用他们的话说:“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就必须从自己的内心进行了解而不是去了解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而是要了解全人类……因为这类理论是不容许有别的验证的”;⑨“我花了几年工夫像这样研究世界这本大书、努力取得若干经验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同时也研究我自己,集中精力来选择我应当遵循的道路。这样做,我觉得取得的成就比不出家门、不离书本大多了”。⑩作为契约论者,他们相信通过某种自我审察,就可以把握到人性的自然倾向(比如自爱、自利)和人所共有的理性思维方式,从而在此基础上推理出构成政治社会的合法原则。

   卢梭政治思想在方法上与霍布斯和笛卡儿的差异其实并不大。他对契约论的独特贡献主要在于他清晰地区分了激情和理性的不同政治功能。卢梭承认自然激情构成了政治社会的基础,人们加入社会是为了获得超越于个人的生理独立性的社会力量,以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但是卢梭还意识到激情本身不是社会联合的原则,霍布斯、洛克等契约论者主张的自然权利本身只能是理性的约定。卢梭设想,在人类依靠自然已经不能维持生存而必须采取共同协作的办法时,理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首先,理性使人们认识到了形成“公意”(结成社会的意志)的必要性,因为让渡自身的天然自由,将自身不受约束的权利转让给社会共同体能够提供更强大、可靠的力量来保障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其次,理性揭示了使社会结合稳固、完美的条件,这就是每个人都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共同体。“如果个人还保留有某些权利,如果在个人与公众之间没有一个能做出裁决的共同上级,如果每个人在某些事情上由他自己裁判,那他很快就会事事都由自己做主,这样一来,自然状态就会继续存在,而结合就一定会变成暴虐的或空有其名的。”(11)不仅如此,理性还阐明了公意自身运行的基本原则,即同等地约束和保护每个社会成员。根据这一原则,共同体的法律只能对公共性的对象和利益做出规定,任何怀有个别目的的滥用公权都会危害社会团结。卢梭相信,社会结合的原理和好处是完全根源于人所共有的理性并且能够被理性所认识的,因此由公意及其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也必然能够得到每个理性社会成员的同等认同和相互保证。总而言之,在卢梭眼中,社会状态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使人“在听从他的天性驱使前先要问一问他的理性”。(12)并且,由于社会的法和道德都是出自人的理性,所以人们服从法律、履行义务就只是服从他们自己,对于人而言,这恰恰反映了一种超越自然的更高自由和自我立法。在政治思想史上,卢梭对社会的这种理性化解释可谓影响深远。它开创了一个新的传统,这就是将社会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理性意志(自由意志),以此为基础人类才有可能建立起掌控社会乃至创造自身历史的宏伟规划,而在这条道路上,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实际上都可以被看成卢梭遗产的执行者。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卢梭的政治思想并非仅有理性一个维度。虽然卢梭认为凭借理性,能够推导出构成社会的合法原则,但是在更多时候,他却倾向于对理性的作用保持谨慎态度。卢梭很清楚,政治社会的稳定运行要求确定的制度规范和价值体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政治社会都具有封闭性,而理性的无限反思则必然会造成对于一个封闭社会的威胁,毕竟维持一个政治社会的稳定的东西不只有理性,还有它特定的历史。不仅如此,在卢梭看来,理性本身也是脆弱的,即便人人都能认识构成社会的理性法则,他们仍然还会按照他们的欲念行事,因为人是感觉的动物。在这一点上,卢梭与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其实存在着分歧,他从来不认为理性、科学足以使人们相互结合在一起,获得安全和福祉。他甚至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攻击科学“给人们身上的枷锁装点许多花环,从而泯灭了人们对他们为之而生的天然的自由的爱,使他们喜欢他们的奴隶状态”。(13)应该说,卢梭对理性的反思开创了近代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特例。将政治社会理解为理性创制诚然是一个具有无限前景的新观念,但只有充分意识到情感、意见以及产生它们的历史对于政治世界的意义,人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和掌控自身的社会生活,而卢梭正是在这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的那个人。

   进言之,卢梭虽然认为社会契约的本质就在于形成一种合乎理性的公意,以指导全体公民认识和追求其共同利益。但是在卢梭看来,形成和运用公意的过程却不能完全听凭每个人的理性裁决。“虽说个别意志在某一点上与公意相一致并不是不可能的,但这种一致至少是不能持久的和不能经常的,因为个别意志由于其本性而总是倾向于偏私,而公益总是倾向于平等。”(14)建立社会契约并使每个社会成员遵从公意行事首先意味着改变人的天性,把“每一个本身是完整的和孤立的个人转变为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使他按一定的方式从这个更大的整体中获得他的生命和存在,并改变和增强其素质,以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的有道德的存在去取代我们得自自然的个人身体的独立的存在”。(15)就此而言,一个社会良好运转的基础是使人们的意见、情感和行为习惯适应共同生活。这样一种天性的转变虽然符合理性,但却不可能是单个人时刻运用理性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重新发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个人的激情、意志虽然受理性制约,但是在更经常的意义上,它们还受意见的左右,而比起事事依靠个人理性的自裁(个人自身就不可能时刻保持理性),坚持和服从某种意识形态是更可靠的维持政治社会稳定的手段。卢梭曾在《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中提出:“任何要给一个民族创制的人必须有能力支配人们的意见,并且通过意见来控制他们的激情。”(16)他相信,通过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使人们的心灵具有更健康、更高贵的品位,使人关心投身公共事业带来的荣誉,蔑视金钱和奢侈,对于政治体的存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出于同样的理由,卢梭认为引导舆论是比法律铭文和行政规章更根本的政治艺术。因为舆论是铭刻在公民心中的“国家真正的宪法”;(17)“在世界各国的民族中,决定他们的爱憎的,不是天性,而是舆论;只要善于引导舆论,他们的风尚就会自行纯正”。(18)

   除此之外,卢梭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关注还体现在他对“公民宗教”的认识上。虽然批判宗教是启蒙思想的普遍倾向,但卢梭却重申了宗教意识形态的政治作用。在卢梭看来,“宗教是用来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立法者利用这种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力的崇高的说教,把他的决定说成是来自神灵,利用神的权威来约束那些靠人的智慧不能感动的人”。(19)卢梭很清楚,在政治社会中有人更容易被理性说服,有人则更倾向于被神圣戒命及其激起的情感左右,基于这种人性现实,建立旨在培养公民的“社会性情感”并赋予社会契约和法律以最高的神圣性的“公民宗教”就具有了绝对的必要性。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卢梭指出基督教的最大缺陷不是它的非理性,而是它在实践上背离了整合社会的初衷:“基督徒的祖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它不但不使公民们心向国家,反而使公民们的心像远离世上的一切事物那样远离国家”。(20)

   三、马克思与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

   虽然基督教和卢梭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整合功能,但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理论却只能在马克思的时代提出。在马克思以前,意识形态问题的面貌是素朴的,尽管意识形态充斥于政治生活,但多数情况下,它们的起源都被某种神秘的或权威性的东西遮蔽了。人们虽然知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却很少去思考产生它们的现实基础或实际生活过程。质言之,由于传统意识形态变化缓慢且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几乎没有可能提出独立的意识形态问题。现代性的兴起则改变了这一切。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意识形态更多地来源于哲学理性的规划,这种意识形态更激进,更少神秘色彩,更自信能够改变世界,但在同样的意义上,它与现实的间距也往往更大。马克思早年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察中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从理性思维的自我立法能力出发,说明了人对自身文明的创造关系,受其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普遍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21)在他们看来,只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取代旧的意识形态,现代人就能消除束缚他们的枷锁,实现自由解放。青年黑格尔派将意识形态斗争摆在了极端重要的位置上,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青年黑格尔派始终孤立地看待思想和观念,从未想到要提出“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2)而这也使得他们无法真正理解意识形态。

   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全部工作都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性质。只不过,早期他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宗教和哲学意识形态本身,在中后期他则更注重分析特定意识形态(如庸俗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上的转换。要言之,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一同诞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通常被视为标志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著作中,马克思做出了他关于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3)这段论述表明,马克思拒绝孤立地看待意识形态问题,他强调任何意识都是以实际生活为对象的意识,人类思维对自身的反思也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为只有在科学和工业不断确证人的理性的前提下,纯粹理性反思才能取得进展。通过将意识形态与更广阔的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获得了一种理解意识形态的全新视野。同时,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才有可能去设想一种积极的、自觉参与现实生活变革的新型意识形态。

卢卡奇曾经提出过一个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至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清晰的自觉的“阶级意识”只能在资本主义阶段出现。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身还隐含了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即为什么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按照卢卡奇的经典解释,相比资本主义阶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各部分的独立性要大得多。“它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靠要小得多,要简单得多。商品流通对于全社会生活的作用越小,社会各部分在经济上越是尽可能完全地自给自足。”(24)因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不可能以清晰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各种特权为标志的等级制。因为组成社会的诸等级在经济上联系松散,等级的构成混合了各种特殊的政治和宗教因素,且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着经济的基础地位,社会中的任何集团从他们的特殊利益和社会地位出发,都不可能形成关于社会整体结构及其经济关系的意识。与之不同的是,借助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逐渐废除了过去时代的“错综复杂的和隐蔽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代之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主的更简单的社会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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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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