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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现代性的涂层危机——对形式主义的一种空间与城市哲学批判

更新时间:2020-11-04 00:45:30
作者: 陈忠  

   反思文明史、城市史,任何文明体、任何村庄、任何城市、任何个体都不会孤立存在,只有在与其他村庄、城市、个体、文明体的互动中,才能存在。即使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也具有社会性。“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资料等等为前提的。”(14)也就是说,社会性、公共性,是文明性与主体性的一个内在特性。这就要求人们对自由、平等、正义、公正等理念的确认需要具有非个体性、公共性。反思现实社会可以发现,一方面,社会运行需要人们有公共性,要求人们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人们又被意识中的个体本位所掌握。这就使主体性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这种分裂状态在涂层中得到策略性统一:人们采用所谓的公共性形式来实现自身的个体性,也就是以涂层的方式、涂层性的公共性来实现、维护自身的个体利益。近代以来,启蒙精神、主体性的片面推进、内在分裂,是导致涂层社会、形式主义泛滥的主体性原因。

   四、质朴社会:形式主义的内在破解

   现代性、城市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但现代性、城市社会远未成熟。形式主义、涂层社会的出现与流行,是现代性与城市社会已经发展又不尽成熟的表现;而现代性与城市社会的不尽成熟又是形式主义和涂层现象生成、蔓延的重要原因。文明进程包括城市现代性的成长,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过程,是物质与空间生产方式、技术与经济运行方式、制度观念运行方式等的系统变迁过程。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社会发展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系统进步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不变革经济基础,不真实推动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那么所谓的合理制度与美好观念营建,便很可能只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形式变革、涂层性进步。

   唯物史观对判别涂层化的本质,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或共同体而言,其存在的最根本基础是社会关系、社会互动是否合理、可持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互动是否同这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文明发展阶段相适配。如果一个社会的空间外观营建得非常华丽、庄严,其建筑、道路、产品存在严重而普遍的质量问题,不利于人的生存、安全、健康,那么,这种空间就是一种涂层。如果一个社会以文本、话语方式存在的价值观制度规则中充满了正义、平等、公正等词汇,但是,这个社会却存在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强权暴力,那么,这种所谓的平等、正义,所谓完美的制度与话语,也就只是一种涂层。如果一个人以各种方式四处标榜自身的无私、公正,但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与交往中却处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涂层策略的实施者。

   我们这个社会,既需要华美、精致的修辞,更需要质朴、真实、感性的行为。在一个消费主义和涂层策略盛行的社会,回归质朴尤其重要。“推动现代消费主义的核心动力与求新欲望密切相关,尤其是当后者呈现在时尚惯例当中,并被认为能够说明当代社会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非同寻常的需求。因此,理解现代消费主义意味着去理解一种生产过程的性质、起源和功能。这一过程持续不断地创造着新奇的事件,并将它们引入和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15)繁荣落尽,才见真实;涂层剥落,必露真容。所有的时尚与新奇,都以质朴、真实为基础,最终都需要回归真实、质朴。推进社会构成、社会建制、社会互动的质朴化、透明化、规范化,从根基处真实推进社会进步,真实推进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从观念、体制、行为等层面营建质朴型社会,对化解当代社会、现代性的涂层危机、形式主义危机有基础作用。

   其一,营建质朴、真实、落地的社会价值体系。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价值理念,也都会产生价值理念。“正如一种政治经济单位的兴起在历史上与价值准则的一致有关。它的衰落也与共同的价值体系的瓦解有关。”(16)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文明成果,是把自由、平等、公正、正义等日益确认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理念。但在现实的运行中,这些价值理念、价值观念的真实性却日益成为一个让人置疑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等所揭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会成为某些人的自由,平等会成为某些人的平等,正义会成为特定人的正义。资本文明条件下的自由往往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如何实现、保证人们所熟知的自由、正义等理念在感性的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广泛性,如何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真实地、广泛地实现自由、正义、公平,日益成为一个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对不同的处境、阶层、发展阶段的主体而言,其所遭遇的自由、平等、正义等问题不同,其所要求的自由、平等、正义的内容也不同。从感性的现实生活出发,把自由、平等、正义、公正等理念同人们的日常处境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不追求华美的辞藻,而是以解决人们关注的切身问题等方式质朴、真实、有效地推进价值理念、价值体系建设,对有效减少、遏制形式主义、涂层现象有重要作用。

   其二,营建质朴、规范、透明的社会运行规则。一个社会与共同体能否在复杂环境中持续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社会或共同体是否能够拥有合理的制度与规则。如果一个共同体所营建的运行规则严重脱离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只是复制所谓先发共同体的所谓先进规则,或凭想象营建规则,而不能把外来规则同本土传统、习俗等相结合,从生活本身出发营建规则,那么,这种可能是精心、费力营建起来的规则,很可能会成为无实际效果甚至产生负面效果的涂层性规则。对运行规则走向涂层化的具体共同体而言,一方面,所谓精英们精心营建起来的制度与规则,是以文本甚至官僚体系方式存在的低效率、低效果的正式制度;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实际运行中,人们却实践性地实行着一种更为有效、方便,但同所谓的正式制度并不相同的规则。这种共同体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存在严重分裂的虚幻共同体。“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7)当普遍与特殊分裂时,“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8)营建真实、质朴、透明的制度与规则,对营建真实的共同体,克服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分裂,从根源上减少、克服涂层现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三、营建质朴、规范、透明的社会互动关系。涂层化的生成同现代性、城市革命以来价值理念、社会运行规则出现了问题或有待完善有关,也同人们在具体社会行为、社会互动中的问题有关。涂层化、形式主义既是一种价值理念、社会规则的偏差,也是人们行为的偏差。没有人们行为的自觉调整,没有社会互动模式的合理化,所谓化解涂层危机,只是一种空话。反思现实,人们之所以会选择以涂层的方式进行社会互动,或者被迫接受别人的涂层行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不规范、不易追诉的流动性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仍然是一种即时性、一次性、非生重复性交往。正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所揭示,菲重复性交往、一次性交易,比较容易产生非诚信现象、欺骗现象。而欺骗的一个比较文明和隐藏的方法、策略就是涂层。“交易的基础——使交易成为可能——是一个法律及其实施的复杂结构。”(19)而重量性交易,往往会产生相对确定的规则、规范、习俗、法律,特别是人们对规范的认同,从而减少欺骗现象、机会主义。“简而言之,不确定性减少了,或完全被一种所有权及其实施的公认结构消除了。”(20)规范社会流动、社会互动,是克服涂层与形式主义的必须。对我国而言,市场体系有待进一步成熟,社会信用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人们的信用意识还未坚实建立,交往失信甚至欺诈的综合成本还不够高。这诸多原因催生了涂层现象。面对这种格局,一个重要的选择、应对方式,就是提高人们行为的透明度、规范性,使社会流动特别是交易与交往行为在总体上有踪迹、可追溯,从而促使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只能理性地选择真实、质朴、诚信。

   总之,形式主义、涂层现象是文明进步、现代性、城市社会的伴生物,也是文明进步、现代性、城市社会的潜伏敌人。华而不实、不能持久是形式主义、涂层策略的终极宿命。但形式主义、涂层也总会以新的面目出现。面对不变更新的形式主义、涂层策略,尤其需要推进价值体系、制度规则、社会行为的透明、规范、质朴。质朴型社会是文明发展、现代性、城市社会的根本方向。

   ①关于“涂层”,参见陈忠:《涂层正义论——关于正义真实性的行为哲学研究》,《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

   ②③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等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页。

   ④⑤⑥⑦⑧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5、278、279、277、278、279页。

   ⑩汤因比:《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吕厚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11)米切尔:《死劳动与景观的政治经济学》,安德森等主编:《文化地理学手册》,李蕾蕾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50页。

   (12)克雷斯韦尔:《景观、实践的泯灭》,安德森等主编:《文化地理学手册》,李蕾蕾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91页。

   (13)科斯格罗夫:《景观和欧洲的视觉感——注视自然》,安德森等主编:《文化地理学手册》,李蕾蕾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7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15)坎贝尔:《求新的渴望》,罗钢等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16)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5页。

   (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4页。

   (19)(20)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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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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