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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岭:中庸之道与宪制文化

更新时间:2020-11-02 23:04:19
作者: 马岭 (进入专栏)  
除去春分、秋分的昼夜等长、阴阳和谐的2天外,其余361天都是阴阳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其中的阴阳关系有相对缓和、相对激烈的不同状况(非常复杂),而简单的二分法“与《中庸》的精神方向完全不相容”。[13]“阴消阳长,阳消阴长”作为一种动态平衡,具有许许多多个面,“动荡运动可以有各种形态,包括急剧变异和微调变更”,“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实用理性的传统辩证范畴中,质量互变更强调不停歇的运行、变化,而并不特别着重质变、飞跃,虽然不否认变化的积累可能造成巨大的‘革命’(质变),但这种‘质变’是否打破和否弃‘阴阳互补’、‘和而不同’,从‘度’的本体性角度看,却得不出这结论。”[14]只讲一面而不讲另一面,是片面;只讲极端的两面而不讲其中间的许多面,也是片面;只讲这两面的对立性而不讲其共生共存性,还是片面(至少不是全面)。把矛盾的统一性解释成矛盾双方无彼也就无此,其实还是在重点强调其对立性,是对丰富多彩的、和平共处的、均衡或大致均衡的、和谐或基本和谐的诸多共生共存的“统一”因素视而不见。诚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衡,但也不能因为反对绝对的、静态的和谐、平衡,就连相对的和谐、相对的平衡也否定了,只讲矛盾的斗争性,不讲矛盾的相容性,只看到矛盾激化的倾向,无视矛盾化解的可能,用两极化代替多元化,用简单粗糙代替复杂精致,不是中庸的态度。

   这种简单化与片面化的认识在实践中往往导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把世间错综复杂的五颜六色归结为黑白两色,把复杂的社会、多样化的人群划为敌我两个阵营,这种认识论上的简单化必然导致社会的悲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传统、政治惯性,就是一种社会转型为另一种社会时,只有一种方式,就是绝对冲突的、崩溃和再建的模式,从来没有说,转型是通过协商的、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实现的。”[15]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现象确实很容易被我们当作铁律而一味尊从,何况这其中还有阴阳关系周期性剧变的理论支持,这样一来朝代更替的血腥模式就被合理化、正当化了,暴力革命于是有了正当借口。但实际上那些血流成河的改朝换代有多少确实属于冬至的严酷更替,有多少是人为加剧的惨烈?我们很多时候都将阴阳剧变的时刻夸张了,放大、延长了历史的瞬间,甚至将其常态化,热衷于剧变时魔幻般的血腥绚烂,而对平常平淡的社会变迁熟视无睹,这不仅仅是某些革命者的个人倾向,也是我们民族中相当一部分人(一种思潮)对历史周期律的集体误读——不是客观冷静地细辩周期律中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产生条件,进而趋利避害,而是大肆渲染其中的极端状况——不仅渲染盛世的灿烂辉煌,而且夸大乱世的动荡性、必然性、不可逆转性。我们不仅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有强烈的反传统的传统”,“有强烈的革命传统,也有强烈的造反有理的传统”。[16]每当社会稍有安定团结之象,就以为生逢盛世了,社会矛盾稍微激烈,又总以为要有天翻地覆之变。尤其是在社会矛盾较为激烈的时刻,总有一股力量不是着眼于化解矛盾,舒缓紧张空气,而是放任矛盾激化,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甚至促使社会崩盘,认为长痛不如短痛。

   虽然历史上也有许多关于朝代更替的分析总结,但多沦于道德说教,缺少相应的制度考量。今天看来,我们至少应该从两方面汲取教训:一方面,不要等到体制积弊甚深时才改革,平时就要一点一滴地不断改进,即使太平盛世也不要压制矛盾,而是应该及时化解,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承认现存体制有弊端,允许揭露弊端,给反对、批判的声音以存在的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统治者的开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及其体制构建才能彻底杜绝“恶毒攻击罪”,才能不断地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并及时地解决问题,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17]一些知识分子的挑剔、尖锐、刻薄,的确很不中听,但这些逆耳之声对于社会有一种平衡的作用,可以防止和平时期的人们平庸、懈怠、麻痹、自满。尤其是权力人一旦听不到批评,被溢美之词包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昏,失去理性和明智。另一方面,对旧体制的失望、对现实的愤怒在长期的积压之后喷发出来,很容易导致思想偏激,甚至情绪失控,理论上过度否定,极端地批判过去的一切,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一个崭新的、完全不同的制度,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绝处逢生,才有光明和希望。但事实上砸烂一个旧世界后,未必就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因为“砸烂”作为一种手段本身就是极端的、暴力的,在这种手段实施过程中很容易走向集权。因此即使面对一个腐败的官僚体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也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尤其是不具有良好的实效性。点点滴滴地改进,坚持不懈地化解矛盾,将事态尽量控制在两极之间相对和缓的地带,才是明智之举。随着我们已经从“革命时代”进入“建设时代”,那种“直线的、独断的、命令式的、一个吃掉一个”的“单向度思维”,应该改成“平等的、对话的、协商的、彼此互相尊重”的“双向度思维”,也就是“你活我也活”的思维。[18]

   3、以偏概全、主次不分。在许多矛盾中应当抓主要矛盾,但实践中要判断何为主何为次,却并不容易。如我们曾经夸大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端,把其中的不合理、不公正现象(确实存在)当做其行将灭亡的征兆,预言帝国主义已经奄奄一息、日落西山、行将灭亡,而没有看到它在当时具有新生事物的活力,其民主共和政体具有不断改进、改良进而逐步走向成熟的巨大潜力,把次要方面当成了事物的主流。同样地,君主专制有利有弊,但到近代已经明显利少弊多,因此进行改良或革命,以更先进的制度取而代之就成为必要;改革开放也是有利有弊,但在中国目前阶段应该是利多弊少,反对改革的人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证明改革之弊,但这些弊放在整体格局中看,就只是三七开中的三分弊,以此为改革定性、进而否定改革是以偏代全。法治和人治亦各有利弊,但总体而言,法治利多弊少,人治利少弊多,如果只讲法治之利(好像有利无弊),一旦法治进程中呈现弊端就容易军心动摇,导致一些人转而怀疑、甚至否定法治;只讲人治之弊也可能使人误以为人治一无是处,而当人们一旦发现人治之利时就可能茫然失措,转而为人治唱赞歌。我们应当学会实事求是地分析事物的利弊得失,充分讨论其各种面相,反复权衡、分清主次后再理性地作出选择。[19]

   4、只强调内因、忽略外因,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如把多因一果、多因多果、一因多果等复杂现象统统归结为一因一果,虽然没有犯将次要方面当作主要方面的错误,但是抓住了主要方面却又忽略了次要方面,名曰抓主要矛盾带动次要矛盾,实际上是以主要矛盾代替次要矛盾,甚至只讲主要矛盾不讲次要矛盾。鸡蛋因有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温度本身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但鸡蛋没有适当的温度也不能变化为鸡子,在此我们不可忽略“条件”的不可或缺性,“次要”不是可有可无,结果往往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20]

   这种只强调主要矛盾而无视次要矛盾、只强调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简单思维方式在我们的社会中随处可见,以曾经家喻户晓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为例,大海航行显然不能只靠舵手,船长、大副、水手、甚至炊事员等,都各有其功能;舵手是很重要的,但很难说比船长更重要,即使是船长也不能代替其他岗位,不能排除水手们不可替代的作用;何况还有气候、季风等非人力所能及的因素,以及天气预报的准确性等等,如果遭遇海啸等恶劣气候,再好的舵手也无能为力。“万物生长靠太阳”也是同样,万物生长只靠太阳是不行的,太阳甚至不是第一位的,水对植物的重要性可能超过太阳,此外还有土壤、肥料、虫害等各种因素对万物生长都有重要作用。……适当强调“舵手”、“太阳”的突出地位未尝不可,但将其突出到绝对化、唯一化,完全无视其他因素,则是荒谬。

   此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是我们长期以来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其实“水载舟”与“水覆舟”都是有条件的,如溪流之水就不能载舟,小河沟也翻不了大船。“水载舟”的水需要一定的量,还需要风平浪静;“水覆舟”同样需要狂风巨浪的配合,或者舟船超载、零件松动、帆杆老化等等因素存在。当这些条件不具备、不成熟时,简单地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可能进入认识误区。

   5、简化甚至忽略矛盾转换的漫长过程。阴阳可以互相转化,事物由盛而衰、由衰而盛都是可能的,但这期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人为地加速度去缩短这个过程,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的存在。我们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或“失民心者失天下”),但从“得民心”到“得天下”是逐步演化的,“得民心”仅仅是一阳升,“得天下”需要到达阳盛阴衰的转机,以为“得民心”后马上就能“得天下”,甚至混淆“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差别,是把少数文化人的敏感、激愤等同于大众的群体反应,以情绪化的直觉代替理性的分析判断,省略了阴阳转换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万事万物有它自己发展的规律,人类只能探索、适应、利用这些规律,而不能改变这些规律,“治大国若烹小鲜”,[21]“欲速则不达”。[22]一百多年来屈辱的中国近代史加剧了国人不仅要变革、而且要快速变革、彻底变革的集体心理诉求,暴力革命论所向披靡,渐进改良难成气候,我们总想缩短进程,迅速成功,一步到位,直接进入民主共和。如康梁的戊戌变法操之过急,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弹,最终葬送了改良时机;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专制的旧世界,但远没有建立起一个民主法治的新世界,世人普遍感到民国不如大清;相形之下,胡适的实验主义(“可以用‘一点一滴’的观念来概括”)[23]虽然见效缓慢,但其实较为切实可行,可惜胡适的温和主张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和大众胃口,没有被权力体制所采纳,没有转化为政治纲领和国家政策,仅仅是一种理论而已。

   6、不会把握分寸,一再走极端,最终物极必反。按照传统文化,“中国人做事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天地之道’;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24]高处不胜寒,爬的越高摔的越惨,乐极生悲,喜极而泣,福祸相倚,都是同样的道理。但在一味反传统的岁月中,取而代之的是“痛打落水狗”,“矫枉必须过正”观念的流行,许多事情开始是好的,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不加节制,过度推行从而导致走向反面,如文艺过去只为帝王将相服务是有问题的,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没有错,但文艺只能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为工农兵以外的人服务)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了。[25]

   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的“夭寿不二,修身以佚之,所以立命也”,都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可能性,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和汉代的“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以及宋儒的“得之以义,不必言命”等等,都贯彻了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力实践的本体精神,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分外突出”。[26]近现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是传承了这些思想的,但由此发展到“人定胜天”,就走向了极端。相形之下曾国藩的功成身退、告老还乡则显示出其修身的定力,当然也有环境险恶(功高盖主)、明则保身(毕竟不是一把手)等因素;倒是洋人华盛顿自觉不连任第三届美国总统之行为显示了其对“度”的良好把握,以及把个人置于制度之下的宪制思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讲的历史周期率就是阴阳交替轮回、物极必反的现象,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没有永远的正确,今天的革命派明天可能变成保皇派,曾经是历史的推动者,后来可能是社会发展的阻碍者,……任何人如果不能与时具进,难免会被大浪淘沙,即使历史伟人、社会精英、革命先锋也不例外。

7、把阴阳和谐常态化。阴阳之间确实存在绝对的、静态的和谐,但只是瞬间,总体上看其和谐、平衡不是静止的而是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和谐是相对的,不和谐是绝对的。不和谐可以分很多种,四六开是接近和谐的,三七开次之,二八开已经很不和谐,一九开最不和谐(是矛盾尖锐冲突对立的时刻),但一九开(对立)与五五开(和谐)都不是常态,“消长平衡”才生生不息,生生之谓异。“阴阳互补”、“和而不同”所造成的和谐、均衡、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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