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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婧:柳叶刀尖——西医手术技艺和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

更新时间:2020-11-02 08:03:00
作者: 赵婧  
22同年,上海同德医学院在该校出版的期刊上展示了同德医院和宝隆医院的手术室照片。照片中白色床单铺就的手术床与整齐陈列的医用物品象征着无菌操作的现代外科环境。23

   与此同时,外科手术的种类由体表扩展至体内,腹腔、胸腔手术逐渐增多。除了体表疾患如痔疮、包皮、横痃、痈疽等,盲肠(阑尾)、扁桃腺(扁桃体)、摄护腺(前列腺)乃至各种体内肿瘤(肝、胆、胃、肠、肺、乳腺、子宫等),都成为外科医生的操刀对象。以上海市立沪南医院1936年的《外科工作报告》为例,大手术以蚓突(阑尾)截除术为最多,其次为疝气整理术、肠截除术、乳房截除术、脾脏截除术等;小手术除脓疡切开术外,以痔瘘、痔核手术最多。24此外,媒体中亦多见各类外科手术的广告和报道。医生张绍修“装设开刀室及添置器械药品,布置现已完备……以痔核、脱肛、痔漏及一切外科大症、花柳皮肤病、肺痨等症,尤为研究有素,均可限日痊愈”25;上海中德医院“有最新式之开刀间,专施大小割症手术,如盲肠炎暨妇科等一切手术,尤为胜任”。26社会名人接受外科手术,如孙中山割治肝癌、汪精卫割治背痈和开刀取出子弹、戈公振盲肠开刀、丁福保割治摄护腺之类,均受到各家媒体争相跟踪报道。27

   锋利、不痛,是制造手术刀或实施手术者追求的最高目标,一些外科医生会根据临床需要设计、发明手术器具,手术刀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亦为外科手术技艺的提升创造器物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一种所谓“电刀”的报道颇多。电刀实际上是一种微细的缝衣针,装在一根笔杆状棒上,外科医生将电刀的针端通上电流,用以割开肌肉组织,同时高频电流使伤口的血液干燥而凝固。其最大优势在于减少出血程度,降低感染概率,缩短手术时间,瘢痕比较微小,且能减少病人的恐惧心理。得益于电刀的使用,割去根基较深的瘤或癌亦成为可能。所以,电刀被认为是“外科手术上一种安全而可靠的利器”。28虽然这种新式刀具在当时外科手术中的实际效果有待考证,但它显示出外科越来越与其他学科、医学其他各科密切合作,专科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

   器物演进促动了技术进步与观念嬗变,现代外科技术的成功被不断歌颂:“自从本世纪以来,外科的方法上曾有过很大的改革:新发明的麻醉剂、新的防腐剂、新的诊断方法,以及其他新发明的机械,把施手术的时间和患病者的痛苦,都减少许多了。”29随着外科学及其相关技艺一路高歌猛进,手术刀已经长驱直入到心、肺、脑等以前无法触碰的禁区,外科医生可替心脏遭受创伤的人开胸缝心,也可移除脑内肿瘤。30而移植手术的实施则显现了近世外科医学的奇效。器官移植甚至头部互换不仅在动物身上被证明是可行的,在人体上亦可施行手臂置换、肾脏移植乃至移足接手等手术,“向日疑难未能割治之症,今日莫不应手立愈,官骸不妨改造,肢体可以接换,奏技之神,洵足夸耀”。31这些来自欧美国家的域外经验可能是少数的大胆尝试,或是夸大的成功案例。大众媒体意欲展示科学外科及其技艺在20世纪上半叶的飞跃,某些之前不可想象的手术观念与实践亦在中国受到追捧32,这与教会医学在19世纪中叶初入中国时所引发的不安与危机形成对照。

  

   二、手术实践与知识译介:19世纪下半叶教会医学中的西医外科

   19世纪中叶来华的基督教医学传教士大多属于普通外科医生之列,要处理尚未细分化的多种外科工作。最为人熟知而乐道的就是伯驾及其开创的外科事业。创立于1835年的新豆栏眼科医局(即后来的博济医院)使得西医在外科方面的优势得到论证:治疗眼疾,切除体表或四肢上的肿瘤,去除膀胱结石,这些手术以立竿见影的方式解除了病人的身体痛苦。伯驾也是最早在中国实施乙醚麻醉术的医生。但由于当时无菌外科时期尚未到来,外科手术术后感染率较高,伯驾试图将治疗范围限制在感染率较低的眼科疾病上,除非患者生命危险或者已无法忍受痛苦,他不会主动进行截肢或肿瘤手术。33在博济医院若干年的发展中,始终以其外科享有盛名,特别是在去除膀胱结石手术上。至1935年博济创院100周年时,一直保持着在中国施行膀胱结石手术最多的记录。外科手术数量统计也是以拯救身体为信念的医学传教士们引以为傲的数据,后来主持博济医院的嘉约翰(John Kerr)在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做过近5万例手术。34

   诸如治疗睑内翻或白内障、去除膀胱结石、切除体表肿瘤等外科手术,在当时的西医中都有标准的治疗程序,来华医学传教士对这些疗法了如指掌,可以熟练操作。合信于1848年至1856年在广州开办惠爱医馆期间,常做的手术除外伤和骨折的处置外,就是上述这类切除手术。35相类似的,德贞于1865年在北京创办的施医院(即协和医院前身)所处理的外科疾病,包括脓肿、痈、坏疽、溃疡、撞伤、扭伤、烧伤、割伤、梅毒、兔唇、丹毒、息肉、腮腺炎、关节病、骨折、疝气、肿瘤等;手术则有切除体内异物、太阳穴肿瘤石、痈疽和取出体内子弹,并使用氯仿麻醉术。36

   在清末反教话语中,外科手术被描绘为神秘而古怪的行为,更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异端。在以采生折割为核心事件的清末教案中,西医外科的高超技艺并未如教会医学自身所宣示的那样令人信服。对宋明之际“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行为的记忆,扩展到对晚清医学传教士切割身体行为的恐惧,西医手术被认为通过折损人体以达行妖术的目的。较为典型的就是“剜目挖心”,被西人挖出的眼睛和心脏可作为“造伪银之药”。与此相应,教堂、育婴堂与医院这类封闭的空间,更易引发类似采生折割故事中损毁人体的想象。37

   从《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伦理,到有关发须爪的民间信仰,身体的组成部分在很多时候被认为与本主有共感关系,“即使已经同本主分离,所受的待遇,所处的境况,仍被认为能影响到本主的寿命、健康、心情”,因此不可随意除去或丢弃,以免令本主陷入生病、灾难、心思迷乱或神魂不安的危险境地。38器官之于人身整体性的意义更是如此。三国时期夏侯惇“拔矢啖睛”的故事,践行了“父母精血不可弃”的孝道,更或是眼睛与脏腑有密切关系这一医学观念使然。39医学传教士逐渐意识到,要想替中国病人割下病眼或身体其他病灶而不遭到百姓的疑惧,有必要公开手术过程,并更小心地处置被割下的病块。1889年,英国医学传教士豪伊(J. Howie)在福建的一颗大树下公开进行了一例切除病眼手术,目的是让旁观者看到手术没有什么害人的圈套和秘密,以得到中国人的充分信任,克服他们的陌生感与距离感。他还把病眼装在一只酒精瓶中归还给病人,否则自己的行为一不留神就会印证用眼睛做药引的反教神话。40

   与此同时,医学传教士译介出版西医书籍,一方面作为教会医院培养学生的教材,另一方面亦企望西医知识在中国尽快传播。1857年,合信与管嗣复(即管茂材)共同编译了《西医略论》(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是为近代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医外科的专书,涵盖了当时西医外科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外科处理的主要病症。虽涉及身体各部位的外科疾患,但书中大量篇幅细致介绍的是体表痈疽、外伤以及骨科等此类传统外科处置的主要对象。41嘉约翰于1881年出版的七卷本《割症全书》(Manual of Operative Surgery),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系统的外科手术学专书。书中绘有大量手术图谱,更侧重技术操作性,手术操作者可以按图辨认外科病症,并准备治疗器械,可谓“图明说备,精不厌详”。42该书将锯腿割手视为“割症之大端”,亦可见当时外科经验主要仍在处理肢体或体表病状,截肢手术尚具相当程度的危险性。此外,五官、骨科等疾病等均属外科范畴,显示外科尚未专科化。43

   合信与嘉约翰等医学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多带有个人色彩。成立于1886年的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自20世纪初开始了制度化与组织化的翻译活动,医学名词统一的努力也为医学教科书规范化提供了可能性。在博医会相继出版的中文医学书籍中,外科学方面主要有:孔美格(James Cormack)、管国权译《罗卡两氏外科学》(Manual of Surgery),魏亨利(Henry Wright)、孟合理(P.McAll)编《局部麻醉法入门》(Introduction to Local Anesthesia),张霁译《简易外科学》(Minor Surgery and Bandaging),富马利(Mary Fulton)译《绷带缠法》(The Roller Bandage)等。1930年代市面流行的外科医书除博医会出版者外,则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译医书为多,如孙柳溪、葛成勋编译《外科总论》、汪于冈编译《实用外科手术》等。44

   西医外科学书籍的译介呈现出外科知识更新的演进轨迹。19世纪下半叶的西医外科仍处于传统外科向现代外科转型、传统外科与现代外科共存的时期,外科学理论及临床实践皆带有传统色彩。以炎症理论为例,炎症乃因血液积聚而渗出脓液的观点以及放血术的操作,仍在《西医略论》中被采信。45此外,在伯驾、德贞等人的医疗记录中,亦可窥见放血术、轻泻处方等传统外科疗法的普遍使用。20世纪以后,基于细菌学的确立,外科学译著抛弃了陈旧观点,认为:“炎症者,为身体之一部组织,因受特别刺激所起之变化”46;发炎原因“甚伙,且不一致,最多见者乃细菌侵入”。47这与今天的炎症理论已基本一致。

   以细菌学阐释发炎理论为起点,手术操作各环节皆采取消毒手段而愈发规范化。20世纪以后医学教育的制度化,逐渐推动教会医院业务革新,使得外科临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博济医院的手术操作为例。19世纪末,博济医院按照无菌原则改设了新的手术室;同时,强调外科医生及其助手术前彻底洗净双手,并在防腐溶液中浸泡,使用抗菌溶液及蒸汽仔细消毒手术器械。医院于1903年购买了第一台性能可靠的消毒器,1914年又安装了现代化的管道系统,手术室装备了全套消毒设施。得益于此类设施与举措,博济医院得以较多地操作腹部手术,并促进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专业化外科的形成。48同一时期,湘雅、华西协和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北京协和等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也开始了类似的专业化进程,外科与眼耳鼻喉科、妇产科等分立,成为独立的医院专科。

   伴随着手术实践与知识译介的进展,前述19世纪晚期教会医院里“刀圭神技”的故事,显示出社会对西医手术某种程度的赞许与接纳。某些病人以自身入院割治的经历,更为细致地描述了西法割治的精妙之处,医院也不再如采生折割的隐秘空间那般恐怖。与中医治外症常常罔效相比,西法割治的奇效历历可见:“将腐处刮尽,即不至蔓延,其妙一;其毒未深,不论生熟,即可割治,其妙二;割时不知痛楚,割后克日收效,其妙三。虽手法之精,亦器具之妙,五官可补,四肢可接,腹患可以内开,肤裂可以线补,真有夺造化之妙用。”49在社会一般认知中,麻醉术、腹部手术已成为西医外科区别于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标志。在医界方面,新世纪的西医外科学逐渐构建起自身的学科话语体系,不再局限于“手的技艺”这一学科定位,而是极力呈现自身“贯通医学各部”的科学医学属性:

   向之所谓外科,以器械治疗,仅仅及于体外者。今则范围及于脏腑,其学弥精,其技弥神,是以欲究斯学,不能仅持手技,必于医学各部,贯而通之,始克有济。解剖、生理、病理、病理解剖者,外科之基础也。昧于部位,暗于理由,虽欲施术,其道末由。若夫诊断病之消长,鉴别手术之适当与否,则有赖于内科。至于细菌学,于外科尤为重要,显微镜及实验室检查,其关于外科者,彰明昭著。50

19世纪中叶,医学传教士以眼科为切入点,将主要治疗范围限定在去除膀胱结石、切除体表异常增生物等传统优势技艺上。与西方外科革命的发展脉络相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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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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