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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晚明思想史与文学史或可重写

更新时间:2020-11-02 00:32:30
作者: 龚鹏程 (进入专栏)  
故曰礼”。

   礼是仁,是性体,是天则,所以袁宗道甚至依“天下归仁”的讲法,宣称:“今既克己复礼,则尽乾坤浑然是一个礼”。这就是前文所说的,把礼本体化了,以礼做为存有之本质。

   袁氏另有一段话说:“礼乐是天则,不是文具。张子韶诗曰:『四者相资体亦成,体成须得要兼明,当知礼乐非文具,乃是其间造化名。』此妙得礼乐之义矣!”也是这个意思。

   据此说,复礼,即是恢复我们本身的性体仁德,而非在己身之外另求一些道德规条让我们去符合:

   己、礼,非一非二。迷之则己,悟之则礼。己如结水成冰,礼如释冰成水。己如析金为瓶盘钗钏,礼如镕瓶盘钗钏为金。故释冰即是水,不别求水。镕瓶盘钗钏即是金,不别求金。克己即是礼,不别求礼。下文勿视听言动,便是克己工夫。但拂非礼,岂绝视听言动,可见己与礼非一非二。

   也就是说,人有欲望惑溺的状态,也有清明合乎礼度的状态,前者称为己,后者称为礼。人只要袪除迷妄惑溺,就合礼了,不必再另外去找一个礼来让自己遵守。己与礼、迷与悟,乃是我的两种状态,所以说二者不一不二。

   人在本质上就是礼的存有,故礼见于一切视听言动之间,存乎一切当人日用之中;若有非礼的现象,生命便有病了,宇宙一切存有也都不得安立。克己复礼之重要性如此。

   不过,由于己与礼都是我(所谓不二),生命的私欲迷妄都不是外来的惑障,而就是生命本身所表现的一种状态。所以克己,并不是要灭掉情欲,而是要让生命从迷惑状态转为清明状态。

   这些言论,翻来覆去,只在说明一种“不离情欲而证天理”的法门。这种讲法,是从佛家借来的。

   依《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之说,心只一心,但迷时为生灭心,悟时转为真如法性心,所以说生灭与真如,非一非二。人不能离烦恼而证菩提,故亦不能离情欲而证天理。以克制的禁欲方式去禁欲,袁宗道认为是以汤销冰,不会有效果。只要自悟本心,回归礼的状态,在视听言动上不表现为非礼的样子,就立刻转迷成悟,不袪除私欲而私欲不再生现。这才是彻底的禁欲之法。

   他批评当时学者虽努力做“去人欲”的工夫,但未知此理,故均无效:“今之用心于学者,多在静处做工夫,闭目默坐,念起即拟放下。少得片时念不生,便以为快。不知正是昏沈耳,无异担雪填井、运石压草,所谓二乘除粪之道也。”他自己的克己之道,当然与彼等不同。但此乃“转识成智”之法,所以说是“不动己而全转为礼”。

   只有透过这样义理内部理路的疏解,我们才能清晰地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

  

   四、终极目的:辅教护国

   李贽《李温陵集》卷十八〈道古录〉有云:

   理即礼也,即中庸也。故又曰知礼,知礼即是知中庸,知中庸即是知天命矣。但自于其于穆无朕而不可窥测者谓命,……自其真实不虚而不可抑遏者谓理。……真知命者不假言礼,……真知礼者不假言命。……今学者但见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不知老子所病之礼,即夫子与奢宁俭之礼、先进后进之礼、子夏礼后之礼耳。岂知吾夫子有克己复礼之礼、颜氏子有博文约礼之礼,须曲的而后会,由克而后复者乎?……苟不知礼,其何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是故知礼要矣。

   以礼立本,呼吁人人均须克己复礼,遂使他痛切地说出:“自畔于礼也,夫自绝其命于天也。”

   这是因为礼即理,从礼的内在性说,固然可以消解以礼为外在规范对人的限制与束缚;可是礼既是良心既是天命既是理,礼就是不能须臾离畔之物,从本质上界定了人不能有非礼的视听言动。不认为人有反叛背离礼的任何可能性和合理性。

   而且,礼既已内在化,不从外在的道德规范约束上讲礼,那么,对一切社会道德规范及伦理要求,他们也就不必太去追究它们是否合理,不会进行社会学式的讨论,因为那又不免“依旧说向政教上去了”。

   如此一来,仿佛可借着把礼转换成人自具的良知,而消解执着某一套固定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所造成的对个体生命之困缚;可是事实上乃是对既存社会道德规范毫无反省,只是让个体生命在视听言动上“全转为礼”,符合这些礼法要求,心理上却自认为如此即是“发诸本心,而动合天行”罢了。

   因此,这套讲法对现实之社会道德规范是无批判力的,在将礼内在化的同时,事实上也将忠孝节义内在化、本体化了。

   李贽等人之所以会如此热烈推崇君臣朋友的忠义,愿辅朝廷王化刑赏之不及,正由于此。

   李贽批评当时读《水浒传》者云:“好事者资其谈柄、用兵者借其谋划,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希望有国者读此书而忠义在君侧、贤宰相读此书而忠义在朝廷、兵部督府读此书而以忠义为君国之干城心腹。因此,李贽书中像表扬梁山泊诸人那样,表扬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烈女者甚多,自谓:“甚有益风教”。

   对于忠君等儒家传统道德教化完全持肯定态度,而且内化为自己的道德理想之外,他们对现实世界的君以及由君所代表的政权,当然也是持全然肯定之态度的。

   何以号称不受羁络的灵魂,却在此等处显露其忠悃呢?让我们看看柏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四论》中的论述:

   如果自由只是消极地不让别人阻止我遂行愿望,则灭绝欲望也可算是达成此种自由的途径之一。我可以对人类(包括我自己)施以制约(conditioning),使大家失去那些我决定不让他们获得满足的欲望,如此,也可使他们获得自由。我可以不去抗拒、移除加诸我身上的压力,而将它们予以内化(internalize)。希腊斯多噶派哲人伊比克底特斯(Epictetus)声称:“做为一个奴隶,他比他的主人更自由”时,他所达到的便是这种境界。我们可以汉视障碍的存在,忘记它们,“超越”它们,不去意识到它们,从而获得和平与宁静……当斯多噶学派的圣者波西顿纽斯(Posidonius)身染重病将死之际,云:“痛苦,你尽管肆虐吧,不论如何,你都不能使我怨恨你”,用这种方法,他接受了自然(Nature),并与之合为一体。且因“自然”也代表了宇宙的理性之缘故,从而不但使他的痛苦成为不可避免之事,而且还使他合于“理性”(第一章,导论)。

   暴君威胁我、要毁灭我的财产、要囚禁我、要放逐我,或者要杀掉我钟爱的人。但若我不再眷恋财物、不再介意是否入狱,若我已自行扼止了内心自然的感情,那他就无法强迫我屈从他的意志了。……这就是禁欲主义者、寂静主义者、斯多噶学派、佛门圣徒,以及各种教徒与非教徒惯用的“自我解脱”(selfemancipation)之途(第四章,两种自由概念,第三节)。

   若我发现我想做,而实际上能做的并不多或根本不能做,那么我只要缩减或消灭我的愿望,我就自由了。按此定义,假若有一暴君,或某位隐形的说服者(hidden persuader)设法制约了他的子民或顾客,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期望,转而拥护他所发明的那一套生活方式,甚至将那一套生活方式内化(internalize),则依此一定义,这一暴君或说客也是使他们“解放”了(同上)。

   柏林把自我解脱者称为隐退于内心碉堡中的人,事实上受了禁锢,却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举康德的自律道德说,讥讽道:“我是自由的,因为我够自律(autonomous)。

   而且,只要我维持自律,我就是自由的。我遵守法律,但是,我已把它加在我不受强制的自我之上,而且我就是在我不受强制的自我里,发现了这些法律。自由就是服从(obedience),但却是『服从一种我们为自己而制订的法律』,于是,没有人能奴役自己”。

   柏林对康德的批判,是非如何,暂不具论。但对照着柏林的说法,我们却能发现李卓吾、焦竑等人对礼教的态度,也是将外律导向的法制礼范内在化、宇宙本体化,谓礼即心之体,即天理。

   外在的礼法,如何能视为内在的心体呢?他们提出了自我转化的顿悟说,认为只要理解到礼法即是存有之本质,且就在我们心中,我们便能祛除欲望且视听言动无不合礼。

   这样讲礼,这样讲自由,会不会形成更大的奴役?为什么他们对君权朝纲时宪法律,会持全然肯定之态度?难道与此种逃避自由的思维倾向无关吗?

   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构成了他们进行文化评价活动时的一个标准。例如李贽、袁中郎等人对时文(八股文)的推崇即是一明显之例证。

   李贽〈时文后序〉云:“国家名臣辈出,道德功业、文章气节,于今烂然。”时文之所以重要,是因它属于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足以与汉唐争辉,文人也不必崇慕古代的文学,则是因为时王典制创造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现在讲明代文学史的先生们,无不赞扬李贽及公安派反复古的观点,却未注意到这个观点是与他们对明代时君朝政之肯定分不开的。故于此但知其一端,而未能详其本末也。

   可是这一点实在非常紧要。袁宗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文,论文章以大禹、伊尹为古代的典型,谓:“昔者咎禹尹虺召毕之徒,皆备明圣显懿之德,其器识深沉浑厚,莫可涯涘。而乃读其训诰谟典诗歌,抑何尔雅闳伟哉!千古而下,端拜颂哦,不敢以文人目之,而亦争推为文章之祖,则吾所谓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也。”这显示他理想中的文学作品,乃是文德合一、政教合一的,古代以咎禹尹虺召毕诸圣贤为典型,眼前则以明代的帝王,尤其是明太祖为模范:

   吾稽古帝王,巍乎成功焕乎文章,唯放勋称焉。百代罕俪矣。至乃跨蹑百代,肩踵放勋,典敝天壤,照耀今古者,孰逾我皇祖哉……颁行集礼,范世也;乐章入奏,彰功也;祖训大诰,贻则也。皇哉唐哉,斯又皇祖之文章所以并烨星辰者也(卷八〈皇祖成功文章颂〉)。

   以礼乐文德为文章,且推崇明太祖为舜以下最完美的典型。这种说法,符合“礼,时为大”的精神,并与他们肯定当代社会礼文的态度有直接之关联。

   以明太祖做为当代的圣人典型,乃罗近溪以下,李贽、焦竑、杨复所、袁宗道等这一批思想家共有的特征。

   此一特征,尚未被近代论晚明思想史的朋友们所发现,相关之问题自然也还没有人讨论。此处略为举示,只是用以表明李贽等人论礼的主张,并不具有一般人所以为的那种反抗官方的力量;李贽等人更不曾“尊情”“肯定情欲”“打破封建礼教”。希望能略略修正一下他们那久被画歪了的脸谱,也好让我们的晚明思想史、文学史研究可以重新开始。

   而张扬个性、号称不羁,就以为是自由了,文人通病,亦可深长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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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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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龚鹏程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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