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段新明:主体性视域下的自然观审视

更新时间:2020-11-01 00:46:03
作者: 段新明  
但是当认知主体以实践者的角色出现时,他将会以自身具有的本体性的自由意识来承担理性自然观所蕴含的普遍必然性的压力。

  

   三、基于生命主体性的情感自然观

   就近代以来主体性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于人性的弘扬和赞美实际上是在理性与情感两方面同时展开的,其具体表现就是认知主体和生命主体的同时登场。理性更多展现的是认知主体掌控自身和认识世界的积极潜能,情感则多为呈现生命主体的本能欲望和直观体验。所以在面向自然而生的情境世界,认知主体讲究“入世”,生命主体讲究“出世”,认知主体性耦合了时代发展的精神气质,生命主体性因此而被遮蔽,但其并未销声匿迹,而是时常会以本质直观的方式对认知主体性的狂傲施加影响和纠偏。“技术世界看来是对自然世界的破坏。人们抱怨:生活已变得不自然了。人为的技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已不得不容忍许多的丑陋,不得不承认与自然的分离。不过,它仍可能最终为我们提供更有效地通向大自然的途径。”[5]217理性化带来的普遍效应便是世界的对象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其影响不仅局限在物质世界,而且充盈于人的内在心灵。源自生命主体性的情感自然观却可以为工具化的生活世界提供新的坐标系,其在架构上有两种可能:一是理性化的生命主体性,二是本能化的生命主体性。前者哺育的情感自然观是结构化的有序创生,其主基调是建构一种面向生产活动的可再生性的积极场域意识;后者培育的情感自然观是非理性的偶然造化,其主色彩是生成一种面向自我内心的涨落随意的模糊场域意向。“当生命变成单纯的功能时,它就失去了其历史的特征,以致消除了生命之不同年龄的差别。青春作为生命效率最高和性欲旺盛的阶段,成了一般生命之被期望的类型。”[5]51理性化的生命主体与本能化的生命主体既相互吸引,彼此之间又充斥着必要的张力。从情感自然观成熟的系统状态出发,理性化的生命主体性寓意着“熵增”,本能化的生命主体性预示了“熵减”,只有二者的融合才意味着主体的生命希望。

   情感自然观的生命逻辑大致历经三个阶段,即情感自我观、情感自然观和情感生态观。在初期的情感自我观阶段,完全意义的自我意识和认知尚未形成,自我只是一种生物躯体意义的存在,低阶状态表现为情感的流露,此间宣泄的生命情愫实现了两种高阶功能,分别为血缘性的亲情归属和异己性的反向歧视。这种功能在进化意义上说明了生命主体特有的思维状态,实现了从情感自我到认知自我的跃迁。当认知自我以理性化的样态祭出,情感自我也被其规训,成为其描绘的对象,最终结果是情感自我独立性的提升,它实现了与外部环境的真正分离,但却隐匿了真实的身份,在形式上达到对认知自我的同一复归,并借助于认知自我的理性场域实现向情感自然观的靠拢。“在中世纪,对人的各种体验一般似乎只是‘从外部’来描述,强调其结果或道德意义。在人的描写上占主要地位的性格特征是忌妒、贪婪、幸运、仁慈、狡猾和反悔之类。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语中出现了‘内省’术语:aversion(‘反感’)、dissatisfaction(‘不满’)、discomposure(‘不安’)。在18世纪,与感情(feelings)一词连用的词语获得广泛使用。一些从前具有客观涵义的概念有了心理的涵义。——如果说,过去是用‘物的’术语描述人,那么现在则反过来,人们开始按照物所引起的心理联想来描述物:引人入胜的、枯燥的、诱人的,等等。subjective(‘主观的’)一词从‘自在的’向‘在人意识中的’词义变化很能说明问题。在18世纪,sentiment(‘感情’)和sentimental(‘伤感的’‘敏感的’)这两个词获得广泛使用。”[6]163-164当情感获得较多的认同后,它就成为生命主体关系中的核心基质,其外溢效应便是自然界的情感化。此刻的情感自然观既非对混沌开元的表达,也非基于理性中介的描述,它是个体性的情感自我在环境系统中的初次表白,值此实现与自然之间的灵性沟通和默契洞察。因此,情感自然观是无法用语言来刻画的,它不具有被反思的特征,只是一种言语意义上的情境性的感知状态。情感自然观缺乏积极的辨识取向,当理性在增进主体福利的名义下强化社会分工进而用以提高生产效率的过程中,情感作为生命统觉的基础被打破,主体和自然界此时虽然还有情感性的关联,但其实质已经演变为动机与结果意义上的同构连结。所以说,当自然界被赋予有机生命的意蕴后,它就从同一性的存在变成统一性的在者,在世性意味着依存型的生活场景的出现,时空被纳入风险性的系统结构中,自然界的生态属性愈发明显,情感生态观也就此得以确立。

  

   四、基于实践主体性的生态自然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西方哲学的内在核心气质是理念性的,因此,主体性的内涵多被理解成超越了条件限制的某种绝对实在的演进历程,它是无限性的本源和根据。主体性里面虽然也能觅得人或自然的影子,但有机生物圈只是主体性的附录。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主体性的理解与人类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等因素联系起来,从实践层面来诠释主体性。这样当外部环境被纳入实践主体的视野下,抽象神秘的自然界将会祛魅,具体的、开放的、人化的自然情境被打开。实践主体具有生物和社会两重属性,生物属性往往对自然界背负着完全沉默的顺从,社会属性以实践的方式建构起与环境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生产谋划,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建制。不管从规范伦理还是从德性伦理的角度来看,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指向应该是正义和幸福,所以,实践主体在自然向度上的选择是伦理为先,归宿为生态本位。生态自然观表达了基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场景下的系统结构化思维,传递着过程性的有机综合与生成,它与主体自由自觉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并不执着于静态的和谐美好,灵动地处置未尽之事且实现对当下的超越。

   无论是理性自然观还是情感自然观,都不能使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配位处于最佳状态。理性自然观虽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但当其发展到极端状态,人就从目的衰变为工具,产生了物化与异化。对于主体单向度的发展状态,基于理性自然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压迫、不平等、剥削等等,看起来都像是些本身不可避免无法消除的‘自然事实’、‘自然规律性’。于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一切可怕事实,就都可辩解为‘合乎自然的’。”[7]621当理性自然观中蕴含的理性精神被放大到等同于科学精神时,单向的对象性思维就取代了双向的反思性考量,进而实现了科学与政治权力的联姻,社会性的历史、时间、空间又被已然权威性的科学所剔除。与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实践主体性的视角出发,指出人的异化源自主体劳动的异化,劳动异化的导火索又是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失衡。“劳动者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其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其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再为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8]46生物进化论代表着理性自然观的新高度,当主体被纳入无意识的纯粹生物圈时,这也昭示了某种伪科学意识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查,既遵循普遍性的科学思维和论证范式,又将其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生产实践相结合。“恩格斯所以欢迎达尔文主义,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历史的自然观。”[7]620因此,理性自然观所内涵的科学意义及其衍生的社会功能是一个有机整体,统一于实践主体的具体生活样态中,它经过情感自然观的催化,最终可升华为生态自然观。“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人,而应该把自己看作世界中的一个公民,看作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的一个成员。他应该时刻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而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9]169实践使主体获得反思性的生命力,这为克服变异的人与自然关系奠定了基础。

   限于社会发展的具体内容和历史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然界放置在实践主体所处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语境内部来进行阐释。这使得以奥康纳为代表的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某种错觉,认为自然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存在着“理论空场”,主张应将自然当作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重要约束条件来考察。就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建构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相当于一个常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近似于一个变量,二者的关系趋向于光的“波粒二象性”,统一于主体所在的“自在自然”与“人工自然”共构的实践环境中。

  

   五、基于后现代主体间性的审美自然观

   现代主义的自然观建立在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其本体论承诺是主体性的呈现。这种自然观肇始于理性精神,将主体与环境的关系置于一般的主客矛盾关系中。理性精神在启蒙时代有两种基本取向:一是工具理性,主要涉及主体与自然界的关系;二是人文理性,重点论及主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在近代西方,成为自我和具有主体性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在17世纪以后的西方文化中,有两种自我观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一种是笛卡尔主义的理性自我观,一种是休谟式的经验自我观。”[10]因此,现代自然观中的主客矛盾应有两重意蕴,隐喻为工具理性主体性和人文理性主体性。但在现代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工具理性主体性不断得到巩固,并成为确证自我存在的主要标准,人文理性主体性却逐渐式微,直到后现代阶段被重新唤醒。

   后现代主义虽然宣扬去主体化,甚至发出“主体已死”的慨叹,但这更多体现为一种理论立场及其与现代主义的诀别,在实践层面表现为主体间性对于工具理性主体性的超越与扬弃。主体间性继承了人文理性主体性的衣钵,它使现代性的主体性危机在主体的名义下实现了真切的转机。贯穿于现代自然观中的主体性将人对自然的控制转化为人类之间的争斗或人对人的控制,其主要遵循生存和生产逻辑。现代自然观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化思维模式孕育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都难以实现对主体或环境的呵护,甚至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在其历史发生过程中包括自然主义、信仰主义和审美主义三种取向。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主张主体的退让,让理性主体退回到感性主体或自然主体,从而与世界同位,实现人与世界的平等交往、融合无间。这是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核心主体性的反动,但它并不能实现真正的主体间性,它只是一种理论虚构,不能成为现实。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的信仰主义倾向是使其不能成为独立完满理论的致命缺陷。主体间性只能通过主体与世界的升华,使自我和世界成为自由的主体,实现主体间的对话、沟通而实现,这就是审美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11]因此,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审美自然观的建立就成为可能。这里所说的主体间性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普遍存在,它受到历史法则与时空条件的制约,是人类实践活动形式的抽象再现和表达。在此意义上,审美自然观可以说是生态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自然观拓展了受资本支配的商业生产模式,这促使契约规范和物质供给成为普世性的精神信念,市场逻辑和竞争在实现主体的自我预言的过程中,主体也遭受着被奴役的危险。现代理性精神在布展践履时经常处于二律背反的处境,主体在将自然对象主体化的同时,意向化的主体自然也将对象主体自然化。最终,现代主体意义的生产方式将走向尽头,主体性被消解,后现代文化下的主体形象出现,其呈现出符号化和概念化的趋势,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特征明显。“从本体发生的角度来看,对待外部自然的技术实践,与社会内部的道德实践是慢慢分离开来的。最终,经验连同我们的内在自然、肉体、需求以及情感等都是间接的,它们反映在外部世界的经验上。如果这些经验在审美层面上能够获得独立,那么,自律的艺术作品就承担起了启蒙的对象作用,它们唤起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立场、新的行为方式。”[12]80-81现代理性的思维优先属性,长期将身体排除在认知之外,这是主体不能以融合建构之道来自我拯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36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