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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需要更多反思

更新时间:2020-10-30 18:05:46
作者: 伍国 (进入专栏)  
当文化的对外传播者和美国学生面对面的时候,可以把他们引入普通人的故事,让美国学生感到真实的中国既不仅仅总是关于领土,民族,统一等宏大而又时有敏感争议的问题,也不是每天唱歌跳舞吃节日食品,而是在普通人的世界里生活着很多和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样有烦恼也有梦想的个体。他们的故事可以整合进对外汉语教学,也可以整合进以英语进行的课程教学,因为现代性具有共时特点,现代人的感受是相通的。

  

   在虚构的故事中,鲁迅的小说中的个体的孤独沉思形象及其情感,如《故乡》这篇小说就立即让笔者教过的美国学生深有感触。笔者也通过提供名字,相关背景,就曾引导并不学中文的美国学生通过英文资料研究和关注过袁隆平这样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人物,还有留守儿童,成都的茶馆,时下的网络文化等社会生活现象,以及诗人余秀华,律师郭建梅,媒体人胡舒立,企业家陶华碧等当代女性的经历。如果能更多地让学生了解这些真实的中国女性,又何必纠结于被迪斯尼反复塑造和赋予意义的那个虚幻的“木兰”? 消费木兰,同样是西方文化生产机制通过臆想对中国文化进行女性化塑造的过程。

  

   不论是面对古典文化还是现代中国文化,对个体,个体意识,个体表达的强调可以改变美国人把中国文化一概视为“集体主义”的偏见。笔者一直认为,一提到中国文化就想到和美国的“个人主义”相对立,而且受贬斥的“集体主义”,认为只有美国人有个性,中国人个体面目模糊是很多美国学者基于刻板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中国的误解和成见。中文中“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天下为己任”,其中的“己”就是自我主体性的明证。另外,任何现代组织机构对个体人都有集体性的强制和约束的一面,真正在西方社会工作的人对此都会有所体会。

  

   另一个误解在于一些精通中文的美国学者也会囿于皮相之论,觉得中国人都很“谦虚”,由此无法理解一些中国古代文人何以自命不凡。对此我的看法是,“谦虚”这个美德即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往往也是一个说辞和训诫,或者期待,而远非现实。小说里曹操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以及真实生活中戴震的自况:“当代学者,吾以晓征(钱大昕)为第二人”,可曾有半点惺惺作态的谦虚。

  

   以个体和世俗文化为核心的阅读和研讨路径可以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中国这一异域的“传统文化”附带的一系列早已固化的文化符号,避免中国文化传播在西方的自我“少数民族化”,自我“博物馆化”和“表演化”,以及过度的女性化,也并非一定要对普通美国人进行某种政策辩护而显得过度“政治化”。他们可以更多关注真实的,思考的,奋进的多数个体中国人的微观生活世界以及当代艺术表达,在个体,家庭,社群,社会变革与个人的机会层面被“人”的故事打动。充满疏离,挣扎,挑战,冲突,认知调整,也充满亲情和成功的当代故事就是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同时真正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故事”,也更容易令美国学生产生共情。很多美国学生也同样面临家庭破碎,“小镇青年”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发展,家乡智力流失(brain drain),自我的目标与父母对自己的期待之间存在冲突等等普世的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把不断强调“异域风情”和“古老文化价值”的自我异质化视角转换为在中西之间寻找当代人普世共通性的“正常化”实践。即使从“忠孝难两全”这句中国老话里,其实也能看出古人并不乏现代意义上的伦理两难困境, 即康德所说的“责任的冲突” (conflict of duties /collisio officiorum s. obligationum).

  

   以笔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学习英语专业的体会来看,尽管我们也用原版教材从最早的英国叙事诗开始学起,但绝大多数的同学以及笔者本人对英美文化的相当一部分认识仍然是通过时事新闻,最新的获奖电影,甚至流行音乐获得的,而文学作品中更能引起个人共鸣的一般也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乃至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美国诗人迪金森的诗作这类现代作品。

  

   笔者绝不是反对研读和研究古典文化和思想。但是假如讨论的前提是探讨如何更有效地针对大多数的学生和受众进行事实上是广义的“文化传播”,而不只是培养精通中文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美国专家,甚至举手投足都变得中国化的极少数痴迷者,那么必须承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现代文化和古典文化的现代诠释是更能有效传播和被接受的。在笔者目前任教的学校里,正式以中国为对象写作的毕业论文中,不论是在跨学科的国际研究,还是政治学,经济学,甚至历史学中涉及中国的论文,虽然总数并不多,但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二十世纪乃至当下中国的各个侧面。两者结合,可以看出美国学生对中国的兴趣,和中国学生对美国的兴趣其实有极大的重合。

  

   另一种有趣的情况是,越是积极学习中文,甚至去过中国的学生,对中国的领土,民族等问题往往越敏感,而且越持美国社会的主流观点和对中国的批判态度。这也是在学汉语的表象下常常被掩盖的深层事实。

  

   在今年五月的疫情中,一名非历史专业,也从没有学过中文,只是在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选了我的一门当代中国史课的美国学生给我写了一封道别邮件。他说:他通过这门课开始更加尊重中国文化(I have come to respect Chinese culture significantly more after taking your course)。在这门课上,我们对当代中国和具体的人和生活故事——包括王笛教授笔下成都茶馆的几十年变迁(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 和卢汉超教授笔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里弄工厂——展开学习和分析。他曾在线上讨论中以中国为参照点反观美国——比如美国老人在咖啡馆聚会谈当地政治可以类比中国老人在茶馆社交和谈国事。这名学生承认,他来自对中国充满“神秘的恐惧感” (mythical fear)的美国中西部乡村地区,但在课程结束后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回去向好奇的邻居传达一个“恰如其分的中国形象”(appropriate image of China)。这说明,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贴近了解是去除神秘感的可行的手段。

  

   作为职业教育者和事实上的跨文化传播者,我们需要面对一个现实:大多数学习和中国有关的内容,接受广义上的“文化传播”的美国大学生注定不会成为精通中文的佼佼者和痴迷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大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美国中产阶级,其视域仍然是美国中心,甚至很“本地”的。国内媒体对外国人说相声,外国人学京剧这些特例的渲染在无形中调高了中国人对文化传播效果的期待,但极少数的尖子并没有改变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数字总体下降这一事实。在这一前提下,一方面让经典的释读具备现代的开放性,一方面让他们更多通过英语研究和翻译读物关注和理解当下中国社会,个体中国人及变动中的文化是一种可以拉近心理距离,建立理解共同体的传播方法。

  

   (本文初稿原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问题及思考》,刊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20年10月9日言论版,并由《联合早报》创办的英文网刊Think China英译登载,题为“The China story is not just about politics, Confucius and mooncakes.” 目前版本经过较大增补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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