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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本章 何俊志:非选举型代表的兴起与政治代表概念的转向

更新时间:2020-10-30 00:27:44
作者: 钟本章   何俊志  
除了这些比较温和且制度化的方式之外,有些学者甚至将街头抗议也纳入其中。在冯(Archon Fung)看来,公民代表所能发挥的作用好比是一个“小公共场”(minipublics)。虽然以团体为基础的公民代表始终还是难以表达非组织化的利益和价值,但其能捕捉到一些其他类型代表较少关注的意见,虽然琐碎但却重要,这对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正因如此,现在愈来愈多的政府开始重视公民代表的作用。在选举民主之外,通过对公民代表的随机选择与协商建制,将其纳入政府的公共治理过程当中,以增强政府决策与公共意见的匹配度。当然,由于公民代表的产生方式多元且缺乏规范,因而需要警惕政治精英对这一路径的滥用与操控。

   第三种类型是“自我赋权(self-authorized)的行动者”。虽然这类非选举型代表日益丰富,但其并不新鲜,他们与公民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最为常见的形态莫过于致力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组织,或宣称代表某一特定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如今,他们涉及的事务领域与代表的群体类型多种多样。在事务领域方面,涉及人权、健康、教育、动物、环境、社区、精神、安全、和平、发展等;在群体类型方面,代表女性、少数族裔、地雷受害者、贫困边缘群体、父母、儿童等[12]。在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理论看来,公民社会中多元的利益行动者是现代民主的构成基础。一方面是在国家平台上相互竞争、相互钳制并最终将各方利益引向均衡的行动主体;另一方面,又能弥补国家公共空间中正式代表的僵化,通过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灵活行动,增强对紧急问题的回应性,以形成在正式政治代表性缺乏时得以发挥作用的“对冲政治”(counter-politics)。正是因为这类代表对不同领域或群体具有锚定性,才使其既能在个别层次上发挥对特定问题域的代表作用,又能在聚合层次上实现所谓“商谈代表”(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的功能。这类代表除了在民主体制中具有重要价值外,在国际社会与非民主体制中亦能发挥作用。如今国际组织越来越承认这类代表的功能。当项目中的成员国缺乏对某些群体的代表性时,会考虑加入这些来自公民社会的代表。不过,虽然这类代表具有重要意义,但因其缺乏像选举这样明确的授权与问责机制,因此饱受民主规范的争议与质疑。即便不乏有类似市场问责、同行问责、媒体问责等替代性问责机制的提出,但其民主适用性与现实可行性仍然存疑。当然,除了组织形态之外,有些具有较大影响力且乐意为某些事务或群体代言的个人,亦属于这种类型的代表。曼斯布里奇所提出的“替代型代表”,便是其中的一项例证。

   第四种类型是“无法言说者的代言人”。目前这类非选举型代表更多存在于绿色政治理论家的倡议中。在他们看来,现代民主理念从不排斥任何一方利益,但是,仅因为动物、环境、后代等利益相关方缺乏主体性,就将其切身利益排除在人类决策的考虑之外,显然并不合适。因此,绿色政治理论家认为,应当由与之相关的人类担任这些无法言说者的代言人,代表其加入民主的政治协商之中,以捍卫它(他)们的利益。对于哪些人能够代表自然的利益,绿色政治理论家们普遍认为,应当是热爱自然、亲近自然、能倾听自然声音的人,更有甚者认为,应该由专业的环境主义者来担任这些“新选民”的代表。不过,在代表方式上,绿色政治理论家内部出现了一定的分歧。一方面,由于这些“新选民”无法开口表达诉求,因而它们的利益到底是客观实在的,还是需要代表加以揣测建构的,争论不一。另一方面,有些学者主张应将这些代表纳入正式的代议政治当中,通过在议会中设置专门的席位,来代表它们的利益;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所有公民通过不断协商的方式来合并“新选民”的利益,可能更为合适;还有学者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要在议会中设置“新选民”代表进行理性且无偏差的协商,使受到决策影响的各方都有机会参与到决策中来[20]。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类非选举型代表目前更多只是停留在一派学者的理论建构中,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了人类理性对现实需要的救济与思考。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时代,这类代表在政治实践中逐步走向主流也不无可能。而如何处理这类代表与传统政治代表概念的张力,同样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反思。

   三、走向建构性与一般性:政治代表概念的重构

   非选举型代表的兴起,使得以选举民主为底色的传统政治代表概念面临巨大的挑战。而在雷菲尔德看来,只有将选举民主从政治代表概念中剥离出来,才能使政治代表概念走向一种更一般化的状态,从而得以囊括现实中存在的非选举型代表[8]。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选举型代表为经验蓝本的传统政治代表概念,用选举机制串联起了构成政治代表的各种要素,那么试图囊括选举型代表和非选举型代表的更一般化的政治代表概念,其内涵又该如何重构?

   作为传统政治代表概念原型的“标准解释”认为,被代表者与政治代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实际上已经假定了被代表者与政治代表的出场存在一种单向的先后顺序,即被代表者已经形成一致、稳定的利益诉求后,再依据这些共同利益去寻找政治代表。但有些学者发现,在如今的多元社会中,被代表者恐怕不一定是先于政治代表而存在的,政治代表的行为极有可能塑造被代表者的利益,而政治代表所代表的也极有可能只是被代表者的一部分。

   在这种观点的启发下,萨沃德(Michael Saward)提出了一种建构性的政治代表内涵。他认为政治代表与被代表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在被代表者选择政治代表之余,政治代表也在选择被代表者。在这样一种互动的过程中,潜在的政治代表通过提出自己的代表性宣言(representative claim)来吸引民众,若民众赞成其主张,则意味着同意其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这种建构性的政治代表内涵实际上类似于一种双向选择的自由市场,被代表者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商品”,固然取决于自身的意愿和需要,但也同样取决于“市场”上的潜在政治代表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商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顾客”(被代表者)的想象力和需要,往往是被“商家”(政治代表)所能提供的“商品”(宣言)刺激出来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政治代表实则是被代表者需求与潜在政治代表供给的双向建构。如此一来,在“标准解释”中需要以选举机制来串联的“授权”“责任”和“回应性”,就变成了建构性政治代表观笔下的“宣言”和“同意”。

   如果说萨沃德的研究是在淡化政治代表与选举的联系,并尝试将政治代表释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中的话,那蒙塔纳罗(Laura Montanaro)的研究则是在选举型代表最关注的几个问题上,试图澄清非选举型代表与选举型代表的区别,直面二者的碰撞。在蒙塔纳罗看来,提出代表性宣言以代表历史边缘群体的自我授权型代表(self-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其依据的是与选举型代表不同的授权和问责机制。在授权方面,选举型代表的授权方式为选举,是一个单独的行为,且授权的方向是向后的,即授权在前、言行在后;而作为非选举型代表的自我授权型代表,其授权是一个持续的辩证过程,且自我授权的方向是回溯性的,即言行在前、授权在后。在问责方面,不经过选举程序的自我授权型代表,自然无法再经由选举而被选民问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无法被问责。根据他们自身权力和功能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问责方式,包括呼吁问责、市场问责、公共声望问责、同行问责、等级问责和财政问责等。

   但是,无论是萨沃德的理论还是蒙塔纳罗的理论,始终都还残留着民主的影子,他们不过是在民主规范中尽力寻找非选举型代表存在的可能,但尚未跳出民主的“桎梏”。在这一点上,雷菲尔德关于政治代表的一般化概念,似乎走得比他们更进一步。雷菲尔德超出民主的规范和价值,深挖出一套更抽象的用以产生政治代表的程序。在雷菲尔德看来,一个人能否成为代表取决于观察者的判断。观察者会以某套承认规则来判断某人能否成为某个群体的代表。要按照以往“标准解释”下的政治代表规范来看,承认规则莫过于民主价值下的选举,不经选举无可谓之代表。但这种规范方式的狭隘之处在于,将产生政治代表的其中一环程序——承认规则,简单化约成具有实质性内涵的民主规范,而没有意识到承认规则是可以随着不同的制度情境来转化其内涵的。

   简单来说,雷菲尔德的一般化政治代表概念认为,某个人能否成为政治代表,在于此人是否符合特定情境下观察者的承认规则,而非承认规则的具体内容。这种抽象的程序提炼超越了某些具体情境下的价值判断,使得无论是在民主情境还是非民主情境下、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下,政治代表都可以产生。此外,“观察者”对“被代表者”的替代,超越了原先民主规范下以“被代表者”同意为政治代表合法性判断准则的窠臼,此时“观察者”既可以是民主体制下的“被代表者”,亦可以是其他情境中与代表事宜相关的主体,这相比蒙塔纳罗以民主规范为比照前提的“小心翼翼”的自我授权,以及不被民主认可的其他问责方式,显然更具有理论广度和解释力。而且,这也为全球化背景下某些国际组织代表的权力来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不过,虽然代表与选举的松绑扩充了政治代表概念的边界,使得非民主的政治代表现象也能纳入其中,但是,在将民主奉为政治价值本位的现代,非选举型代表仍然难以经受来自民主的拷问。简单来说,建构性的、一般化的政治代表概念只是获得了非选举型代表进入政治代表领域的入场券,但在选举民主主导的民主规范下,其依旧不是民主的政治代表。虽然有部分学者根据非选举型代表影响力的强弱,提出不必对所有非选举型代表施加民主规范的束缚,但绝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因为非选举型代表会直接或潜在地影响他人,故而其需要民主合法性。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进一步改造民主规范中强势的选举规范要素,将民主从简单的选举话语中解放出来。而协商民主理论的补充,正好有助于改善这一理论困境。在协商民主理论看来,政治代表的民主合法性不在于以选举为核心的传统民主规范,而在于其能否保障、促进协商质量,提升协商能力,这对非选举型代表而言亦然。有学者提出,当协商民主理论日益走向系统化之后,应从协商能力的三个维度:包容性(inclusivity)、真实性(authenticity)和结果性(consequentiality),来建构对非选举型代表的协商民主规范。同时,应区分非选举型代表是处于赋权空间(empowered space)还是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如此方能进一步明晰非选举型代表该接受何种程度的规约。非选举型代表具体的协商民主规范见表1。

   四、总结与反思

   如果把皮特金对代表的系统研究当成是政治代表概念的起点的话,在发展至今的五十余年时间里,政治代表概念经历了把选举民主奉为圭臬,再到去民主化的一个起伏阶段。究及原因,大概是因为早期以皮特金为典型的一批政治代表理论家,过分执拗于民主系统下正式的选举型代表经验,并政治思想上笃定选举民主所能描绘的美好愿景,致使对其他非选举型代表现象无暇顾及却也不置可否。但是,随着近年来选举民主的乱象频发,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以协商民主理论为支撑的其他政治代表主体的兴起,理论家们不得不开始反思,政治代表概念是否还要继续作为选举民主的附庸而存在。

传统的政治代表概念以选举民主为底色。这种概念思路的最大问题在于,天然排斥了不经选举程序却在事实上发挥作用的代表主体。在传统政治代表概念看来,只有满足以选举机制串联起的授权、责任和回应性三个要素,方可称之为政治代表。但现实情况是,有些不符合“政治代表之名”的主体,却一直或开始“行政治代表之实”。概括起来,这样的主体至少有四类,分别是:“非选举式公共权威的所有者”“公民代表”“自我赋权的行动者”以及“无法言说者的代言人”。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政治代表概念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其既有的概念内涵早已无法支撑起对现实经验的解释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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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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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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