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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平:法律责任的道德类型

更新时间:2020-10-30 00:25:10
作者: 周安平  
(4)合同责任的过错可以进行推定,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其违约是不可抗力就可以免责,不能证明则暗含了对其过错的推定。由此可见,合同责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德过错。那些因故意违约而产生的合同责任,从个案来看,当属强道德性的法律责任。只不过,从规范来看,法律并不关心具体合同的道德过错,只关心客观上是否有违约的事实,于此而言,当属于弱道德法律责任类。

   违誓责任与合同责任的性质一样,[10]也应归之于弱道德责任。与合同责任同理,违誓也有故意与非故意之分。从个案来看,前者引发的违誓责任是一种强道德性责任,后者引发的违誓责任则是弱道德性责任。但从规范来看,法律对于违誓并不严格区分故意与非故意,只要宣誓人违背了誓言,即会引起相应的违誓责任。据此而言,从法律上来讲,违誓责任与违约责任一样,也应当归于弱道德性的法律责任这一类型中。

   当然,弱道德性的法律责任,尽管责任本身与道德没有很强的关系,但是,法律责任一旦确定,责任人就有实现法律责任的义务,这个义务就包含了强烈的道德性。如果拒绝承担,就会招致道德批评。只不过,此时的道德问题是责任实现的道德问题,而不是责任本身的道德问题,后者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三、法律责任的非道德性

   所谓法律责任的非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被制定和实施,但在道德上却不被承认和支持。就是说,法律责任与道德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如果认同道德,那么法律就不应该这样规定;如果认同法律规定,那么它就不合乎道德。从规范上来看,就是合法的但又是非道德的。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发生了许多起告密者案,许多人因为毁谤元首,而被亲友告密因此坐牢。从被告密者的角度来看,其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就属于非道德性的法律责任。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说法,这就是“恶法”所强加的法律责任。

   非道德性的法律责任主要见于刑法中。刑事犯罪在理论上可以分为自然犯罪和制度犯罪两种。所谓自然犯罪是指在自然意义上而成立的犯罪,其行为无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时代、什么制度,都会被作为犯罪来处理,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等。对于此类犯罪,公众不仅将有罪判决视为违法的证明,也将其视为某种谴责的依据。[11]所谓制度犯罪,是指其行为是不是犯罪并不是自然意义上的,而是由制度强行规定的犯罪,如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等。自然犯罪的刑事责任具有很强的道德性,而在制度犯罪中,就有一些犯罪具有非道德性。制度犯罪与自然犯罪相比,两者的道德评价的因果关系是相反的,自然犯罪是因为其行为是不道德的,所以它才被规定为犯罪;制度犯罪则是因为这样的行为被规定为犯罪,所以它才可能被人们视为不道德。两相比较,自然犯罪的行为容易打上道德评价低下的印记,而制度犯罪的行为则不容易引起较低的道德评价,相反,行为人反倒有可能被视为英雄。也就是说,这些行为不是不道德,相反,将之作为犯罪来处理,才是不道德。

   思想犯就是非道德性的制度犯罪。思想犯之所以在道德上不具有正当性,是因为,思想是人的基本属性,甚至是人之成为人的证明,是故“我思故我在”。所以,惩罚思想犯,无异于是否定一个人做人的资格。在这一意义上,思想犯就与人权联系在了一起。并且,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法律只能规范人的行为,而不能规范人的思想,由法律惩罚思想犯也为政府滥用刑罚、打击不同政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思想犯是封建社会的残留,现代国家一般都不会在刑法中堂而皇之地规定。可见,惩罚思想犯的非道德性已是社会共识,强行规定会招致道德批评。与思想犯相近的是良心犯。思想犯与良心犯并不能区分得很清楚,有时候只是不同的说法而已。思想犯也好,良心犯也好,都不是规范名称,而经常是对政治犯的称谓。所谓政治犯,其实就是指反政府的犯罪。一些政治犯从当时来看,或许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但从历史来看,或许就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所以,人们有时候就会用良心犯来称呼政治犯,其实就是对惩罚政治犯所作的道德批评。因此,思想犯也好,良心犯也好,政治犯也好,这些说法对政府来说都是道德不好的标签。所以,现代各国法律一般针对的是诉诸暴力行为的政治犯,并不会公开去惩罚非暴力反抗的政治犯。当然,非公开的惩罚仍然很难杜绝,其主要做法是在其他罪名中夹带私货。

   制度犯罪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经济领域。比如,“文革”期间的“投机倒把罪”,投机倒把行为其实就是商人的买卖行为,无论是从人性来讲,还是从谋生来讲,这种行为都是很正当的。因此,将这种正当的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理就具有非道德性。如果说,惩罚政治犯是为了维护政治利益的话,那么惩罚某些正当的经济行为的做法,就可能是维护经济利益,比如国家为了维护其高额垄断的利益,或者是为了防止国家不应当收取的税收的流失。比如,历代封建社会对于盐铁走私的打击,其实就是因为盐铁走私影响了盐铁专卖的垄断收入。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读者对“梁山好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津津乐道,明明是抢劫却说成是“智取”。还不就是说,大宋朝廷的财富不具有正当性。财富不正当,那么套在头上的抢劫罪也就不正当了。这就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道德逻辑。

   当然,道德过错与法律过错不同。对于制度犯罪,在司法中,根据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当然也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不过,这个过错只是法律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法律上的过错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范根据,而不是其承担责任的道德根据。道德根据恰恰是考问其规范根据是否具有道德性的理由。因此,我们将此类法律责任归为非道德性一类,就是说,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道德上的过错,所以,法律设定的责任就在道德上不能成立。说法律责任的非道德性,其意义在于对法律规范进行道德批判,以约束立法行为的恣意与专横。

   非道德性的法律责任在民法中也有。《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个条款值得商榷。我住在楼上,路人被楼上住户扔下一块石头砸伤了,我既没有监督邻居扔东西的义务,也没有指挥行人好好走路的义务,我承担责任的义务究竟是什么?没有看见是谁扔的就有责任,难道我有看见的义务?假设某人在大街上被不明身份的人用石头砸伤了,是不是凡是那一刻去过大街上的人都要承担责任,除非你能证明自己不是砸人者。你能证明吗?要是如此,那么无论你多么小心谨慎,也没有办法能够避免因为别人的某个不当行为,而深陷于责任旋涡中,以“祸从天降”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让邻居承担高空抛物责任,既违反了责任自负原则和责罚相应原则,也导致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威慑功能、教育功能的全部落空。

   非道德性的法律责任在行政法的实践中也有。一般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法律直接规定非道德性的法律责任会越来越少,但在实践中仍然很难完全杜绝。比如,当下各地方政府对上访人、失信人的子女在升学、就业、参军等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就可归于此类现象。上访人、失信人即使有错,也错在其本人,与其子女无关。让其子女承担不应有的责任,是变相株连的表现,有违责任自负原则。显然,这种行政处罚从道德上来看就具有非道德性。

   四、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

   所谓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的设定与道德没有关系,道德对于法律责任,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法律责任与道德,两者表现为相互隔膜、互不相干的关系。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不同于非道德性。无道德性是法律责任与道德没有关系,但非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与道德有关系,只是关系的方向相反而已。

   无道德性的法律责任,一般存在于技术性法律中。我们以交通规则为例,在各国道路交通规则制定前有两种可能的习俗:向左驶和向右驶。向左驶和向右驶,在每个人看来都是同样的,没有好坏区分。中国法律规定司机靠右走而不是靠左走,英国法律规定司机靠左行而不是靠右行,这都是任意的历史事件,和不公平没有关系。[12]交通信号灯的设计也是这样的。红灯停、绿灯行,尽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但从道德上来看则是任意的,反过来也未尝不可。可见,由这些法律所规定的责任,从其设定来看,纯粹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道德因素不在考虑之中。

   技术性的法律也大量存在于市场交易中。票据转让、银行结算、股票交易等规则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特别是人工智能出现后,机器人代替了人工作业,以至于人机对话,甚至是机机对话。人工智能由于程序设计的预先性,其交易过程完全被程序所控制,与自然人的主观过错没有任何关系。在人工智能模式中,是否发生交易,以及发生何种性质的交易,有时候完全不在自然人的控制范围内。交易什么时候发生法律效力,完全取决于程序设计时的技术考虑,而与道德完全没有关系。相信,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普及,与道德无关的法律责任将会呈几何式地增长。

   由于技术和方法只与使用的方便和习惯有关,而与道德无关,因此,法律责任规则的制定,在道德上就可以是人为的和任意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只是说法律责任本身与道德没有关系,而不是说,法律责任的适用也与道德没有关系。无道德性的法律责任一旦确定后,如果行为人拒不履行,就与道德发生关系了。例如,在交通行为中,按左走,还是按右走,原本与道德没有关系。但是,一旦把按右走确定为交通规则,那么,按左走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了。只不过,此时说的不道德,是指法律责任的实现,而不是指法律责任的设定。后者才是我们这里说的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

   我们在说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时,必须与民法的侵权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区别开来。所谓无过错责任,是指行为人造成他人损害,虽然没有过错,但依照法律规定而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显然,无过错责任并不是说行为人就没有过错,只是在诉讼中不要求证明其过错而已。因此,按照本文的说法,无过错责任是弱道德性法律责任,而不是无道德性法律责任。造成这个误解的原因是,民法将无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什么是归责原则?所谓归责原则是指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根据。[13]“无过错责任”在逻辑上是个负概念,即不具有某种属性的概念,至于它到底具有什么属性则并不清楚。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没有过错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这就匪夷所思了,误解就这样发生了。

   最后,在结束本文之际,有必要补充两点。第一,我们在讨论法律责任的道德性时,是在承认道德责任自由意志的前提下,那种否认自由意志的决定论,我以为,由于它与道德责任产生了不相容,[14]因而也就没有纳入本文的考虑中。第二,在强道德性、弱道德性、非道德性和无道德性四类责任中,除了无道德性外,其他三种都是程度性的划分。从强道德性到弱道德性,再到非道德性,中间的过渡边界其实是模糊的。比如刑事责任中的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前者刑事责任的道德性强于后者。再比如合同责任,其过错程度也因不同的违约情形而在道德上表现出不同的强弱状态,主观违约与因不能履行导致的客观违约,前者的道德性强于后者。并且,即便是非道德性,也会因为不正义的程度而有所不同,从轻微不正义到极端不正义也会呈现出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比如对政治犯的惩罚,其非道德性也有程度不同的区别。并且,只要不是极端的不正义,公民就有必要的忍让义务,但不正义超过一定的限度,公民便有了不服从的权利。问题是,这个度在哪里?可见,法律责任与道德关系的类型划分只是定性分析,并不是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1][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708页。

   [2]参见姚大志:《道德责任是如何可能的——自由论的解释及其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4期。

[3]参见崔雪茹、易立:《道德行为的自由与责任析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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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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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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