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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改元之年的日本与“新时代中日关系”构建——2019~2020年形势回顾与展望

更新时间:2020-10-30 00:05:28
作者: 杨伯江  
坚持把东海建设成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共识,并继续推进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双方认为,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自2018年6月正式启用以来得到有效运用,双方对此表示欢迎,同意尽早开通直通电话。双方就海洋科考交换意见,确认遵守中日双方关于海洋科考相互通报框架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愿就相关事宜继续保持沟通。双方对2019年2月《中日海上搜救协定》生效表示欢迎,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确认在此协定框架下促进信息分享,推进顺畅高效的搜救合作。双方确认坚持2008年《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同意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中日战略对话时隔七年重新启动,防务领域交流逐步恢复。4月,日本“海自”舰船受邀赴青岛参加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10月,中国海军舰船时隔十年再次访日,“太原”号导弹驱逐舰抵达横须贺港,参加日本“海自”国际舰队阅舰式活动。

   (三)矛盾分歧依然突出,关系发展仍存障碍

   东海争端无明显降温,中日建立战略互信、构筑“建设性安全关系”任重而道远。2019年3月,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称,“鉴于中国欠缺透明度的军力强化、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日本安全环境)正日益严峻”。日本2019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周边安全环境“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发生变化”,局势日趋严峻;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海上维权行动称为“单方面升级”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40]日本战略学界认为,海上安全形势“处于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境况之中”。[41]2020年初,防卫相河野太郎发表新年感想,用大量篇幅描述中国、朝鲜“安全威胁”,并将中国置于朝鲜之前。此后,河野太郎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进行演讲时,再次对中国发出“尖锐批评”,称中国显然“企图最终以武力强行夺岛”,日本“强烈关注中国继续企图单方面改变东海尤其是尖阁诸岛[42]附近海域的现状”;中国在南海开展“活跃的军事行动”,“企图制造既成事实”,日本不会对此视而不见。[43]日媒分析,河野太郎此举意在迎合美国政界军界,借回应美国战略诉求固化美国安全保护,达到对华牵制目的。[44]同时,日本就周边领土争端加大了国际宣传力度。2018年1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开设“领土主权展示馆”,引发中韩一致抗议;2019年12月,日本宣布鉴于该馆场地狭窄,拟将其迁至新址。2020年1月,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新馆改装完成并举行开馆仪式,场地比原来扩大七倍,并增加了日俄争议领土展示区,全面宣介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竹岛(韩国称独岛)、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官方立场。[45]

   日本西南方向军事部署稳步推进。2019年3月,防卫省在冲绳县宫古岛新设400人规模的“陆自”安保部队,在鹿儿岛县奄美大岛新设550人规模的“陆自”导弹部队,这是日本首次在冲绳本岛以外的西南岛屿部署“陆自”实战部队。据称,防卫省未来将持续强化西南方向部署,包括在宫古岛增设导弹部队、在石垣岛新设安保及导弹部队。此前,防卫省已在国土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设立监视部队。12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西南方向的一座无人岛——马毛岛,计划将其打造为军事基地,以供驻日美军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之用。马毛岛是日本第二大无人岛,隶属鹿儿岛县西之表市,位于九州岛以南、种子岛太空发射中心以西12公里,距日本西南沿海约30公里,面积约为8平方公里。这次购岛既是深化日美军事合作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西南方向部署的战略步骤,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对马毛岛的未来用途遮遮掩掩,背后可能隐含深远战略意图。美国退出INF后声称要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而马毛岛基于自身战略位置,可能成为美国中导部署地点,[46]以及未来日美联合空海作战基地、西太平洋重要战略支点。结合日方有关表态看,这一分析并非空穴来风。日本官方对美国废约表示“理解”,称“除俄罗斯严重违反条约外,还有必要认识到美俄一直负有废除义务的导弹已被其他国家实战部署这一情况”;“讨论包括提升东亚地区透明度在内的军备管理应有模式很重要,(日本)愿与美国携手动员相关国家”。[47]

   (四)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同步上升,“复合平衡”动作增多

   2019年1月,安倍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日中关系已完全重返正常轨道,要将其推上一个新台阶。[48]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也采用了“从大局来看,与中国构建稳定的关系非常重要”,“日中关系进入了正常轨道,进入了以新发展作为目标的阶段”等正面表述。而也正是基于“大局”的需要,在对外战略层面,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安倍内阁一方面通过释放善意,改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穿梭于美欧之间,与之协调政策步调,把在安全、经济等各领域平衡对华关系和对美关系作为核心议题。在对华政策层面,这种“平衡”导向体现为日益明显的两面性,体现在不同领域、问题上,体现在不同部门、力量之间。

   对“一带一路”倡议,安倍在展示合作姿态、主张“印度洋-太平洋构想”与之对接的同时,又做出亚非“自由走廊”构想等一系列对冲、压制动作,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作为推行“战略性外交”和“安全外交”、主导秩序重构与规则制定的重点区域。同时,日本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其中不乏冷战思维、地缘政治思维。2019年9月签署的日欧“可持续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拟加强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东欧与非洲地区推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49]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其领导下的欧盟委员会将是一个“注重地缘政治的委员会”,安倍则强调,日欧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两大坚实支柱”,希望双方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西巴尔干及非洲完善道路、港湾等基础设施,加强互联互通,并对日欧就制定太空、网络空间等新领域规则进行协作表现出积极态度。这被看作对“一带一路”的回应与对冲,日欧“互联互通”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竞争新平台。11月,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发布《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20》,称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由于欧美对俄实施经济制裁,中亚因无法从俄获得充分援助而对“一带一路”寄予期待;中国借推动“一带一路”密切与中亚关系,通过能源合作掌控中亚各国,除经济利益外还寻求政治影响力;通过召开首脑会议等加强与中东欧国家接触,开展强调国际秩序变革的外交,扩大对欧洲影响力。对此,欧洲内部“关于对华关系包含政治安全风险的认识正在逐渐蔓延”,出现了要警惕这些地区对华形成经济依赖、中国“挑战欧盟一体化”的声音。[50]

   在与美联手制定数字贸易规则、引领WTO改革方向的同时,日本修订相关法制,与美欧统一步调、防止先进技术和机密情报外流。2019年10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外汇管理法》修正案,加强对涉及安全领域的日本重要企业在引进外资或选任管理层等方面的规制。修改案规定,此前外资对日本上市企业持股超过10%的须事先申报,今后该比例将大幅调低为1%;对于外国投资商已经出资的日本企业,在选任管理层或提议出售等重要事项时,也须事先申报。[51]

   (五)面对新挑战,如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1.认知上要辩证理解、准确把握“新时代”“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深刻内涵

   “新时代”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新历史方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其时代背景与国际意涵。其次,“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并不会随新时代的到来自然生成,而是需要两国通过不断深化合作共同努力构建,最终达到中日关系与新时代的需要相适应、相匹配的目标。当下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基于现实与历史、物化与心理、国内与国际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日本对华政策两面性不会消失,中日在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区域合作等多领域利益相通、立场相近的同时,矛盾分歧也将长期存在,竞争与合作并存仍是中日关系的常态。总之,“新时代中日关系”有其时代特色、深刻内涵,它既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已得到或都将得到解决,同时,也绝不意味着存在矛盾、分歧就不发展、合作。实践中,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意味着中国从自身安全发展需要出发,强化主体意识,主动设计、积极引领。面对复杂局面,既要抓紧促进合作,也要沉稳应对挑战,以科学分析为基础,以战略全局为视角,目标设定合理,政策现实可行,不以愿望代替分析、以期盼代替研判。唯有如此,才能离“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目标越来越近。

   2.强化经济纽带、拓展合作领域、持续增进双方共同利益,是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基本路径

   经济合作对中日关系总体稳定是否仍具有“压舱石”的作用,需要辩证分析。日益深化的经贸合作对中日提升互信水平、实现稳定发展而言不是充要条件,却是必要条件。经济合作尽管不足以直接使政治关系稳定,但可以防止关系跌破底线。2017年中日互动的实践也证明,“中日关系更为稳定的基础将始于经济的考量,包括双方可能探索以更为协调的方式推进亚洲基础设施的发展。中日都将基础设施投资视为长期外交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尽管彼此在具体做法上常常出现分歧,但某些分歧并非不可弥合”[52]。中日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积极引领区域一体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拉动全球增长方面大有可为。日本战略学界认为,今后日中之间的经济交流有三个重点领域:一是中国对日投资;二是日中企业以多种形式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其中新商业模式尤其将对世界经济起到支撑作用;三是日中两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深化合作,加强交流。[53]同时,中日都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各自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而使合作成为必需的结构互补性很强,无论双边还是区域、多边,大量潜在合作亮点都有待挖掘,需要从传统经贸投资向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共卫生、人口问题、医疗康养、社会治理、区域合作等多个新领域、新产业拓展。

   3.以持续对话磋商“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

   围绕东海钓鱼岛争端,从2008年6月《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到2014年11月《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的四点原则共识》再到2019年“十点共识”,中日双方都不回避矛盾和分歧的存在,同时强调以对话协商和平解决问题。领土领海争端面前,重要的是坦诚面对、有效管控,通过持续性、不间断的对话磋商,不断朝最终合理解决问题的目标趋近。中日“一衣带水”,关系源远流长,但在历史、现实多方因素作用下,两国在民族意识、价值认同及地缘政治秩序选择等问题上,差异乃至对立较深,增进相互了解、构建相互信任需要较长时间与共同努力。2019年10月第15届北京-东京论坛期间,日本“言论NPO”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尽管日本受访者中有七成以上认为对华关系重要,但就日中关系状况回答“糟糕”者占比达44.8%,较2018年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东海钓鱼岛局势与中日国民感情的对立呈正相关关系,就该问题积极对话磋商,不仅是为“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夯实中日互利合作、稳定发展的社会民意基础,朝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目标迈进。

   中日关系近年来的改善、发展未能解决两国间的所有问题,结构性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中美日三角“二对一”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本质变化,[54]但从战略上看,它的最大贡献在于,在世界局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在历尽波折重回正轨后具备了基本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持续增强中日关系的战略稳定性、确定性,应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前提下,鉴于中日战略博弈作为大国多边博弈的一环,已进入“深水区”、新阶段,针对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有效抑制其消极面、调动其积极面成为关键。从日方立场看,中国快速发展构成“日本危机”的重要源头,而发展对华合作恰恰又是它克服危机的不二法门——基于如此充满内在矛盾的对华战略观,今后日本对华将不断展示内含各种复杂政策组合的“超级工具箱”:在国际层面,继续投棋布子,做局造势,调动一切资源平衡制约中国;在双边层面,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基调的对华政策;甚至在合作领域、合作项目中,也会融入竞争、牵制、对冲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关系会变得更为复杂,不宜再用“友好、合作”还是“恶化、对峙”的尺度大而化之地衡量和表述,[55]而需要精细化设计、精准化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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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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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研究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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