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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澎: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兼谈“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更新时间:2020-10-27 01:03:24
作者: 胡澎 (进入专栏)  
大规模的线上教育将日本的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家庭之间潜在的教育差距问题凸显出来。由于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同,家庭中信息、通信技术的配置不均衡。有的家庭通信技术环境好,学生学习没有受太大影响,而有些低收入家庭学习用的电脑和网络不完备,对子女上网课有较大影响。另外,日本学校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环境也较为滞后,政府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方面的投资明显落后于美国,这无疑影响到日本的技术进步与效率,同时也使得日本教育出现地区差距。为此,文部省出台了关于改善学校教育ICT环境的五年计划(2018—2022年),决定每年度从地方财政中抽出1805亿日元的经费用于鼓励开发和使用电子教科书和电子教材,完善学校的信息化,构筑家庭与学校之间无缝连接的教育学习环境[3]。目前,日本政府大力推进的“社会5.0”的目标之一,就是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大数据提高教育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据文部科学省的调查表明,2020年3月,日本学校的电脑数量是每5.4名中小学生仅有1台平板终端设备[4]。普通公立学校无线网络配备率不到50%。文部科学省为了让每一个孩子享受到信息与通信技术带来的便利,接受公正的、个性化的、最适宜的且富于创造性的教育机会,于2019年12月提出了“GIGA学校构想”,即2023年之前,全日本的学校实现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一人一台电脑、配备高速度大容量通信网络一体化的目标。

   疫情让日本政府意识到“GIGA学校构想”的推进已刻不容缓。2020年2月14日,萩生田光文部科学大臣在记者会上,表明了在新冠肺炎蔓延背景下,加快推进“GIGA学校构想”早日实现的态度[5]。文部科学省决定将原计划到2023年中小学生一人一台电脑的目标提前到2020年内完成,以改变目前日本教育领域信息与通信技术滞后的现状,消除地域教育差异,提高下一代的国际竞争力。

   (三)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

   “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大量中小企业停产停业,旅馆、餐饮、商业设施、补习机构等停业关闭,雇佣环境恶化,特别是对本身就处于雇佣不稳定状态的非正规就业者、自由职业者群体造成的影响极大,出现了大量失业者或隐性失业者。有些企业解雇了非正式员工,有些企业的正式员工虽未失业,但却没活儿可干,收入锐减。2020年4月份总务省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显示,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下,相比新冠肺炎蔓延之前,雇佣人数减少了79万人,比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严重[6]。总务省6月30日发表的劳动力调查显示,5月份的完全失业率上升至2.9%,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点。4月份休业人数为597万人,5月份为423万人[7]。特别是对从事非正规雇用的女性打击更大,在服务业工作的女性比例高,疫情对服务业造成的冲击体现在女性临时工群体身上。日本政府给疫情期间停业的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发放补贴,每月人均最多可拿到33万日元。但这些停业补贴仅针对全日制员工,非正式员工不包括在内。失去工作的非正规雇佣群体陷入完全没有收入来源的窘境。

   疫情导致众多24小时营业的漫画店、网络咖啡馆、网吧、桑拿馆关闭,数千名“网络咖啡馆难民”6丧失安身之处。据2018年对“网络咖啡馆难民”所做的调查,东京都内1天有5000人平均每周5天以上栖身网络咖啡馆。这一群体中最多的是30多岁的人,男性占85%,女性占15%,且有近一半的人收入在11万~15万日元[8]。此次疫情下,仅东京就有4000名“网络咖啡馆难民”无处栖身。日本政府对于疫情期间收入减少而失去住所的人,给予原则上3个月、最长9个月住房保障补贴,但能否真正惠及到这些“网络咖啡馆难民”还是个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打工的学生群体影响较大,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由于失去打工机会,生活费出现问题,一些人不得不面临中途退学的境地。2020年4月1~7日,KCAA机构7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学生的意识、生活状况、活动状况,对全日本的大学生进行了“新冠肺炎感染扩大对学生生活的影响调查”,得到了1406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8.8%的学生在疫情扩大后打工收入减少,其中22.9%的学生打工收入大幅减少[9]。

   疫情让挣扎在相对贫困线上的家庭面临困顿,其中,单亲家庭、母子家庭最为严峻。因为学校临时停课,父母不得不在家照顾孩子,不能外出工作,导致家庭收入锐减。一些临时工家庭,不工作也就无收入,如果再没有积蓄,生活便会陷入窘境。疫情期间,政府咨询窗口接到经济困窘家庭的求助以及家庭暴力的求助均有所增加。NPO8法人“好邻居—日本”于8月6~12日对558人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得到318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单亲家庭约半数“收入减少”,九成以上“支出增加”,其中96%是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10]。

   老年人也成为此次疫情受冲击较大的群体。据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全日本的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短期入住机构中,有858所机构停业,因其中有843所是自主判断决定停业的,另有两所是自治体要求停业,因人手不足停业的有13所[11]。没有停业的护理机构,也有不少因人手不足,运营达到极限。例如,北海道一所老年公寓,由于疫情蔓延,职员和入住老年人有10人呈新冠肺炎阳性,护理人员减少了1/4,对老年人的照护已经很难维持。疫情下,一些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因为运动不足导致身体状况恶化,也给家庭成员带来了沉重负担[12]。

   疫情下,日本政府对受疫情影响的民众实施了一些救济和支援措施,例如:向每一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给满足一定条件的失业人员发放租房补贴(原则上3个月、最长9个月);生活有困难的个人可到当地政府申请最多20万日元的无息贷款;针对因疫情期间打工收入锐减、难以继续学业的学生特设“学生支援紧急补贴”,符合条件的学生可领到10万日元,免交居民税家庭的学生可申领20万日元;针对停工停产的中小企业劳动者,没有领到失业津贴的人员最高每天可领到1.1万日元;因疫情失业人员3月31日之前最多可获得8 330日元的生活补助;对育儿家庭发放临时特别津贴,每个孩子可领到1万日元;陷入生活窘困的单亲家庭可领到临时特别津贴5万日元,第二个孩子之后,每个孩子加3万日元。父母收入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每个家庭再追加5万日元等[13]。如果疫情持续下去,或疫情长期化的情况下,这些临时性补助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近年来,日本贫困家庭的子女因家庭经济原因中途退学、休学的现象受到关注。文部科学省2014年发表的调查结果9显示,中途退学休学的人数占全体学生的2.65%,其中有20.4%的人是因为经济原因退学[14]。另外,2008年开始,“儿童的贫困”问题在日本受到关注。据经合组织(OECD)的调查统计,2012年日本儿童的贫困率为16.3%,即6个孩子里有1人是贫困儿童。厚生劳动省《平成28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2015年日本儿童贫困率为13.9%,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高达50.8%[15]。东京都立大学阿部彩教授指出,“政府虽然出台了大力促进父母就业的对策,但由于从事不稳定就业的人数多,应提早对那些育儿家庭提供补助、生活费等公共支援。”[16]贫富差距扩大会带来社会割裂、社会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还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并稳固下来的“全民中产社会”已发生动摇,一部分中产阶级正在悄然分化,且有向下流动的趋势。厚生劳动省《平成30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20余年来日本人的收入持续减少。1994年日本家庭平均收入为664.2万日元,2017年降至551.6万日元。平均收入线423万日元以下的家庭占62.4%,有55.1%的家庭感到生活辛苦[17]。日本社会学家、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避免下坠而竞争可谓当代日本社会的一大特征,其实质是为了维持中流生活所进行的竞争,也就是为了不坠入‘下游社会’而做的竞争。这种竞争绝不是积极向前的,而是倒退的。因此,准确地说,是为了免于堕入底层的竞争或者挣扎。”[18]疫情对低收入群体、贫困家庭造成的冲击较大,但也不能忽视疫情对中产阶级群体的打击,要避免正式员工因失去工作而跌入中下层。

   (四)两性关系再遇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少企业开始居家办公,学校停课,幼儿园关闭,这样一来,一家人不得不生活在一个空间,这一从未有过的现象对于日本的婚姻、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夫妻关系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更加凸显了日本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对世界上153个国家各个领域的男女地位差距进行了排名,日本排在121名,位于G7七国中最末位,为历史新低。这显示日本距实现两性平等、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集中表现在:不少家庭还延续着传统的“丈夫全日制工作、妻子专职主妇或兼职主妇”的性别分工模式,且税收、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都是在这一性别分工模式之上建立的,至今仍对大部分女性的人生构成影响。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和工作之间面临巨大矛盾,在家庭和职场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情况还较为普遍。男性参与育儿的时间只有女性的六分之一。女性还面临职业上升困境以及和男性员工在工作性质、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差别。育儿结束后女性再就职很难找到一份全日制工作,而只能是从事小时工、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规雇用。

   此次疫情放大了日本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对夫妻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人一般居住地和职场分离,这与二战后日本城市发展情况有密切关系。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由于东京房价不断上涨,只能把家安在大都市的郊外,职住分离,通常每天通勤时间要在一两个小时。工薪族的丈夫早走晚归,与妻子、子女相处时间短,缺少交流,也难有余暇参与家务和育儿。疫情期间,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夫妻从未有这么长的时间待在一个屋檐下,有的夫妻得以更多的交流和了解,增进了感情;也有的夫妻由于长时间共处一室,导致精神紧张、压抑,在家庭琐事、育儿、家务分工等方面产生分歧,甚至出现了感情破裂。据《东洋经济》报道,通过Twitter就疫情期间的夫妻关系对不特定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4天集中了150份答卷。有人回答夫妻关系比以前好了,有人发现了夫妻二人兴趣的不同,有人回答夫妻间对子女教育产生分歧,甚至有人说夫妻走向了“新冠离婚”10[19]。

   疫情下,日本的保育所、幼儿园纷纷实施休园、停业等措施,育儿负担便集中到了父母、尤其是母亲身上。Brainpad公司实施的调查表明,在新冠疫情导致的“自肃生活”中,育儿负担多集中到了家庭主妇身上。该公司5月12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感觉压力非常大”或者“感觉有压力”的家庭主妇高达72%,高于公司职员的58%;感觉自己接下来只能继续忍受“最多两周”的“自肃生活”或者“已经达到极限”的家庭主妇占36%,高于公司职员的30%[20]。京都大学落合惠美子教授的研究小组在网络上对300余人进行了关于疫情下的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相比男性,女性较多地感受到家务和育儿的负担增加。不少女性感到压力大,身体状况出现问题,特别是一些女性自己有工作,不但要负担家务和育儿,还要为居家工作的丈夫忙碌一日三餐,感到身心疲惫。另外,网络调查还显示,有47%的男性认为疫情下在家工作“与家庭成员一起度过的时间增加了”“与家庭成员的交流增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好了。有30%的回答者认为“没有了通勤时间”“是一件好事”,节省下的时间可以用于家务劳动和育儿[21]。

   疫情令日本社会重新反思性别平等问题,期待疫情后能出台更加具体的措施,解决女性在家务、育儿和工作上难以兼顾的问题,切实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和性别分工模式,大力推进两性平等、共同参与社会的实现。

   (五)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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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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