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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景高:中国民族主义的三重考量

更新时间:2020-10-27 00:50:26
作者: 颜景高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西方世界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引领着现代国家的政治建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育则是基于帝国列强入侵的一种文化反应,追求的是民族平等和解放,探索的是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新模式。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无论是从大众角度、政治层面还是学术考量来讲,凝聚的是融进全球化的理性共识,开启的是各民族互利共赢的新范式。中国民族主义理念的传承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底蕴,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建构着一种各民族命运与共的新文明形态。

   关键词:解放思潮;振兴话语;复兴理念

   作者简介:颜景高,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中国道路研究”(19FZXB08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多在中国形象建构的层面上认定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多在大众话语批判的层面上探讨中国民族主义的价值缺失,究其根源,在于抽象套用西方民族主义范式解读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本文拟从思潮兴起、话语建构以及理念传承等三个维度阐释中国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内涵。

  

   一、引领民族解放的思潮

   从起源上讲,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既不是一种永恒存在的文化现象,也不是一种自发生成的社会思潮,而是源自于西方世界的成功创设。在西方文化圈,民族主义率先掀起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开启了近代革命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性建构,进而引发成为一种相互关联、彼此效仿的国际性态势。德国学者汉斯—乌尔里希·维勒指出:“民族主义已有了相当长的历史,至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已经完全并彻底地成为欧洲及美洲殖民地的一种政治与社会文化现象。”在欧洲,荷兰北部省份自勃艮第王朝时代就孕育出了共同的民族归属感,它们在反抗西班牙异族统治的革命斗争中,首次成功建立了以协商、合作为基础的荷兰共和国,伴随着这一胜利和“先锋社会”的现代创建,彰显的是一种充满自豪感的民族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恰恰是以后民族主义的发端,正如汉斯·科恩所认为的,“民族意识”和“统一国家”的逐步融合,形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进而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代步人”。在随后反对封建王权的革命斗争中,英国逐渐发展出了岛国人民所特有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意识激发了人们对天主教的反抗以及新教徒改变世界的愿望,并最终促成了以“神圣”同意为基础的共和体制。实际上,英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可回溯到在这个孤立的岛屿上存续的人类统治联合体已逾几百年的历史这一事实,尤其可回溯到狂热的清教徒对旧约中所说的作为上帝选民的宗教确信”。

   民族主义产生于西方世界的“规则信赖”遭遇“基础性破坏”的危机时期,它旨在回应早期西方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困境,因而从本质上而言,民族主义召唤的是基于民族主权的共和体制,引领的是现代国家的政治建构。概而言之,“逐渐上升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现象的核心要素,而这种政治现象就是获取统治及其正当性而进行的斗争”。在北美殖民地的解放战争中,美国清教徒们的世界构想日益清晰,那就是建立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即“国家权力应从下至上形成,而不是从上帝那里获得荣耀”,这是一种具有世界典范意义的新共和模式,这种崭新理念及其成功实践进而彰显了美国的自我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作为指向共和民主制的“灯塔”,《独立宣言》向全球展示了自身未来的美好蓝图,因为它“为建立在自由思想、多元主义和世俗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打上了永恒的烙印”。在随后欧洲大陆的王权斗争中,法国革命党的目标是建立基于民族主权的新共和国,因为依据“第三等级”议员们的新理念,“天赋人权”因人生而平等,众多的城市居民才是法兰西民族的真正核心。进而言之,对于法兰西民族而言,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一要求不言而喻地导入了一种平等的民主。实际上,就民族主义而言,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史所投射出来的实践魅力和示范效应显著,这种现代化典范引发了其他民族国家争取独立、民主和自由的解放斗争。

   詹姆斯·梅奥尔指出:“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自由宪政和民主政府出现的;而在其他地方,它却是帝国征服带来的一种反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现代化转型的成功典范,先行建立的民族国家往往过于夸大本民族的优越性,进而背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民族主义的扩展性和狭隘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显露无疑,埃里·凯杜里因而指出:“民族主义已经与武力结合在一起,预示着欧洲列强在将要到来的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利益’纷争中所采取的政策。”一方面民族主义日益蜕变成为欧美国家对外扩张的理论根据和霸权争夺的精神支撑,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民族主义衍变的现代性后果,它代表着一种过度膨胀的、令人遗憾的利己主义倾向,不仅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当今世界地区纷争、局势动荡的重大根源,正是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成为广受非议、备受批评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伴随着欧美国家的殖民扩张而迅速扩散,逐渐成为亚非拉地区反抗异族统治的重要旗帜,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意义重大,它引领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几乎摧毁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进而重构了战后的全球政治格局。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背景下孕育、发展和壮大的,它是中国先贤团结各族人民反抗封建专制和外国侵略的精神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重要思想力量,因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最大梦想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其一,鸦片战争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天下观”,甲午海战则进一步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资本主义列强占领中国山河、瓜分中国领土以及奴役中国人民的强盗行径,促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明显地感受到异族侵略带来的普遍性压迫和集体性屈辱,这种屈辱感刺激了近代中国先人的民族意识。面对旧中国的生存危机,中国开明人士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资源,特别是能够凝聚近代中国价值共识的民族主义观念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大地急遽扩散的共同话语。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先生认为,只有借鉴西方的民族主义之策,中国才能免受异族欺凌之辱;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先生也认为,提倡民族主义,中国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晚晴改革并没有缓解人民大众与专制政权的巨大矛盾,清政府日益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半殖民化”的危机引发了辛亥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立进而瓦解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王朝。遗憾的是,中华民国在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反动势力的攻击下名存实亡,因为随后形成的是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格局,这种割据和分裂无法真正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控制,也没有真正建立统一的、民族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认:“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

   其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灭国亡种”的灾难。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敌、并肩作战、相互融合,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高涨,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进而得到了广泛认同,从而成为中国抗日持久战取得最终胜利的精神之源,因为在这民族“存亡危机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概要地讲,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从两个层面实现了“质”的突破,一是在抗日战争最危险的时刻,突破了以往“大民族”与“小民族”的认同危机。虽然中国境内存在多个民族,但在共同生活、相互融合以及并肩作战的过程中,俨然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正如顾颉刚所确认,“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二是在全面持久抗战的时局中,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突破了以往特定群体或者社会阶层参与的现象,大众性、人民性的特点充分彰显。中华儿女不分种族、阶层、党派和宗教,也不分工、农、兵、学、商,无论是海内同胞,还是海外侨胞,都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正是在此意义上,林语堂先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才“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忾、奋起抵抗”。

   其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实施专制,违背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建设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使命。正如胡适所指认:“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一方面,国民党右派代表国内垄断阶层和国际买办势力的利益,逐渐背弃了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宗旨,这种专制政权无法回应广大民众的生活需要和政治诉求,因而根本承担不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独立建国的历史重担。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立足工农联盟,紧紧依靠下层群众,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民族力量整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引领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前进方向,坚决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并以建立符合绝大多人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奋斗目标。正如毛泽东所指认:“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战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正是依靠中国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底层农民的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和统治,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革命才取得了最终胜利。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不同于欧美各国的“主动勃兴”的民族主义,而是隶属于一种中国气派的“被动发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中国气派”的民族主义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这集中体现在:第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肇始于资产阶级革命,但从其基本性质而言,它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其最终目标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实际上,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发育成长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的民族主义革命道路半途夭折,就是源于“老师欺负学生”的帝国主义殖民逻辑,因而中国民族主义不得不转向社会主义阵营。第二,中国民族主义革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意味着“中国气派”的民族主义追求的是民族平等与民族解放,而不再是奉民族扩张和资本霸权为圭皋。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成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概而言之,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运动义开启了一种新的方向,这种新文明类型不再重复大国崛起的霸权争夺,而是致力于探索和平融进国际社会的发展道路。

  

   二、推动民族振兴的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逐渐融进全球化进程,“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民众认知世界的主基调,“合作与共赢”成为中国政府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中华民族振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光明前景。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逐渐触及、甚至日益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这引发了西方反华势力的恐慌和防范,因而西方构建的“中国形象”逐渐重塑——中国由“西方想象的对手”变为“西方利益的竞争者”。更为紧要的是,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突然高涨,进而骤然成为引领国际舆论导向、影响世界秩序构建的话语体系。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抗中,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西方媒体舆论竞相攻讦的对象。实际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骤然解体,直接将中国推到西方舆论的对峙面,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霸权逻辑死灰复燃,不断制造中外摩擦和冲突,最终引发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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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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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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