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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对冯友兰形而上学体系的改进和补充——增加一组“形而中学”命题

更新时间:2020-10-24 10:31:06
作者: 陈晓平  

   作者简介:陈晓平,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财经大学智能社会与人的发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原发信息:《学术研究》第20199期

   内容提要:冯友兰提出一种逻辑分析的和不着实际的形而上学,主要包括四组命题和相应的四个概念,即:理、气、道体和大全。冯友兰开创的这一语言分析的形而上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但其论证尚有一些缺陷,并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对冯友兰的形而上学体系给以分析和改进,并增加一组“形而中学”的命题。改进的关键措施是区分语言世界和经验世界,让理、气、道体和大全存在于语言世界,从而把仅仅涉及语言世界的形而上学与经验世界隔离开来,实现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向”。然后通过一组形而中学的命题把形而上学与经验世界联系起来,以此解决冯友兰所面临的“存在”和“有”的关系问题,以及“理在事先”“理在事上”和“理在事中”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冯友兰/形而上学/形而中学/语言学转向/语言实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计算社会科学的解释研究”(19BZX03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境主义反怀疑论方案批判研究”(18BZX040)的阶段性成果。

   冯友兰(1895-1990)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他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哲学体系,名为“新理学”。“新理学”主要由六部书(即贞元六书)从不同方面加以阐述,其中包括《新理学》(1939)、《新事论》(1940)、《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5)和《新知言》(1946)。其形而上学部分主要在《新理学》中阐述,后来又在《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1943)等论文中加以引申,并在《新原道》和《新知言》中加以改进。本文着重讨论冯友兰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部分。

   一、冯友兰对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解及其问题

   形而上学是哲学中最抽象的部分。要回答形而上学是什么,首先要回答哲学是什么。对此,冯友兰的回答是:“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①在冯友兰看来,虽然哲学本身是“纯思之观点”,但其目标却是经验,即“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其结果则是以逻辑的和系统的语言将其陈述出来,即“以名言说出之者”。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纯思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纯思和经验各是什么。

   纯思与经验的关系也就是思与感(感觉经验)的关系。冯友兰谈道:“思与感相对。……我们的知识之官能可分为两种,即能思者,与能感者。能思者是我们的理智,能感者所谓耳目之官,即其一种。”②冯友兰强调,哲学所谓的思不仅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同于普通所说的想象。例如,一个硬的物体是可以凭感觉而经验到的,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硬则只可思,而不可感,也不可想象。人们只能感觉或想象硬的东西,而不是硬。然而,那些不可感只可思的对象对于哲学恰恰是重要的,不仅要研究,而且要独立地研究,即脱离感觉经验而研究,只有这样才是纯思,才是真正的哲学研究。这样的研究如何可能?对此,冯友兰特别强调一种纯思的方式即“理智的总括”。这种方法是构造类的思维方式,相当于数学集合论中对集合的构造,因而属于逻辑方法。

   冯友兰解释道:“我们不知在实际中果有方的物若干,但我们可以思一方的物之类,将所有方的物,一概包括。我们并可思及一类,其类中并没有实际的分子。此即逻辑中所谓零类或空类。”③这意味着我们的思可以脱离感觉或经验。由可感或可经验的事物组成的大类或总体就是经验世界即实际,由纯思之对象构成的大类或总体,冯友兰称之为理世界即真际。冯友兰指出:“哲学对于真际,只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实地有所肯定。换言之,哲学只对于真际有所肯定,而不特别对于实际有所肯定。真际与实际不同,真际是指凡可称为有者,亦可名为本然;实际是指有事实的存在者,亦可名为自然。”④根据冯友兰的定义,真际的范围大于实际,即真际包含实际,而实际只是真际的一个子集。因为真际包括所有的存在者(有者),而实际只包括“有事实的存在者”,即可经验(可感)的事物。真际中不属于实际的那部分叫作“纯真际”,纯真际和实际合在一起构成真际。

   在冯友兰看来,哲学主要是对真际及其理做形式的或逻辑的研究,而不是对实际及其物做经验的或事实的研究,这是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所在。但以往的哲学以及许多哲学派别却有意无意地向科学靠拢,这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哲学的宗旨,即使没有完全失去哲学的资格,也不能成为“最哲学的哲学”。

   不过笔者认为,冯友兰在此对哲学的定义过于狭窄,他所说的“最哲学的哲学”相当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部分,除此之外,哲学还包括认识论和伦理学等其他部分,而这些部分是不能“不着实际的”或“纯形式的”,否则就不能完成哲学之使命,即“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事实上,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也包含与实际密切相关的部分,如《新事论》等。

   令人欣慰的是,4年后冯友兰在其论文《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中,对此过窄的哲学概念有所补充,把“形式的”和“不着实际的”等特征主要归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部分。他谈道:“于《新理学》中我们说有最哲学的哲学。于本文中我们说有最哲学的形上学。本文所讲形上学的方法,就是最哲学的形上学的方法。”⑤(“形上学”与“形而上学”是同义词)冯友兰特别强调:“真正形上学中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⑥其分析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方法上,即逻辑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类似于科学实验的经验方法。这里需要指出,尽管冯友兰把分析性的、形式的和不着实际的特征主要地归于形而上学,但他所谓“最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最哲学的”,仍然有把这些特征赋予哲学的意味,因而其“新理学”对哲学的过窄定义并未得到完全的纠正。

   冯友兰曾谈到,《新理学》这部书着重于“新理学”这一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部分,《新理学》主要是关于“天”的,而“新理学”是关于“天人之际”的。⑦据此,《新理学》中的“理”主要是关于形而上学的,而“新理学”中的“理”则是关于整个哲学的;相应地,《新理学》应该持“理在事先”的观点,而“新理学”不仅应持“理在事先”,而且应持“理在事中”的观点,因为“新理学”不仅仅只包括形而上学。可见,“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中”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但由于冯友兰在形而上学和整个哲学的关系上时有混淆,使他对“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中”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混淆,以致始终处于二者的纠结之中。冯友兰晚年谈道:“‘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上’的主张,使‘新理学’不得不承认,理可以离开气,可以离开具体的事物而单独存在。也许程、朱认为‘理’本来可以单独存在,所以并不感觉到这个‘不得不’,但我却是本来就感觉到这里有问题。这个‘存在’是怎么个存在法呢?”⑧可见,冯友兰在继承程朱旧理学而发展新理学的时候所遭遇的困惑集中在理的存在问题上。

   作为殊相的具体事物的存在就是实际的存在。作为共相的理既然不是实际存在,那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这个问题也可归结为:非实际的存在如何可能?冯友兰谈道:针对这个问题,西方哲学的新实在论者“创造了一个词subsist(‘潜存’)。我也沿用了这个词。可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并不是用创造一个词所能解决的。有人问我,什么叫‘潜存’?我只能说,不存在而又不能说是没有。这是把‘有’和‘存在’分开来说。其实,‘有’就是‘存在’。如果不是‘存在’,‘有’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⑨

   在“有”和“存在”的区别上做文章近乎文字游戏,冯友兰不满足于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共相、理和真际如何存在的问题,但这使“新理学”中关于“理在事先”的观点成为悬而未决的。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冯友兰生前并未得到解决。冯友兰在其晚年最后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中指出“新理学”所面临的问题:“‘新理学’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其根本的失误,在于没有分别清楚‘有’与‘存在’的区别。冯友兰一方面赞成金岳霖的提法,说理是不存在而有;一方面又随同当时西方的新实在论的说法,承认‘有’也是一种存在。”⑩如何把“有”与“存在”分辨清楚,这是继承和发展冯友兰“新理学”的关键所在。对此问题,笔者将尝试性地给以回答,先将总体看法表述如下。

   只就形而上学的命题而言,冯友兰赋予它们分析的、逻辑的和不着实际的特征并不为过,甚至是高明之举。可以说,“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词的本义就是超乎形象或超越经验事实,在这点上,中文和英文、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可说是不谋而合的。借用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话说,那就是“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卷95)再借用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W.V.O.Quine,1908-2000)的话说,形而上学就是“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而这一承诺是在语言系统之内而不是在语言系统之外做出的,这也就是由蒯因发起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语言学转向”。语言系统不同于经验系统,语言事实也不同于经验事实,在此意义上,语言世界和经验世界分别相当于冯友兰所说的“真际”和“实际”。

   我们注意到,冯友兰的《新理学》(石印版发表于1938年)比蒯因的本体论力作《论何物存在》(1948)早了整整十年,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先驱。冯友兰与蒯因属于同时代的学者,他们都受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深刻影响而又反叛之。在西方哲学界,自蒯因以来,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这间接地表明,冯友兰分析的和不着实际的形而上学理论也是有着重大理论价值的,尽管冯友兰本人并未充分认识到其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向”。笔者曾撰文从语言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冯友兰的形而上学,本文将提出一组形而中学命题加以补充,并给以进一步的澄清和改进。

   二、补充一组“形而中学”的命题

   对于形而上学命题应有的特征,冯友兰给出更为形象的表述,即:“形上学的命题是空而且灵的。形上学的命题对于一切事实作形式的解释。其解释是形式的,所以是空的。其命题对于一切事实无不适用,所以是灵的。”(11)换言之,形而上学命题是“空灵”的,空即不着实际,灵即普遍适用,而且正因为它们不着实际,所以它们才是普遍适用的,正因为它们是空的,所以它们才是灵的。冯友兰的形而上学包括四个主要概念——理、气、道体和大全,及其相应的四组命题。冯友兰宣称,新理学中的这四个概念和四组命题都是逻辑分析的,因而具有空灵的特征。笔者从总体上认可冯友兰这一逻辑分析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逻辑缺陷,并对其加以修正。(12)

   修正后的第一组形而上学命题是:某物为某物,必有某物。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有某物必有某物之狭理。有某物之狭理必有某物之广理。修正后的第二组形而上学命题是:有某物必有某物之广理。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极广理。有物必有气(极广理)。有理必有气。修正后的第三组形而上学命题是:气就是论域。道体就是语境(语言实践)。气和道体是相互依存的。道体是动的。道体是“无极而太极”的过程。修正后的第四组形而上学命题是: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呈现为既可言说又不可言说的逻辑悖论。大全悖论展示了道体的终极规律即道律。道律的基本内容是:反者道之动。

不难看出,经过修正后的冯友兰的形而上学只涉及语言层面,因此更加符合“形式的”和“不着实际”的特征,而这正是冯友兰所谓的“好的”或“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标志。不过正如冯友兰所说,我们研究形而上学的目的是对实际经验做形式的释义,最终是为生活实践特别是为提高精神境界服务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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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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