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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秩序与混沌:转型论再考

更新时间:2020-10-21 22:38:50
作者: 陈映芳 (进入专栏)  
它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同时性的困境;克服困境的政治—社会循环过程;总体的转型三阶段结构。同时性困境是指,整体性的、复杂的且激进/快速的社会变革涉及了社会所有层面、所有相关领域(从经济到立法、政治,到艺术和科学),其中还包含了既有的“旧”人快速地转变为现代“新”人,这种行为必然会带来种种意料外的困境。应对和克服这样的困境,需要一个数年不等的政治—社会循环过程——它需要据支配地位的精英推出一系列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方案、策略和工具,以此回应当下的问题,并预备进入下一周期。这样的社会—政治周期嵌入一个总体性的三阶段转型结构中:它们分别是突破性的或者说权力转变的时期、新秩序的制度化时期、(重新)结构化时期。Raj Kollmorgen认为,由于新秩序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嵌入的需要,(重新)结构化将是一个漫长的时期——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两代人的转变。(31)

   社会转型是漫长的过渡时期,这可以被视作为客观历史本身,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为了更为完整地了解“社会转型”,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将对象社会及其当下的状况,放到“长历史”的框架中加以理解。在这方面,史学界已有大量的学术参照。在有的世界文明史研究者看来,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无不是在新旧社会系统/社会秩序(social system,“SS”)与“过渡期”之间不断转变的过程——过渡期是旧社会系统到新社会系统之间无可避免的一个阶段。(32)

   从“长历史”的视角看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动,我们既可以看到各种阶段性的或局部性的转型,包括政治经济的急剧转变以及社会结构和价值规范的变化等等,也可以看到阶段性的秩序平衡、结构稳定。但与此同时,从早期文化精英提出的“过渡时代论”、政治精英和执政集团提出的建国方略及其施政纲领,到1949年以后政治领导集团先后提出的“过渡期”“不断革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各种理论,这一百多年来的意识形态、政治纲领以及政治实践、社会实践,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一个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整体过程——由一系列阶段性结构变动和规范演变所构成的、各阶段间充满了复杂的断裂性和连续性的漫长过程。(33)

   (二)重新认识“社会中心论”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在方法论层面,国家中心主义在转型研究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尤其在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分析中,对政治经济系统的制度转型的过度关注,以及将转型理解为权力层的决策结果,是一个较普遍的学术现象。(34)

   但是如果我们将社会秩序置于社会转型的中心位置,并深入到经验现实之中——例如对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秩序进行实证研究的话,则不难发现:政治权力并不能独自拥有破坏或建立社会秩序的能力。如国际调查所发现的那样,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战争期间的阿富汗,在几乎是无政府的状态下,人民的生活秩序依然被维持着——虽然没有强大的政府作为秩序力量,可人们的生活依然在继续,邻里间的交往关系也没有被破坏。调查者发现,这是因为有社会规范在起作用:一方面,社会秩序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存在的情境;另一方面,它反映了个人以及集体对“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规范性认识。(35)

   对这样一种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治维度的基于社会规范的社会秩序的关注,需要我们从社会中心论的视角出发,来说明价值规范维系或变动的社会逻辑。20世纪末以来,“将国家带回中心”的学术思潮给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尤其是在政治学、历史比较社会学等领域,国家中心论、制度中心论等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制度变迁研究。(36)但对国家的相对独立性的再发现,并不能构成对社会相对独立性的否定,在转型研究,尤其是秩序变动研究中,我们需要同时将社会放回中心的位置,来发现秩序/混沌的实际状况,以及秩序的规范之源、规范演变的社会机制。

   不仅如此,从社会中心论的秩序/混沌研究需要出发,我们还需思考如何确认“社会之域”(对象社会的单元)这一问题。在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和其他一些现代化研究中,虽然理论范式本身隐含了跨国家的地区维度以及某些普遍性原则,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国家通常还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分析单位。国家之于社会转型显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尤其在政治权力主导制度转型的社会。但以国家为唯一维度的社会分析方法却是需要反思的。如前所述,贝克在他的风险社会、社会蜕变研究中尝试以世界主义方法取代民族主义方法,而涉及社会秩序及其秩序变动的观察和分析,我们还需要更为丰富的替代性方法——一方面,政治共同体并不必然是文化共同体;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避免过于夸大政府在“基于规范的秩序”的持续或变动中的实际作用。人类学者在对非洲部落的研究中曾提出有“无国家情景中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 in stateless contexts)、“有序的无政府状态”(ordered anarchy)等概念,(37)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独立于国家的秩序的参照。如果我们将文化传统、宗教、身份等级规范等纳入有关规范/秩序的经验考察视野中,则不难发现国家之外“多元的秩序之域”的存在,包括国家内部的地域社会和跨国家的地区共同体等。在这方面,近些年随着地域社会史研究和国际社会学的兴起,大量的经验研究和方法探讨已经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参照的学术成就。(38)可以认为,在社会转型研究中,地域主义方法可以成为国家主义方法、世界主义方法的重要补充。

   四、反思是为了更深入的研究(代小结)

   本研究尝试通过对20世纪末以来学术界有关转型理论的研究成就的了解和反思,来探讨社会转型范式的新的可能性。在学术的梳理和思考中,笔者意识到,尽管转型理论受到种种质疑,有关不确定性、非线性的社会观也已广为普及,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真正影响到转型论的重要地位。显然,转型、过渡等等在今天已经不只是概念和理论,它们同时也是社会现实——作为规范和制度发生变动并相互嵌入的方式,转型涉及了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基本规范及其秩序的形成方式,同时许多国家近代以来的演变历史也证实,转型已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亚类型,它的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等正在被认识,但从经验到社会哲学、社会理论,目前尚没有替代性的社会观可以真正取而代之。

   尽管如此,由于转型论本身蕴含着巨大的张力,这决定了社会转型的研究者必不可免地会持续地面临理论挑战,也因此需要不断地致力于理论反思和方法的探索。

   一方面,转型理论先定了(被谴责的)过去和(被称赞的)未来之间的对立关系。而“转型”概念本身也意味现实社会正在经历其自身的转变,它将现在变成一个潜在的过去,它的价值在于其过渡性,其可能存在的理由在于它为未来服务的能力——破坏过去,生产未来的能力。(39)在这样的历史观和发展观中,现实被虚无化,每一个新的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目的,也是另一更高阶段的手段。在特定时代的个体,也都可能被要求扮演特定的角色,为社会未来目标做出牺牲。过渡论的要害之一正在于其突出的功利主义。(40)这是需要研究者深入研究的。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转型意味着社会变动不只是由社会结构不均衡或社会系统不稳定等引发的社会动荡、社会混沌,而且包含了价值规范的演变和制度化以及文化精英/政治集团的道德动员/政治动员行动在内。这样的社会过程虽然可能被政治文化支配团体所利用,但也可能被社会精英和民众用以推动社会的变革和文明的现代化,它是社会共享规范得以制度化的社会情景和重要途径。在转型社会,“过渡时期”作为一种时空结构(包括“时间表”和“方向感”等),有可能构成社会对国家的规定性力量。(41)就此而言,今天我们反思和探讨转型论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地否定或创新一个理论范式,而在于超越时代及其既有理论的局限,更为理性、智性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未来社会的可能性。

   ①参见陈映芳《“转型”“发展”与“现代化”:现实判断和理论反思》,《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51-58页。

   ②在历史上,日本的“明治维新”(1867-1912)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早期的一个范式化例子。那以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进行了种种尝试,呈现了复数的方向。这样的社会转型大致可分为三个浪潮和四种类型:“后封建主义转型”(1867年至20世纪前十年),“国家社会主义转型”和“后殖民主义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及“后社会主义转型(1988/1989年之后)”。参见Raj Kollmorgen,“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 conceptual framework”,Emecon l/2010,www.emecon.eu/Kollmorgen。

   ③Kristian Petrov,The Concept of Transition in Transition:Comparing the Postcommunist Use of the Concept of Transition with That Found in Soviet Ideology,pp.29-42,http://balticworlds.com/wp-content/uploads/2014/04/BW-Transitology-1-2014.pdf.

   ④在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领域,有三代研究之说。第一代(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主要给出了一般性解释和理论假设;第二阶段(1999/2000-2010)以实证研究方法克服普遍性假设的问题,通过更复杂的理论架构、系统化的时空嵌入或情景化的方法获得解释力;第三代(2010年代开始)意图进一步推进社会转型的跨学科研究和一般理论建设。参见Michal Illner,“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Revisited”,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IV,(2/1996),pp.157-169; Raj Kollmorgen,"Theories of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Approaches,Debates,and Problems of Theory Building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Research",Studies of Transition States and Societies,Vol 5/Issue 2。

   ⑤Petr Pavlinek,"Alternativ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Post Communist Transform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cta Slavica Iaponica,issue:20/2003,pp.85-108,http://www.ceeol.com.

   ⑥Paul Blokker,"Post-Communist Modernization,Transition Studies,and Diversity in Europ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8(4):503-525.

   ⑦Michal Illner,"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Revisited",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IV,(2/1996),pp.157-169.

⑧Jordan Gans-Morse,"Searching for Transitologists: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and the Myth of a Dominant Paradig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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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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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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