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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秩序与混沌:转型论再考

更新时间:2020-10-21 22:38:50
作者: 陈映芳 (进入专栏)  
针对学术界普遍以国家为社会单位以及这种方法所隐含的方法论民族主义问题,提出了世界主义的方法论,其学术实践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风险研究(尤其是他后期的全球气候、环境问题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笔者以为,对于社会转型研究,我们有必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及问题,去分辨不同的、作为秩序主体的社会单元。其次,过渡论、转型论研究的对象社会具有突出的时间性,每个转型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时间议题,研究者需要关注“社会转型”内在的过程结构。(19)

   基于上面这些思考,在下面的研究中,作者拟从秩序—混沌关系、社会时空结构两个方面入手,来讨论如何应对社会转型的理论困境和方法难题。

   二、社会混沌与社会秩序的辩证关系

   在以秩序变动为核心内容的转型研究中引入“混沌”概念,一方面,“秩序—混沌”之间充满张力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的蜕变与新旧方式间的冲突。(20)有关“混沌”“社会混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既有成就及研究方法,也可能有益于研究者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的学术探索。另一方面,对社会混沌的关注,将有助于我们回到社会学原理的起点,重新思考社会系统论的可能性。

   (一)混沌的常态性及其秩序—混沌间的非线性关系

   “混沌”(chaos)一词,原是古代中国及古希腊、古埃及等各国神话传说中的名词,亦见于古典哲学及宗教之中,它多指宇宙形成前及形成之初世界浑然一体或混乱一片的状态,亦即“秩序”形成前的状态,因之它被视为“秩序”的反义词。此外,“混沌”一词在今天又是个一般科学的概念,以及动力学中的一个专业概念(21)。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气象学家爱德华·诺顿·洛伦茨提出非线性系统具有多样性和多尺度性,以及物理学家E.N.洛伦兹提出著名的“蝴蝶效应”等发现,混沌学(chaology)迅速成为影响巨大的新兴科学,被喻为可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并立的20世纪物理科学的第三次大革命。探讨物体运动的非线性、复杂性、多样性、不确定性,并解释事物变动中何以微小的始初条件会引来不可预测的重大后果等现象的混沌学,不仅丰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和视角,也为其他领域的科学家、艺术家提供了探索世界、描述世界以及阐释价值观的路径。如今混沌理论不仅成为物理学以外如生物学、电子学等自然科学的重要方法,近年来也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以及艺术、建筑、设计等领域。

   对于社会学者来说,对混沌理论的了解和运用,其实也意味着社会学与物理学的再次相遇——古典社会学的起源,原本与生物学、物理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社会学者接受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或一个系统的时候,其社会观中就已经包含了一种两义性:社会性和亚社会性。尤其在解释社会演变的各种理论范式中,社会学早就吸纳了生物进化理论、系统动力学等的基本原理。

  

   研究者借助于对社会的物理性、类生物性的把握,来认识社会并开拓学科发展的事例,在学术史上比比皆是。例如芝加哥学派曾运用人类生态学来研究城市现象、解释城市问题,为城市社会学和跨学科的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成为现代社会学的重要基石。无论如何,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类生物体或一个系统的认识方法,并不会必然地诱导社会学者将对象完全等同于一个生物体或一种纯物理运动。相反,对象内部社会性和亚社会性之间的张力,会促使研究者对社会文化之于社会演变的意义,获得更为深切的认知,就如同新城市社会学对城市生态学的反思和超越那样。社会思想史上社会进化论所受到的批判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混沌理论富于启示的内容之一,是它说明了“无序”的常态性。研究混沌理论的物理学家曾宣称:传统物理学家忽略无序太久了,而无序在自然万物中无处不在,所以,“混沌开始之处,经典科学就终止了”。(22)也就是说,秩序与混沌并不只是相互排斥的存在,也不只存在于前后的时序中。这样一种混沌概念为我们分析“无序”“失范”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本来,现代化过程中个体的兴起让“秩序—自由”关系成了一个充满歧义和张力的哲学命题,自由价值拥有了独立于社会整体的正义性。而随着混沌学的兴起,“混沌”在系统运行中的常态性以及混沌与秩序的辩证关系等等被发现,让现代科学的成就与古典哲学思想中的混沌观念遥相呼应。新的混沌观不仅受到追求自由价值和艺术创新的艺术家和建筑规划师等的热烈拥抱,它们也被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运用到对社会混沌现象的意义再阐释。(23)

   此外,混沌理论中的子整体(holon)概念,也给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解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如家庭、组织、团体等社会子系统)的波动机制、系统的柔软性/包容性等等,提供了新的角度。子整体作为拥有自我组织能力的一个个等级系统(hierarchy),兼具有被上部子整体统合和对下部子整体实施统合的能力,同时也兼具被规则限制和柔软地应对规则的特性。这些系统论原理对于社会学的社会系统及其社会变动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性。(24)借助于子整体的理论及方法,我们可以在对社会整体状况(如“稳定”或“变动”)的研究中,致力于对种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子系统及其功能的发现和分析。相关的社会子系统,它们往往以其自身的自律性维系了内部的秩序生成,同时也在其所处的系统中分担着维持总系统结构稳定的功能。另一方面,系统子整体所具有的自组织能力,或者说社会子系统所具有的柔软、自由的性格,也让社会具有了生产自下而上的“自生的秩序”的能力。

   (二)“从混沌到秩序”

   对秩序与混沌之间的复杂的辩证关系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反思“秩序变动”这一社会转型研究的核心议题。但显然,混沌理论对于具有线性社会观特征的转型论、过渡论,也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在经验层面,不仅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世界性的社会风险/蜕变都表现出了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的特征,而且,即使是在那些已经建立起了民主法制国家制度的国家,亦即普遍被认为已经确立了现代型社会秩序的国家中,近些来年,价值规范的波动、社会秩序的动荡等,也不能不让人们对线性的“现代化”或“转型”的存在与否产生疑惑。

   面对混沌理论和世界的混沌局面,社会转型研究者如何能在逻辑上证成“从混沌到秩序”的确定性的可能?在这里,笔者认为,对上述社会两义性的认知,或许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秩序—混沌关系的内在纠葛。

   混沌理论让我们了解到:第一,混沌具有常态性,它也存在于有序社会、非转型社会之中;第二,子整体具有自组织能力,无序的混沌社会也可能维持其系统的稳定性。对此,我们需要从社会性和亚社会性两个方面来理解“秩序”的社会学意味——从亚社会性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秩序”理解为社会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持续性的状况;而从社会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将“秩序”理解为社会制度与社会规范的关系状况。(25)

   “秩序何以可能?”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经典命题。研究者注意到,围绕这个问题,是社会学家较早地提出了规范论的秩序观。帕森斯在讨论霍布斯关于“万人对万人的战争”及其秩序生成逻辑的论述时,敏锐地指出了,霍布斯对社会及其行为、秩序的理解,具有原子论、合理性、经验主义以及目的随机性的特征,那是一种“社会理论的功利主义”。帕森斯的一系列相关研究实际上揭示了,行为者的行为是为了达成“目的”。当行为者面对不可控的状况(条件),以及可控的状况(手段),行为者会以规范为导向选择手段。而引导目的—手段关系的,是“规范”。他还认为,秩序的安定化,或者说能长期被维持的“事实上的秩序”,背后一定有一些规范性要素在有效地发挥功能(即“规范的秩序”)。(26)一个社会具有共通的、制度化的价值规范,且这样的规范意识被成员们内化到个性中去,这是动态的秩序形成原理。

   有关“规范的秩序”的思想,在罗尔斯对“有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的讨论中,有更为清晰的论述。罗尔斯将公共的正义观的有效调节,视为一个有序社会的基本特征。进一步地,在后期的社会秩序论中,罗尔斯还主张以民主参与的制度去实现正义。他认为有序社会的建立有赖于“政治的=道德空间”的、“政治的构想=道德的构想”的确立。(27)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研究者当不难发现,所谓新秩序的形成、有序社会的建立,有赖于社会成员广泛共享的价值规范系统的形成,以及正义观在制度建设和制度运动中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在新旧秩序的变动中,这样的变化过程,会呈现出线性、方向性。正是基于对这样一种演变方向的反复确认,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秩序的类别概念:如“强制的秩序—权利的秩序”,(28)“礼仪的秩序-权利的秩序”(29)……因此,“混沌”通常被用来形容现代国家秩序尚未确立的发展中国家、战乱国家等的社会问题和混乱不堪的社会状态。

   有关社会秩序与价值规范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既有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把握社会秩序与社会混沌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社会秩序是社会基于行为者普遍共享的、可以有效约束交往/互动的一套规范,经由这套规范的制度化以及正常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化而形成的社会状态。而社会混沌则是社会秩序崩溃、社会共享的规范不存或无法有效约束各行为主体的情形下,社会主要作为一个类生物系统的运行状况,它具有去规范化、弱社会性的基本特征。或许只有在对社会秩序与社会混沌之间本质差异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对“从混沌到秩序”(From chaos to order)和“由混沌而来的秩序”(Order out of chaos)这样一些命题之于社会及社会科学的意义,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当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对确定性—不确定性、线性—非线性这些具有物理学特色的学术命题时,如果没有社会理论作为中介,从自然科学到社会行动的跳跃是很难想象的。相应的理论建构需要社会学家将他们自己的混沌理论遗产与自然科学的混沌理论结合起来,据此在这充满麻烦的世界寻找到和平的、充满人性的“从混沌到秩序”的可能性。(30)

   三、方法论探讨:社会转型的时空结构

   基于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社会系统的“稳定/安定”或“变动”,固然是我们辨别社会秩序与社会混沌的标准之一,但判断“有序社会”是否形成的主要标准,应该是社会有没有形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并被制度化的社会规范。而社会学的转型研究要做的,正是透过社会系统的秩序—混沌及其变动的经验现象,去发现背后“基于规范的秩序”的状况及其变动的机制和逻辑。这样的研究,相对于对国家政治制度变化状况或经济的发展速度等的考察,更具学术挑战性。

   (一)社会转型的时间性及过程结构

   在转型研究中,常常能看到对时间性把握的任意倾向。例如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研究中,研究者对转型过程的判断,往往是以对象社会的政治制度或经济状况的剧变作为转型的起点,而将调查研究的当下视为趋势甚至结局。此外研究者也往往将对象社会的社会系统运行趋于稳定化/安定化的现状,视作为新社会秩序业已形成、亦即转型过程趋于终止的标准。

但“基于规范的秩序”的崩溃、重建及重新形成,其过程有其自身的时间性——首先,价值规范体系的演变,以及规范的制度化过程,包含在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及社会等各个子系统的变动中,对其过程的把握,需要研究者从复杂的系统中去捕捉和反复辨认。其次,转型涉及不同的社会系统及其与行为者的关系,还涉及文化与结构的嵌入。如Raj Kollmorgen指出的那样,社会转型拥有“具有自身时间性的特定的过程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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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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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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