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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泰洛: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欧对话

更新时间:2020-10-21 21:42:37
作者: 马里奥·泰洛  
也已有相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地区性合作可以限制各个大陆无政府状态和民族主义的研究结果,同时欧洲也支持国际组织改革,但并非所有欧洲学者都认同继续严厉批评欧洲中心论。对各大陆的地区组织建设开展的比较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欧洲的理论发现,但另一方面也提醒各方注意关于地区合作的范围和方式其实是非常多样的。

   以亚太地区为例。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一系列(事实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安排和项目在数量和范围上都在扩大。总的来说,中国表现出它在很认真地致力于地区主义和跨地区主义建设。是否仅能以理性选择、成本—收益计算方式解读?或者说它们是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我们不这么认为。中国对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理解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共同构成的: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理念、对自己在周边地区历史角色的“隐性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比较研究中生成的理论问题必然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和罗伯特·基欧汉发起的关于国际制度的理论辩论有关:地区主义仅仅是大国权力政治的工具,还是说地区主义有可能在不同国家利益和具有自主性的超国家的制度化治理形式之间找到甚至主动创造出各种更加动态的多边平衡?比较研究对解决这一理论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后霸权时代的“新地区主义”研究已经开展了25年,其后现实主义研究日程围绕着“复合世界(multiplex world)”中不断发展的多边主义这一主题推进,超越了单纯的理性制度主义,采用了历史、话语和社会学方法路径。该理论包含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理论挑战,对欧洲和中国的研究者均有意义。

   (一)多边主义、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16-17世纪,欧洲发明了现代国家主权的概念。从理论上来说,它通过让·博丹、托马斯·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得以呈现。从实践上来说,它通过1648年在明斯特(Mue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uck)的会议上创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得以实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主权国家的理念和实践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1945年在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第2条)。此外,1955年的万隆会议运用了这一概念及其结果——不干涉原则,后者是反殖民斗争和发展中国家争取独立的基本价值观。然而,在21世纪,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显示,这一概念不足以应对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杂相互依存”、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的“复合世界”、斯蒂芬·克拉斯纳的“主权的伪善”等新概念的挑战,同时国际社会多种多样的制度化形式(多边/地区/跨地区的组织、机制、安排和网络)也使得主权概念显得过时和无力。欧洲学者将欧洲特别是欧盟视作深化国际和超国家制度化进程的引领者。他们声称,欧洲经验远非孤立的个案,也不属于边缘研究领域。

   国际事务的日益制度化正在推动中欧关于国际权力性质的创新性研究,尽管中欧之间对此存有争议。由于存在各种内生和外生因素,“国际权力”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战:一是欧洲(以及巴西、加拿大等)关于“民事力量”的辩论,比如它的模式是什么,所谓“民事手段”是什么,它在变化了的、日趋安全化的国际环境中有多大机会能存活下来;二是当今世界各主要行为体已经形成新的多极均势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围绕中国的实力特征、快速发展、软实力、规范性力量、综合实力、国际文化影响力等进行的公开辩论是极为有趣的,再加上对“联盟”这一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概念的批判,比如北约,还有中国同俄罗斯之间的盟友关系,这些足以构成一项具有共通性的理论问题集合。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变成最有主权色彩的大国,这又会如何改变对国际权力的定义?

   有关权力与合作的研究本质上是不是一项致力于使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摆脱无政府状态范式的后现实主义议程?后霸权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正共同经历多边制度化的过程?当然,多边组织是建立在成员国国家利益相互妥协基础上的,但妥协的质量是否会根据各自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论是狭隘且具有排他性的看法,还是着眼长远且具有包容性的观点)而有所变化?应对全球挑战的需要促使各国相互承担更多责任,实现更多的“扩散互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强调“信任”“长期融合”“议题联系”“沟通”等概念。许多中国学者也了解这一充满活力的全球治理研究议程,至少他们会对其提出疑问。当然,答案不尽相同。现在已有一些具有开放性的问题,比如,“超越国家的治理(governance beyond the state)”是否也会质疑传统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

   笔者在研究中将多边主义区分为(A)和(B)。它们都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但相互间又有很大的差异。关于多边主义(A),意指传统的发源于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内的国际多边合作,它也处在日益制度化的进程中(如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大国的自我约束(包括结成打击“伊斯兰国”和海盗的联盟、对朝鲜的制裁等)仍然是有效的,但由于结果的可持续性不足使其显得脆弱。关于多边主义(B),笔者不支持欧洲中心论,即输出让·莫内(Jean O.Monnet)在20世纪50年代为欧洲发明的超国家“共同体方法”,而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项对当今世界现有的以合作为目标或是朝向“超越国家的治理”发展的现存趋势进行理论反思的项目工程。让我们看一些例子。

   第一,在贸易冲突解决机制下,即使是中国、欧盟和美国等最大的行为体,世界贸易组织(WTO)专家组也可以运用一般行为准则判定其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当然,WTO专家组目前遭到特朗普的抵制,后者称其为对“美国主权的威胁”)。贸易扩张作为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否需要这样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和程序?如果WTO进行改革,这种冲突解决机制应该被强化还是弱化?比如回归约束力更弱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如果规则需要变得更强的话,无疑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一方面需要战胜工具理性主义(instrumental rationalism),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落入理想主义的全球宪制化理论(idealistic global constitutionalization theories)。

   特朗普政府已经很好地证明,美国是反对多边合作、复兴威斯特伐利亚旧概念“民族主权”的主要支柱。如何从理论上回应?要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主权主义对多边主义的挑衅,仅应该通过双边贸易报复和敌对性行动来进行遏制,还是通过继续和升级开放政策(强化WTO和更强大的全球多边规则联盟,同时开发更复杂的“扩散型多边互惠”而非有限的“特定双边互惠”)来进行反击?

   第二,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Annan)在世界首脑会议上推动的“保护的责任(R2P)”概念包含理论意义。我们需要就人权概念及其国际合法保护开展跨文化对话。继“保护的责任”概念几次被滥用(特别是美国、法国和英国2011年在利比亚战争中)、存在双重标准以及涉叙利亚决议草案在联合国安理会几次遭否决(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投否决票)之后,一场大型的国际辩论特别是在巴西(2011年)、非盟以及在中国广泛展开,这使得这一概念变得更为复杂。2013年,就巴西的“责任与保护(RwP)”概念以及巴西为克服传统的不干涉原则所需的宪法修正问题,中国的外交学院在朱立群的主持下举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辩论。获得联合国批准的R2P概念确实对传统的不干涉原则提出了质疑:巴西在震后的海地、南非在津巴布韦、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马里开展维和行动以及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多次维和行动,都是对不干涉原则一定意义上的修正。然而,这种“超越国家的治理”概念值得我们进行更深的理论思考,我们需要思考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负责任的角色同后殖民时代的主权观之间究竟是何种互动关系。

   围绕“不干涉”展开的辩论也暴露出一些所谓“西方一体”假设的误解,这使得新的理论路径很难找到:与欧洲大陆的愿景和实践相反,英美的路径越来越具有“主权主义”的特征。有关国际社会为和平和公益所需承担的新责任,在欧洲、巴西及其他金砖国家兴起了广泛讨论,中国难免要更深入地参与其中。超越传统“否决者概念(veto player concept)”的新思想正在兴起,如“非漠视”原则、RwP、“创造性参与”和“建设性参与”可能会有实质性的帮助。关于R2P-RwP的辩论提供了一个政策驱动理论问题的例子,这在我们关于多边主义理论演变的共同研究议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二)相关的方法论:从无政府状态到制度化

   聚焦次国家、国家、区域、区域间和全球的多层次治理,强调全球和国家之间第三层次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些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批判性地对待华尔兹的“层次分析法”。作为超越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重要步骤和政府间机制的组成部分,区域组织并不总是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它有时代表更具有自主性的制度变量和共同政治主权的新维度,可以改变或至少框定成员国的行为,为信息共享和沟通提供框架,从而有可能对国家利益做出不那么狭隘和更具远见的理解。

   当然,新制度主义学者更加关注区域层次的各种治理形式以及规则和程序。政府间合作是地区组织内部的主要规则,但这一日益多元化的概念还包括不同的投票程序(全体一致、除一方外的全体一致、共识、有效多数投票),也包括越来越多正规和非正规的公民社会行为体的参与。不仅欧盟理事会越来越多地采用有效多数投票程序,其他地区组织也是如此,东盟在某些领域(如防治污染机制)就欢迎超国家治理。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挑战

   比较全球和区域多边组织的作用为理解公共政策的效率和合法性之间的各种平衡提供了机会。影响这些平衡的力量一方面来自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以及来自社会层面的对跨国和国家网络的呼吁和动员,另一方面则是各公共权威机构自上而下制定的决策。地区主义与全球治理机制提出的多重需求相互作用。全球治理困境对各层级的决策都提出了挑战。其中也包括理论维度的问题:对“超越国家的治理”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但治理越强,对合法性的需求就必然越大。民粹主义浪潮就教育我们:全球治理每个层次上的机构都面临着对合法性的需求,这不仅需要增加输出—合法性(output-legitimacy)、提高效率,也需要逐步建设多层次和多行为体的民主,包括让公民网络在多边安排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要想遏制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只有增强各地区组织的输入和输出合法性,并从理论上削弱上述思潮“反全球化”论的正当性才有可能。对治理合法性的深层辩论不可能被边缘化。

   自康德提出“永久和平”论以来,欧洲国际关系学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努力在国内政权的自由宪制化和建设理性国际和平政策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理性国际和平政策以贸易为基础,但并不局限于自由贸易,目标是建立公平(而非等级制)的国际制度和法律框架。康德所定义的“共和主义”三权分立:在尊重国内法治的环境下,可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由此,他批评暴政,称其将个人或国家的权威置于人权之上,也批评贸易乐观主义理论。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按照博比奥的说法,19世纪和20世纪世俗化的西方和平主义有两种不同的传统:第一种是以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及其协会为代表的经济和平主义,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促进和平是因为自由贸易弱化了民族国家这一和平的主要障碍。第二种即为康德开启的法律和制度化的和平主义传统:不受管制的自由贸易可能导致不公平的国际等级体系的建立(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批评),而且这种自由贸易是与硬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稳定和公正的和平需要缔约成员之间的平等。

与孟德斯鸠的“联邦”概念不同,康德的理论尊重成员国的国家主权,同时通过促进国内规则的调整和在公民社会层面建立多重跨国联系和网络来改造这些成员国(康德定义为“世界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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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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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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