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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泰洛: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欧对话

更新时间:2020-10-21 21:42:37
作者: 马里奥·泰洛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表现又进一步使上述两种现象加速演进。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不仅意味着美国退出长期的全球领导地位,其关于“美国优先”的言辞以强硬的民族主权主义为名,公开挑战了自由多边主义的核心原则。英国也有类似之处:退出欧盟以制定自己的贸易协定,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的民族主义方式,这些都在使全球治理碎片化。此外,英国退欧支持者“收回边境控制权”的主权主义言论符合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即向内看、保护自己的地盘、采取与他人对抗而非合作的立场。对美国来说,即使下届总统选举可能带来变化,美国几十年的霸权时代也已经结束,博比奥所说的“英美两个世纪之久的历史霸权”已然衰落,并开启了危险和机遇并存的国际关系真空期。谁能扛起自由主义思想遗产中最好一面的重任,进而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贡献?

   如果不能复兴自由主义的最佳政治遗产,人类将很难应对一种新的多边集体领导所带来的挑战。各伙伴国之间如果无法达成基于规则的妥协,并缺乏新的多边治理理论,那么二十国集团(G20)和各种改良后的国际组织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果全球治理民主化无法持续推进,全球治理能有多高的效率?按照更加欧洲式的思想,我们需要有选择地对待自由主义,需要坚持政治自由主义遗产中的最佳一面,反对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

   推动欧洲人克服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理由是:僵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谴责区域市场和自由贸易协定造成贸易转移是不利于全球化的“绊脚石”。然而现在很明显,区域和区域间的贸易安排是重振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多边主义的“垫脚石”,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欧洲思想家对自由主义的偏爱源自欧洲政治自由和宪政民主的持久的传统,欧洲的自由主义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内部平衡基础上,并从自由主义和个体民主发展为社会民主。它意味着自由市场必须在国家和全球两个层面被监管,意味着自由贸易必须与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普遍行为原则、广泛互惠、互信和公平合作精神相结合。与此相对的是,特朗普、普京和欧洲右翼民族民粹主义者都拒绝上述认识:无论是以保护主义为名的贸易自由主义,还是以模糊的反精英言论和领袖崇拜为名的政治自由主义均与之相异。欧洲自由主义给国际关系的最好遗产是评估和总结复杂的经济相互依存性和开放性的价值,反对任何民族保护主义,并且捍卫基于规则的多层全球治理。

   (三)卡尔·马克思的影响

   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对欧洲国际关系理论有着非常多样的影响。一方面,它依然激励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共产主义和革命主义路径。除了托尼·奈格里(Tony Negri)之外,法裔美国思想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将南美洲、欧洲和非洲原有的依附论转化为支持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反全球化运动理论的最佳代表,其论述巧妙地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和马克思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修正和发展的若干文化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欧洲一体化思想。

   法兰克福学派由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于20世纪20年代末创立,其特点是创新性地将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它从批评“成熟资本主义”的激进左派观点演变为欧洲后民族主义的民主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的启发:哈贝马斯是这种激进改革主义的最佳代表(在他90寿辰时,德国《时代周报》恰如其分地形容其为“改良世界的斗士”)。德国从过去带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发展到和平主义的进程被认为是整个欧洲的世界角色急剧变化的象征和催化剂,欧洲是一种新型的全球行为体。当然,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能得到巩固:欧洲的统一民主政治、“欧洲公共领域”出现、公民对欧洲团结的看法逐步转向“以宪法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欧洲条约应由各种外交政策安排变为国内政策,应当是一种宪制性演变过程)和日益被共享的政治文化。哈贝马斯的思想只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规范性方法吗?一些论据可能会驳斥现实主义者提出的这一批评。

   其一,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的想法并非理想主义。相反,康德的目的是用一种理性的和平理论来反对空想式的捍卫和平。稳定的和平只有在三个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国内的“共和主义”(反对暴政)、国家间的“联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跨国关系(他使用了矛盾的概念——“世界主义”)。总之,应该将康德的方法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关于正义的规范理论区别开来。

   其二,在欧洲,现代国家原来占据的中心地位正在下降,这可从现有大量关于复杂相互依存、关于未来公民生活及其民主参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中的跨国性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政策方案的跨国必要性等方面的研究中得到验证。从理论上来说,这意味着哈贝马斯同许多其他批评者站在一起,对德国传统权力政治学说的主要代表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思想(权力平衡和强权政治)进行了激烈的双重批评。而且,哈贝马斯拒绝接受施密特提出的关于“大的大陆政治空间(large continental political spaces)”的理论,认为后者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反对美国的单极霸权主义,指出施密特提出的是一种类似日本“大东亚共荣圈”(1935-1945年)的集权帝国等级区域主义。普京的顾问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近年提出的欧亚空间设计也是类似的施密特型理论。而哈贝马斯关于“分裂的西方”和大西洋两岸分歧的观点聚焦的是民主欧洲的政治统一,与亲俄的非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方案无关。

   其三,哈贝马斯对照他对宪制政治联邦的设想,指出了欧盟的一些不足。尽管批评之处不少,但他对联邦民族国家模式和“欧元世界主义者”都保持距离,这二者都相信金字塔结构的乌托邦,而哈贝马斯认为可以以欧盟和其他演进中的大陆联邦为基础,逐步走向“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政治。欧洲的政治和国际特性以它现有的先进社会模式的精髓为基础。

   其四,就全球化世界中的欧洲而言,哈贝马斯在分析中将欧洲看作一种新型“全球力量”,它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政策,力图克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尊重文化多样性,改革跨国治理体系,使得各方合作更为紧密,创造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关于规范扩散这样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他非常谨慎地用必要的跨文化对话和相互理解来平衡欧洲价值观(特别是人权和民主)的分量,目的是实现真正的规范普遍共享。

   其五,就全球政治秩序而言,哈贝马斯15年来一直聚焦大西洋两岸的分歧程度。这种分歧并不只是伊拉克战争或特朗普对国际贸易的争议性方式所带来的单次危机,而是有着深远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事关西方观念的衰落,指出未来应当以后霸权主义和多元主义理解全球治理的路径,意味着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普世主义”及卡尔·施密特式的专制和等级区域主义。哈贝马斯的方法开辟了集体研究国际权力概念的大道,特别是对如何将“欧洲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 europe)”概念化意义尤其重大。

   第二个受马克思启发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派是由安东尼奥·葛兰西创立的,这位著名的前政治领袖直到1937年在法西斯监狱去世前还在撰写他的主要著作。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意大利,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在欧洲、拉美和中国的影响力及其对加拿大国际关系学派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和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的影响得到证明。尤其是他的“霸权”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被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沃勒斯坦等大量使用(和滥用),虽然经常言辞含糊,却仍然令人深思。与外界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模糊和理想主义的解读——仅关注“文化的相关性”——相反,他与现实主义的联系是清晰明确的,他曾对黑格尔的著作详细研读。按照葛兰西的说法,文化霸权的背景是大国的物质实力,没有军事和经济实力,就不可能称霸。然而,他也确实强调过,如果没有超越国界的文化影响力、不能通过知识分子发挥作用来塑造思维和生活方式,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稳定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一个“赤裸大国(naked power)”的合法性赤字将使其迅速垮台。1929-1935年,葛兰西没有将过渡时期的纳粹希特勒威胁作为研究重点,而是非常有远见地集中分析了“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影响,而它们正是1945年之后美国成为全球大国的两大支柱。

   欧洲社会民主培养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种独创思想。一些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最好的领导人能够将复杂的理论遗产转化成可指导政策实施的概念:198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和社会党国际主席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应建立平衡的南北关系,实际上是整合了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挪威领导人哈莱姆·布伦特兰(Harlem Brundtland)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83年)中使用了“全球治理”一词,厄恩斯特—奥托·泽皮尔(Ernst-Otto Czempiel)和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将其概括为后现实主义概念。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和“均势”的概念相反,治理在概念上表示以非正式、分散化和一致同意的方式,对共同的全球、区域、国家、次国家、地方、私人和公共问题进行规制。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也为南北对话和东西对话做出过卓越贡献,这些对话都是打破关于“大国均势”冷战思维的重要措施。上述这些主张在实践中都注重国际合作而非竞争。威利·勃兰特的思想得到弗里茨·沙普夫(Fritz W.Scharpf)、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艾哈德·埃普勒(Erhard Eppler)、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迈克尔·朱恩(Michael Züern)、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和哈贝马斯等诸多理论家的支持,他也成为绿色欧洲政治和社会一体化理念在欧洲大陆的领军人物。环境挑战正在超越霍布斯现实主义的“利维坦”概念和国际无政府状态,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不深化多边合作的情况下单独应对这一挑战。

   总之,长期无政府状态、国际权力、均势和主权等传统的现实主义概念在西欧大陆已经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质疑,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和创新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欧洲的文化潮流不仅为美国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无政府状态、权力和主权)提供了批判性思维,而且有利于多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为欧洲新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提供融合的背景,有利于多边全球治理,并便于与中国当代知识界开展真正的有关规范和价值观的跨文化对话。

   三、超越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

   欧洲思想家传达的主要信息是有力的国际和跨国制度建设可以阻止冲突的发生、支持可持续发展、巩固民主、推动曾经敌对的国家实现社会融合和建设国际和平秩序。当然,欧洲统一是将基督教价值观、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结合的复杂制度建设。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制度主义分化为很多学派,其中的主流学派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欧盟的观点是,这种研究方法无法应对国际制度化所具有的复杂性,我们绝对需要将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话语制度主义相结合。换言之,欧盟的成功案例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建设都不可能仅仅通过成员国的成本—收益计算方法来解释。

一个问题是,尽管欧洲学者已经对欧洲外区域主义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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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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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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