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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巍: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二元阐释及其缺陷

更新时间:2020-10-21 21:33:42
作者: 夏巍  
仅仅重视的是民主制度能否产生大众忠诚,亦即民主制的合法化的工具价值,而不是民主制的合法性的规范基础。换言之,获得公民认可的这种合法性是由行政系统权力所塑造的,它仅具有民主的形式,并不是建立在民主意志的前提之上的。再进一步说,国家要根据社会既定的文化与价值规范来维护社会秩序,而它自身是无法产生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国家干预的合法性就需要由生活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再生产来提供。需要民众的共同意志的认同才能保证它的系统整合功能的合法性。因此,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必然要寻求文化与价值规范领域的支持,而主动建立与文化和价值规范的联系证明合法性的过程即是“合法化”。哈贝马斯指出,这种对合法性进行论证的程序性活动是“合法化”:“合法化被用来证明合法性要求是好的,即去表明现存(或被推荐的)制度如何,以及为什么适合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运用政治力量——在这种方式中,对于该社会的同一性具有构成意义的各种价值将能够实现。”[8]188-189

   如果国家只是试图通过对文化和价值领域的干预来论证其合法性,这种合法化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哈贝马斯警示道:“国家不能简单地掌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扩张,致使文化的确信无疑状况产生了问题。‘意义’成了越来越匮乏的资源。”[10]311他还指出:“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追求就会不战自败。”[6]93这样的结果就会引发动机危机,“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6]99。因此,上文例证中涉及这种大众民主形式就促使了民众不再关心国家意志的形成过程,而是退缩至私人领域,生活态度也转变为排他性的利己态度,以感官欲望代替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这就体现了国家未能激发人们去支持决策者的动机危机,或者说,文化和价值规范领域未能向政治系统投入必要数量的普遍动机而产生的危机。

   总而言之,当生活世界遭受到系统的无孔不入的操控后,政治合法性要求被扭曲,生活世界的文化和价值的再生产受到阻碍,从而难以输出政治系统的合法化需要,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合法化危机。

   在哈贝马斯看来,倘若说经济危机只是反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较浅层次上的矛盾的话,那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则暴露了其深刻的内在结构性的冲突,而合法化危机则是其中最深层次根本性的危机,因为它是贯穿整个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核心部分,它不仅呈现了经济领域的危机向政治领域的转嫁,而且还与文化和价值规范领域的动机危机相连结。从本质上来说,合法化危机呈现了生活世界与系统互动关系的不平衡问题。原本两者双方面的发展是彼此联系,不仅经济和政治系统要依赖生活世界符号再生产的成就,而且生活世界也受到物质再生产的制约,一旦两者的互动关系遭受到了干扰,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当我们考察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模式的分析,不难发现,他认为这个以合法化危机为核心的全面危机的结果是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再生产都难以为继。而在这其中,最关键的是生活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再生产无法得到保证。因此,一定意义上,合法化危机事实上就其源头来说是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危机。[11]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6]66

  

   三、解决危机的路径: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

   在哈贝马斯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开出诊疗的药方时,首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以及系统融合对社会融合的遮蔽和取代。在他看来,危机的解决就意味着实现社会的整合,在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底是政治系统还是经济系统担负起真正的整合重任,而是社会的同一性并不能通过系统整合而达成目标。这种认识在哈贝马斯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可以找到清晰的表达,他说:“我将经济和国家机器视为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行为领域,这些领域再不能以民主的方式,也就是说,以一种政治整合的方式从内部加以改变,而同时不损害其整体特征和功能,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证实了这一点。”[12]21。在以上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发现了无论是政治系统还是经济系统,它们所发挥的系统整合功能都无法从根本上达成社会的同一性。在1976年的《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哈贝马斯在涉及国家合法化问题时进一步指出了系统整合的局限性:“国家自身并没有建立起社会的集体的同一性,国家也不能通过不属于其所处置范围的价值和规范,自己实现社会的一体化。”[9]185不仅如此,社会同一性的要素或者说生活世界的自身力量还会被系统整合遮蔽起来:“通过价值和规范获得、又由国家权威保护的社会一体化,在原则上可以被系统一体化所取代,即被非规范性社会结构(或机制)的潜在功能所取代。”[9]186既然如此,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化解危机实现社会整合呢?哈贝马斯把目光投向了挖掘生活世界自身的资源,使其担负起社会整合的重任以及平衡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互动关系上。

   (一)公共领域与自主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不再赞同马克思所坚持的经济系统的危机会直接导致阶级斗争,因而只有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才能实现新的社会秩序的主张,而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具有经过调整之后而保持在固有的社会秩序中的可能性,他这样说道:“目的不再是‘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官僚统治体制,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12]21,因此他提出的方案是:“把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界限作为自己的指南。”[6]400这个“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界限”,在哈贝马斯这里,指的是“在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形成一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6]407,它就是“自主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人的观念和意志的形成领域。不像传统的宗教或国家,公共领域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实体机构,而只是人们能够展开论辩的场域。尽管它高度分散且充满异议,却是连接着人们的公共意志,与私人领域一起构成了生活世界。私人领域的自主性从属于个人社会化和自我实现的理想,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则是维护集体自由的保证,它具有更高层次的主体间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公共领域都能成为“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只有那些不是为了实现有效的合法化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才可以被称作是自主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这样说道:“只有那些不是政治系统为了提供合法化而创造和维持的公共领域才是自主的。”[6]408自主的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存在过。那时,公共领域存在着从基本生存需求中解放出来的批判意识,具有言论自由与民主权利,并能够运用这些权利为民众利益作辩护。通过公共领域的直接参与,政治权力得以在民众同意基础上不断获得合法性统治的支持与维护。但是,晚期资本主义中公共领域的功能发生了质的转变。由于生活世界遭受了系统的殖民化,公共领域受到了行政体制和以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支配,从作为“民众批判和监督政府的工具”变成了“操纵和控制民众的工具”。正是由于这种转变,公共领域丧失了在语言为媒介主体间的对话辩论中寻求共识的根基[13]。

   (二)重建自主的文化资源和公共商谈领域

   哈贝马斯坚持自主的公共领域才是任何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基础,因为只有公共权力建基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要经由民众意志的参与和自由的论辩来重建已经被金钱和权力所侵蚀的公共领域,恢复它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并借此恢复民众批判的能力与交往的权利,使得他们能够开展平等自由的对话和探讨,持续不断地从事理性的反思、质疑与批判,从中达成共识,为自身的立场、观点和利益作辩护,形成不受政治权力所支配和扭曲的自由场域,这样才能重新赋予生活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规范领域创造“意义”这个稀有资源的功能,进而会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支持。因而,公共领域的重建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出路。

   哈贝马斯将自主的公共领域作为重建的目标。他诉诸从资本主义社会被商业化的手段或行政手段消耗的文化和价值规范资源里恢复文化传统的活力、在主体间的符合交往和话语规范要求的对话和辩论中加以重构方案,这样使得生活世界文化意义的再生产能够持续下去。在他看来,生活世界逐步分化出来的科学、道德和艺术领域分别可以提供可资利用的文化和价值规范资源是:科学和哲学能够提供理解世界和自我的潜能,而普遍主义法律和道德观念给予了规范证明的潜能,审美现代性中呈现了更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理想[11]。在这个基础上,人们通过共同讨论、民主商议而得到共同认可的价值规范、科学和哲学真理、艺术理念。这样,生活世界的文化资源能够为自主的公共领域注入力量,自主的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共识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自我组织能力的集体意识,能够发挥它作为生活世界社会整合的力量,从而明确生活世界与政治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界限,使生活世界不必再受制和屈服于系统的权力和金钱媒介的无限制的冲击,担负起塑造社会的同一性和个人生活的完整性的重担,从而消弭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

   总而言之,哈贝马斯将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或者说合法化危机的重心最终落脚在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恢复文化价值传统的活力和公共商谈来完成。因此,哈贝马斯之后的交往行为理论正是沿着寻求这一问题的出路的方向去加以构建。

  

   四、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二元阐释的缺陷

   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元区分模式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作出的深入探讨,不仅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颖而开阔的研究视域,而且在此基础上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状况的阐发层次分明、推演谨严、全面透彻,打破了资本与自然科学技术所共同营造的资本主义繁荣进步的神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境况。不仅如此,他所提出的应对危机的深刻洞见亦富于现实的启迪意义。可以说,哈贝马斯的这一独树一帜的探索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该领域的研究中最具原创性和理论深度的。

   然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尽管哈贝马斯一度清醒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病症和衰退趋势,但是他对这种病症与衰退趋势的情感和认知都未延续马克思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是表现出同情与挽救的姿态。他所做的即是围绕着危机的成因、表现等作出合理恰当的诊断,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存续发展开出治疗的药方。因此,哈贝马斯探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出发点是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可以说,他所坚持走的是改良的道路,为现代性的未完成而努力,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关这一点,上文也已有少许交代。这一点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致命缺陷。正是由于维护现有秩序的这种初衷,在哈贝马斯论证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之后的学术生涯当中,他进一步开展的研究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这种论证的论据就是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由此也可见,法兰克福学派演进至哈贝马斯第二代这里,其资本主义的批判锋芒已经逐渐弱化。

再来考察一下哈贝马斯为解决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所提供的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哈贝马斯认为,只要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借助文化价值规范的资源,在公共商谈中重新创造通过主体间交往活动的彼此理解而达成共识,这些共识能够发挥它作为生活世界社会整合的力量的功能,防护生活世界不被系统的媒介金钱和权力越界和入侵,以保证生活世界和系统彼此的明确界限,使双方相互依赖的再生产可以持续稳定地进行下去,以恢复资本主义机体的活力。哈贝马斯的这一解决方案常常被人诟病的是它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事实上确实如此,当我们试图从马克思的历史存在论视域加以审视便会发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建构理应奠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但是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中所依靠的这个根本重要的“主体间性”却脱离了人与自然关系这个根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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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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