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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

更新时间:2020-10-19 21:30:39
作者: 王建朗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蒋介石,1939年7月9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25页。)

   国民政府的以上努力未获成功。对于中方的提议,法国外交部向顾维钧表示,他们认为中法英合作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进行,但希望能得到美国的合作,否则难有成效。英国方面则直率地表示,目前远东局势尚未到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建议的阶段。在欧洲局势渐趋紧张的情况下,英法此时实际上是不可能再在远东承担任何重大军事义务的。中国吁请军事合作的要求未能获得预期结果。但在中方的积极活动下,张伯伦4月19 日在下院回答议员质询时也表示,英国政府当可考虑中国加入反侵略集团问题。

   二 英美政府对召开远东国际会议的态度

   正是在国民政府努力促成远东反侵略阵线的同时,有关列强将在中日间调停和召开太平洋会议的消息也开始在社会上传播开来。 4 月上旬,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 ( R. Craigie)来华,与驻华大使卡尔(A. C. Kerr)在上海进行了会晤。考虑到二者的身份,中日问题自然是他们的中心议题。外间乃揣测他们是磋商在中日间进行调停的问题。卡尔后于4月19日抵达重庆,尽管中国官方声称卡尔此行纯系处理正常的外交事务,但外界还是盛传卡尔是为斡旋中日议和而来。史书 中所载英国在4月间频繁活动大抵也是由此而来。

   在克莱琪与卡尔之间,卡尔与重庆官员之间曾经讨论过中日和议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关于这一问题,很遗憾目前尚无直接的中方资料可资研讨。但已出版的《英国外交文件》所收入的为数不多的文电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信息。例如,在传统的说法中,英国对调停的态度颇为积极,但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很难求得证明。我们从克莱琪在事后致英外交部的电报中便可看出他对这一问题的真实态度。克莱琪在这份电报中报告说,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士表示,日方实际上已解除了不与蒋介石议和的限制,他希望通过卡尔了解中国政府在一旦欧战爆发时的对日态度。但克莱琪的想法也只是如此,并无其它积极的推动意向。他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决心继续抵抗,则英国完全不必促成和议。考虑到这是克莱琪与英外交部之间的秘密电文,如果他真有积极促成中日议和的想法,他是不会加以隐瞒而又作如此建议的。(克莱琪致英国外交部,1939年4月19日,《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17页。)

   卡尔在重庆与王宠惠、蒋介石等进行了接触。卡尔在与王宠惠的谈话中透露说,日方的一些重要分子均主张结束战争,它们的条件大致是:华南华中的日军可先行撤退,将来可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对内蒙则须有特别办法。由于卡尔只是透露日方的动向,并未表示英国有意调停,而且此时日本舆论正大搞宣传战,大事宣扬中国政府急于求和,因此,中方对与日本议和一事未置可否。对此,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的王世杰在其日记中曾有明确记载:“我政府因近日日方到处造谣,谓我求和甚切,固对于英使所报告,未予讨论。”(王世杰日记,4月22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 第2册,第70—71页。)

   根据卡尔的报告,他与蒋介石谈话所得出的印象是,蒋介石无意考虑不包括日本军队撤出中国条款的和平建议。卡尔认为:“中国人仍然确信,他们最终将会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条件,在这同时抵抗将能够继续有力地进行下去。”事实上,蒋介石在与卡尔的谈话中还提出了扩大反侵略阵线的问题。他请卡尔向英国政府建议,在英苏谈判中应迅速无条件缔结军事同盟,并将其扩大到远东。因为一旦欧战爆发,日本必然参战,英国与苏联成立军事协定便可以抑制希特勒,这样,“欧洲和平可期,而远东亦可获安定。”(卡尔致哈里法克斯,1939年5月1日,《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31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9年上卷,第514页。)

   其实,有关4月国际调停的传闻并不只限于英国, 一贯不主张在远东调停的美国也被牵扯进来。4月中旬,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 美国总统罗斯福将向日本提议召开太平洋会议,以解决远东的冲突。然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就此事电告国内,说他曾面见罗斯福,罗斯福指责《朝日新闻》的消息纯属捏造。倘美国果真有意调停,罗斯福对第三者也许会加以掩饰,但对于当事国的中国大使是用不着隐瞒的。罗斯福的话当可信。由此可见,传闻之事不可全信。这里,需要提及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中日双方时常对外透露出消息,说对方正急于谋和。这一时期,日本在报刊上散布消息,说中国求和甚切,而中国也在不断声称,日本因久战不能取胜,正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与中国谋和。不能否认,这具有一定程度的心理战的成分。

   中国方面仍然热心于召开远东国际会议。但在如何具体推动会议召开上军委会参事室和外交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参事室建议蒋介石“以非正式的形式,致一私函于罗斯福总统,密商九国公约及中日战争前途诸问题。” (王世杰日记,1939年5月20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第85页。)外交部当然也希望召开此会,但它又考虑到如由中国正式提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不但毫无把握,且容易招致外间误会,怀疑中国急于求和。因此,它不赞成由中方来发起这一会议。

   蒋介石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先与列强驻华大使私下磋商以作试探的办法。5月18日,蒋介石在与卡尔谈话时表示,他准备面对一场长期化的战争,他相信,战争最终将以中国所乐于接受的方式而告结束。但他又指出,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干预,中日问题将不可能获得永久性的解决。中国的利益以及所有其它国家的利益都要求尽早地恢复和平。在他看来,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越早,事情就越有利。蒋介石提出国际干涉可以采取两方面的行动:1.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2.英美出面调停。他希望英国能与美国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蒋介石对英美最近在鼓浪屿的共同出兵,表示了赞赏,认为这是一个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令人鼓舞的趋势。

   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还告诉卡尔,他最近收到了一份日本人的建议,其大致条件是,如果中国人愿意停战,日本准备撤退到卢沟桥事件以前的位置。他不能同意这一建议,因为他不信任日本人。只有当他确信日本人是在真心诚意地撤军时,他才可以同意停战,当撤军完成时,他准备与日本进行和谈。但即使是到那时,也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通过一个所有与远东有关的列强都参加的国际会议来求得中日问题的解决,并由这些国家提供保证。蒋介石说,日本人正在为谋和一事寻求获得天皇的特别敕令,但他们的困难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开个头。英国和美国正好可以在这方面为中日之间的沟通作出有益的贡献,日本人对此是不会表示不欢迎的。蒋介石表示他也将向美国大使作同样的的提议。卡尔对日本是否真心谋和不敢肯定,他建议英国外交部等待蒋与美国大使接触的结果再作决定。(卡尔致贾德干,1939年5月22日,《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99—100页。)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 T. Johnson)首先从卡尔那里得知了蒋介石的意图,并向美国务院作了汇报。国务卿赫尔(C. Hull)随后致电詹森, 指示他在蒋日后提出以上两个问题时应采取的态度。关于经济制裁问题,赫尔指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必须与美国的传统政策、全体美国人民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尽管他们显然同情中国)以及美国的法律相一致,当国会正在考虑修改中立法时提出制裁问题是不明智的。关于调停问题,赫尔指出,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愿意接受第三国的调停,美国政府是乐于去做的。但日本政府的行为显示出它是不愿意美国有此举动的。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保持沉默,而它的一些高级官员则不断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表示不理睬和平建议,不容忍其它国家的干涉。这些官员的谈话实际上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态度。而且,美国政府认为,现在无法提出能使中日双方都接受的条件,“美国政府最为关注是,恢复和平的方案应当遵循对有关各方都平等和公正的原则”。在对日本政府接受调停的愿望及和谈条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准备向日本提出这一问题。(赫尔致詹森,1939年6月6日,《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1939年第3卷, 华盛顿1955年版,第179—181页。)

   关于由美国出面提议召开国际会议问题,美国国务院也进行了认真的考虑。远东司副司长包兰亭(Ballantine)在6月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详细列举了不宜由美方主动发起的理由,计有5 个方面:1、 与日本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对和谈问题采取主动行动相比,由美国来发起会议将会使日本处于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2、 美国的主动将会使日本的军国主义免受追究,其威望将不受损害,而由日本出面要求和谈时,日本军事集团的威望将不可避免地受损,从而削弱它在政府中的地位;3、 中日之间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必然包含着双方的妥协,这会使双方的人民都感到不满,美国将由此而成为双方人民所憎恨的目标;4、任何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案必然涉及到有关既得利益国家的让步问题,为了满足日本并劝使它放弃现行政策,美国能向日本提供什么,能作出多大的让步?5、中日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时机尚未成熟,很难想象日本现在会接受任何不让它从军事上控制华北五省的和平方案。即使假定蒋介石同意这样做,他能否控制那些并不甘心于此的中国人并使他们遵守这一协议,也很有疑问。两国其后的纠纷必然会再次引发战争。这样,和解只不过成为战争中的一次喘息而已。考虑到日本占领着大片中国领土的情况,这种暂时的喘息可能对日本人更为有利。因此,包兰亭不主张美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主动。(《美国外交文件》1939年第3卷,第181-185页。)

   法国政府对调停远东的冲突也没有多大兴趣。6月上旬, 鉴于日本方面再次传言,声称英、法、美等国拟调停中日战争,中国驻法大使馆遂派员去法外交部亚洲司探询此事的究竟。根据使馆的报告,法国外交部官员的答复是:三国并无此意。为彼等在远东及世界大局起见,希望中国继续抗战,以达最后胜利,俾日本无力西顾欧局。(中国驻法大使馆致外交部,1939年6月10日,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四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1964年版,第457页。)

   三 天津租界事件与召开国际会议的再次提出

   由于英美法(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均不够积极,中国推动召开国际会议的行动毫无进展。正在这时,一个突发事件的到来和扩大给中国又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就是天津租界事件。这一事件本系由中国抗日志士在英租界内刺杀汉奸所引起,但日本最后提出的要求已远远超出逼迫英方交出嫌疑犯的的范围。6月13日, 天津日军发言人发表谈话,声称现在只交出4名嫌疑犯已不能解决问题, “除非英国租界当局的态度发生根本的转变,即与日本在建立东方新秩序中合作,放弃其亲蒋政策,否则,日本军队绝不会罢休”。该发言人所列举的亲蒋政策包括:庇护抗日分子和共产党分子、反对联银券的流通、支持法币、默许非法分子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及允许使用抗日课本等。(卡尔致哈里法克斯,193 9年6月14日,《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169页。)可见,日本是要以刺杀事件为由头,借机压迫英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日妥协。6月14日, 日本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并对出入租界的英国人进行人身侮辱。

   天津事件的爆发,使英日关系陷入空前危机。在日本实行封锁的当天,英国内阁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Halifax)提议, 如果日本拒不让步,英国应考虑采取经济报复措施。然而,英国参谋部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对日制裁可能会导致卷入与日本的公开冲突。他们从军事的角度强调指出,在目前面临欧洲危局的时刻,英国无力向远东派遣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6月19日及20日, 英国内阁连续召开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张伯伦对参谋部的意见表示支持。

此时,提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问题再次提上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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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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