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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凌楠:梁启超与20世纪前期社会阶级话语的流行

更新时间:2020-10-17 09:42:22
作者: 蒋凌楠  
那么,20年代的梁氏则窥见堂奥,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了解之上,具体分析中国适用问题。这时期,每每谈起社会阶级问题,梁启超都会先讲西欧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史。叙述范式来源于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文本,如《共产党宣言》中对阶级斗争的历史论述:“全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阶级争斗史’。”“他们的阶级有种种分野:或是奴隶对市民,或是平民对贵族,或是贵族对皇族,或是原住人民对外来征服者,或是外来侨寓者对原住人民,或是这教对那教,或是一个教里头这派对那派。”29但是,梁启超意在说明中国社会与欧美不同。“欧美人的阶级分野,屡屡变迁,好像台上唱的‘过昭关’闯过一道城门再闯第二道城门。如今他们是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时代了。”“这是他们阶级的分野,我们还够不上这分野;这是他们目前火烧眉毛的问题,我们还要隔好几层再说到这问题。”30

   梁氏明言,中国社会结构依靠军政地位,现时症结是有枪的军阀武人,即统治者与产业无必然相关:

   我们有产的人本来就不配成一个阶级,就勉强算他个阶级罢,他们绝对的不配当统治者,那统治者与其说他是有产的人;毋宁说他是无产的人。最少也是本来无产的人,因据着那统治者地位,才渐变成有产,或者是靠着许多无产的人拥护他,他才变成有产。无产的固然是被压迫受困苦,有产的也是一般的被压迫受困苦,所差不过程度问题。无产的把有产的打倒就算解放了吗?咳,不能不能。因为这绳子的结不是在这里,所以我国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这问题,我虽然确信将来必要解决,但现在说这些话,纯然搔不着痒处。我国目前生死关头,只有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一个问题。31

   这样创制新名词,无疑是偷换概念。梁氏何尝不知,他自己回答了质疑:“眼面前事实的确如此,诸君只能怪事实不通,不能怪我的题目不通。原来兵是人民做的,今天是个民,明天就可以变成个兵……这其间有什么阶级呢?虽然,正因为本来不应分阶级的人,给他两个对待的名称,他自然会变成两个阶级……自然会划出一个大鸿沟来。”所以,梁启超不过是拿“阶级”概念当作分类范畴来使用,与传统语义相靠近,有意破除狭义的不适用性。

   该语出自1921年12月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讲演,使用了当时流行话语,分析又切合中国实际,反映了舆论对军阀的不满心态。就这样,颇有戏谑意味的“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广为流传。1924年,《国闻周报》社评直接以“有枪阶级之成绩”为题,指代军阀武人的所为。32蒋梦麟为《晨报》作文,也一样使用“有枪阶级”代指军阀武人。33陕西旅京学生组织刊物《共进》观察称:“在文人的笔尖上,又时时带出时髦的‘有枪阶级’‘无枪阶级’‘ 知识阶级’……一大堆名词来。这样不实在的情形,如还用那一副看得大而又远的眼睛来看,仿佛中国今日的五花八门,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最精彩的一章了。”34

   既然只是一种社会分类,“阶级”就失去了专有性,一时间流行的各种阶级频繁出现。连《妇女杂志》上都刊登作者创制的“新阶级”:

   现代社会阶级多极了——在经济上,有所谓“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有“治人阶级”和“被治阶级”,就权力上说,更有所谓“压制阶级”“被压制阶级”,此外更有所谓“有枪阶级”“无枪阶级” ……“无家阶级”一语,是我和一个朋友谈话,偶然想出来的。35

   可以说,“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名词一出,把传统的“统治—被统治”、马克思主义的“有产—无产”等话语的内涵都消解掉了,只剩下二分对立的社会分析范式。梁启超创制的新名词,为更多的“阶级”流行语铺垫了道路,一时间社会“无处不阶级”。

  

   四 理想化的“有业阶级”

  

   戏谑归戏谑,稍后梁启超转回学理论述,不仅断言经济分野的“阶级”在中国没有形成,而且提出中国独特的社会人群分野在“有业”与“无业”,不在“有产”与“无产”:

   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故在欧美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36

   至于五四后期流行的“劳动阶级”用语,梁启超也不以为然。首先他认为不应混入有危害的“游民阶级”。“此言虽近似,然细按之则大戾于名实也。”其次,梁氏认为“农民与散工”并非“劳动阶级”。“劳动阶级一语,本含广狭二义。广义的解释,自然凡农民及散工悉含在内。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而社会运动之主体,必恃此狭义的劳动阶级。中国则此狭义的劳动者未能成为阶级,故谓之无阶级也。”37在这里,梁启超秉持的“阶级”概念,恐怕比早期中共党人还要严格与学理化。

   这时期,梁启超及《改造》社会主义研究专栏的文章,在知识界依然有相当的影响力,引得陈独秀组织社会主义讨论,进行反驳。李达直言:“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甚至“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指《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笔者注)是最有力的论敌”。38

   1925年,梁启超正式提出新名词“无业阶级”与“有业阶级”。针对中共话语的批评意味十分明显。文章依然强调欧美的阶级与中国的绝不相同。“欧美社会,确截然分为有产阶无产两阶级,其无产阶级都是天天在工场商场做工有正当职业的人,他们拥护职业上勤劳所得或救济失业,起而斗争,所以斗争是正当的,有意义的。”而“中国社会到底有阶级的分野没有呢?我其实不敢说,若勉强说有,则我以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成对待名词,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成对待名词,什么是有业阶级,如农民(小地主和佃丁都包在内),买卖人(商店东家和伙计都包在内),学堂教习,小官吏,与及靠现卖气力吃饭的各种工人等,这些人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什么是无业阶级,如阔官,阔军人,政党领袖及党员,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强盗(穿军营制服的包在内),乞丐(穿长衫马褂的包在内),与及其他之贪吃懒做的各种人等,这些人也是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梁启超把党员、活动家都算为“无业阶级”,批评其无法代表劳动者,最后还模仿宣传口号,简明总结:“欧美人今天的运动,大抵都打着‘无产阶级打倒有产阶级’的旗号,这个旗号,我认为在中国不适用,应改写道:‘有业阶级打倒无业阶级。’39

   梁启超对工作者和游手好闲者的分类,在思想史上似曾相识。恩格斯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代表的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的阶级理论也曾影响马克思。圣西门最初对无产者的痛苦抱以同情,对资本主义导致的阶级分化持批判态度。但在目睹了大革命的反复,法国社会产生新的特权阶级,而投机的资本家与政客使国家一再堕入混乱等一系列巨变之后,晚年圣西门提出的阶级理论,转而有意弥合财产的沟壑,促成社会与产业进步,将革命初“第三等级”与“特权阶级”对立的口号,改为以“产业者”(或译实业家industrials)反对“闲惰者”(idlers)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闲惰者不只是旧制度中的贵族、教士等特权阶级,还包括所有没有生产贡献却占有收入的人;产业者不止工资劳动者,还有一切对社会有贡献、有生产效率的人群,包括农民、工厂主、商人,以及经理人、科学家、银行家与手工业者等。40圣西门有意倚重实业家团结形成“统一的阶级”“第一阶级”,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从而积极调和社会矛盾。41这与梁启超对中国“有业阶级”的期望与判断相似。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思路,即提出一般的社会阶级理论,目的在于解决现有的政治问题如利益冲突,而解决方法有更理性的、“文明”的手段,无须阶级斗争。42

   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这些思想家的区别,不在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在于从前提上消解产生问题的存在合法性。43马克思从经济学上阶级形成过程出发,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对私有制的批判思考,最终回到政治上阶级斗争乃至消灭阶级的出路。换句话说,马克思已脱离了从解决眼前社会问题出发、直接提出政治纲领的思路,这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所不及的思维方式,也是民国时期中国早期泛社会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

   20年代的社会主义热潮,固然比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要成熟许多,但对多数学说,仍倾向于“拿来主义”的现实解决思路。因此,在梁启超等人看来,马克思与圣西门区别在定义,反而是现实分析的思路更值得借鉴。梁启超提出“有枪阶级”意在批评军阀统治;几年后提出“无业阶级”针对工农运动的话语,都是他结合中国现实分析的直接反映。但是,理想社会主义中的“有业阶级”,在现实社会结构中过于分散,实际很难团结起来发挥力量。

  

   结 语

  

   梁启超对待“阶级”概念的态度变化,在近代学人中颇有代表性。起初,以社会等级制来理解阶级,观察到中国自古以来社会等级不明显,产业尚不发达等。一如章太炎所说:“吾国阶级制度向不发达,自总统以至仆役,仅有名职差别”。44“五四”后,梁氏发现“现代新阶级”的概念全以经济为标准,中国虽无旧的贵族阶级,但不能避免新的经济阶级。这一新概念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关联。任公开始把“阶级”当作一种社会分析的概念工具,去理解现实社会问题,甚至量体裁衣般地创制“有枪阶级”“有业阶级”等新名词。

   与《改造》同人一样,梁启超既受西欧社会主义影响,也是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传播者。45他们将众多社会主义概念与视角带入思想界讨论,却又反复表达中国当下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可惜与无奈。“我们当有自知之明:我们无力打倒军阀,而只能眼看军阀与绅商阶级的瓜代;我们无力阻止绅商阶级的发生。”46只能促进工人的意识与组织,“属望劳动阶级为将来改造社会之主体”。 47并且提倡劳资调和,发展资本主义以外的协作生产。但这种持论在现实中遭遇重重困境。只有言论倡导,在促成工人组织和阻止强权政治方面,很难有作为。而劳资调和等直接解决手段,要求产业发达并形成强大的劳资力量,再由现状改良到政治主张,这是从社会分析到政治行为的直接思路,民国产业状况尚不足以支撑这一前提。梁任公所属望的人群,无论是产业下的“劳动阶级”还是理想化的“有业阶级”,都很难团结起来发挥力量。

   反观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与民国时人的理解有较大差别。“阶级”概念的提出,实质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它不是单纯的经验性事实描述,而是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抽象概念。从经济根源上消解资本主义的前提,是马克思所期待的对劳动者的真正解放。48如何理解和利用马克思理论,在近代中国确有很多可能性。而民国时人的关注重心都在眼前现实问题。“阶级”这样一个广义概念工具被拿来反映表层现象,变为具体的某几个阶级划分的表现,都是遮蔽了更深的政治经济与政治哲学理论内涵。

   但这样表层化的“阶级”认识,何以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留有一席之地?这恐怕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概念的早期流行、传播特质上考察。

   梁启超创制的“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说法,反映了讨军裁兵情绪,正中民众心理,又颇为有趣,此后被各大报刊舆论广为引用。“有枪阶级”几乎成为军阀武人的代名词。受影响而使用者,不分党派政见,不仅有教育界与政界名士如蒋梦麟,49也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刊物如《共进》。凡举“阶级”名词纷乱之象,都少不了“有枪阶级”在列。

“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名词一出,把传统的“统治/被统治”、马克思主义的“有产/无产”等话语的内涵都消解掉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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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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