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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拓展历史学的新领域:情感史的兴盛及其三大特点

更新时间:2020-10-12 00:03:29
作者: 王晴佳  
是一本理论性强、并不易读的著作。而巧的是,此书正式出版的次日,美国就发生了的事件。受到重创的美国人,在这一恐怖主义袭击的悲剧发生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和情绪波动:恐惧、愤怒、悲伤、担忧和仇恨等等。我们不知事件的发生是否有助《感情研究指南》一书的销售,但正如伊彦?普兰普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悲剧的发生让不少史家认识到走出“语言学转向”的必要,重新感到历史的书写,还是要关注人的实际的经验,而不应将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归结为文本、把历史书写视为文字游戏而已。从雷迪本人的研究来看,他之后的情感史研究也与《感情研究指南》的写法有所不同,虽然也注重分析情感的表达,同时也结合研究具体的情感经验作为实例来详细论证。

  

   二、情感史的挑战

  

   2012年雷迪出版了《创造浪漫爱情:欧洲、南亚和日本的欲望和性爱,900-1200》,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分析不同文化中的爱情生活及其变化。威廉·雷迪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对浪漫爱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情感史研究的典型模式和新意所在。如上所述,近代史学强调对历史现象进行理性的分析,而情感的因素往往受到了忽略,因为属于感性的、甚至非理性的层次。

  

   在社会史的研究兴起之后,也有史家开始注意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但其关注点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举例而言,劳伦斯·斯通曾著有《英国的家庭、性爱和婚姻,1500—1800》,是一本近800页的巨著,详细描述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夫妇之间、父子之间等及其促成、制约婚姻的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可谓是一本典型的社会史的研究著作。

  

   不过有趣的是,从其书名和内容可见,斯通讨论婚姻的关系、家庭的构成,但并不提及夫妻之间的爱情,而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仅用了类似喜欢、亲情之类的词语。从社会史的角度,斯通特别注重分析“变化”,也即婚姻形式、家庭组成和成员关系的变化。他的基本立场是,在16至19世纪,英国的家庭、性关系和婚姻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其表现为家庭关系逐渐变得紧密、亲密,与其他人的关系(亲戚、邻居、朋友等)有所区隔。这个变化大致在18世纪中叶大致完成,然后在之后的时期逐步扩展、稳固。处理家庭、婚姻关系,斯通无法完全避开情感的层面。

  

   他在书中用了“affect”和“affective”来指称,没有用“emotion”。在英文中“affect”和“emotion”都可以指情感,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更指一种外向的表露,也有故作姿态的意思,所以或许可以译成“情绪”(如“闹情绪”)以示区别,而后者则多指内心的变化,不一定表现出来,因此更为全面。尽管斯通考虑了情感的层面,但他在导言中交代,他对家庭关系的考察,注重了六个角度,分别是生物、社会、经济、政治、心理和性,而其中没有情感的角度。

  

   与斯通的研究相对照,雷迪的《创造浪漫爱情》将爱情这一情感的主要形式,作为他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他很长的导言中,雷迪详细回顾了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学科对爱情和婚姻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多样。他特别指出,这些研究已经对“爱情”有了不少界定,而他在该书的研究对象是“浪漫爱情”(romantic love),指的是人之寻求长期伴侣的欲望。而他认为这种欲望在西方文化中,显得有些独特,与他考察的印度和日本的文化颇为不同。雷迪以10到13世纪的欧洲爱情文化来证明,在西方文化中,欲望与爱情常常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是一种刺激,但同时要收获完美的爱情,人又必须控制自身的欲望,充分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需求。而在同期的印度和日本文化中,欲望与爱情之间没有这种二元对立。所以雷迪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界定和描述了所谓“浪漫爱情”,并指出这一种爱情起源于欧洲的宫廷文化。

  

   雷迪《创造浪漫爱情》一书是有关西方文化中爱情起源的专题研究,内容十分详尽,无法详述。如果将之置于情感史的发展框架来看,此书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将情感作为重要的研究角度之外,雷迪描述了前近代的爱情特征,质疑了斯通等人认为婚姻、家庭中的亲密、亲切关系只是近代社会产物的传统观点。当然,在雷迪之前已经有人挑战了斯通的论点。

  

   1985年约翰·吉利斯岀版了《变好还是变坏:17世纪以来的英国婚姻》一书,其中指出前人对婚姻和夫妇亲情的研究,基本遵循历史一线进步的观点,认为就感情而言,近代以来的婚姻让夫妻关系更为亲密。但吉利斯用实例证明,这一结论下得过早,值得商榷。他指出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夫妻关系产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表现为爱情和婚姻不再有紧密的联系。

  

   吉利斯的观察,为另一位婚姻史的专家丝塔芙妮·孔茨所基本赞同。孔茨在2005年出版了一部题为《婚姻的历史:爱情如何征服婚姻》的通史,讲述了自古以来的各种婚姻形式及其变化。她基本同意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在18世纪开始流行,而在这之前婚姻的组合往往掺杂了情感之外的许多因素。

  

   她也指出,这种强调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到了19世纪也即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让人似乎觉得没有爱情就无法结婚。这一观点也渐渐成为法庭考虑夫妻离婚的一个重要考量。但孔茨同时又指出,上述的情形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她用“待爆的火山”来形容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状况,指出那时夫妻之间的浪漫爱情,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对于当代的婚姻与爱情,孔茨则有颇为悲观的考察。她在书的结论部分,采用了吉利斯同样的标题:“变好还是变坏?”来讨论未来的婚姻。她的观点是,今天的婚姻的确主要以两人的情感深厚作为基础,但这一做法也让婚姻的前途颇为暗淡。孔茨的意思是,一旦夫妻之间情感破裂,婚姻立刻瓦解。因此她的最后结论是:也许婚姻这一社会机制,虽然历史悠久,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便会行将就木、回归历史了。

  

   作为人类情感的主要形式,爱情显然是情感史研究的重镇。但人有喜怒哀乐等多种情感,所以情感史的研究远远没有为爱情和婚姻等主题所限。譬如愤怒、也即人是否、如何控制自己的怒气,也是情感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在1998年芭芭拉·罗森宛恩主编了《愤怒的历史》之前,凯萝·斯特恩斯和彼得·斯特恩斯便合著了《愤怒:美国情感控制的奋斗史》一书,详细描写了在美国历史上,人们如何渐渐对在公众场合发怒,产生了一种共识,并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限制某些人在公众场合失控、发怒的情形。有趣的是,斯特恩斯夫妇在书名上用了“奋斗”(struggle)这一词,其意思也可以是“斗争”,反映出让人控制情绪、特别是抑制愤怒,并不容易,需要经历一个持久的过程。在当今世界,公路上“路怒”的事件频频发生,足以证明《愤怒:美国情感控制的奋斗史》一书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失控、发怒事情的发生,当事人往往不分阶级的高下和教育程度的高低,所以情感史的研究,有助史家从新的角度考察历史的多面性。

  

   的确,情感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对近代史学的理念和实践,做出了有效的反思和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对于斯特恩斯夫妇来说,在公共场所需要控制自己情绪的这一共识,表现为现代社会的产物。由此,他们的观点与前述赫伊津哈和埃利亚斯比较一致,认为对情感的控制甚至压制,与近代以来理性主义的伸扬大有关系。与之相比,上述雷迪和孔茨等人对爱情和婚姻的研究,似乎也倾向认为近代社会的诞生,标志了情感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不过值得重视的一点是,他们的立场颇为不同:斯特恩斯夫妇认为近代社会希望人们控制自己的情绪,而雷迪和孔茨则认为将情感的培育作为婚姻的基础,正是近代社会建立之后方才形成的特点。鉴于上面的矛盾,因此芭芭拉·罗森宛恩指出,其实情感史研究的真正贡献,在于提醒史家如何走出近代史学的“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不再将历史不断的、一线的、从古代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进步,视为历史书写必须遵循的阐释模式。

  

   她自己在《中世纪早期的情感团体》一书中提出,一个人在不同的团体中,其情感表露与否及其方式颇为不同,因此情感史的研究者与其采用历史分期的模式,还不如跳出这一“宏大叙事”框架,具体探讨、描述人的情感行为在各个时空条件下的形成和变化。

  

   情感史对近代史学的挑战,远不止对现代性、社会阶级等常用的史学概念的反思和反省。上面已经提到,雷迪对“浪漫爱情”的研究,采取了比较文化的方法,与当今的全球史的潮流,颇为合拍。显然,人的情感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研究情感无法局限于民族-国家史的藩篱。因此近年的情感史的研究,经常突破了国别史的限制。另外,情感史的兴起,本身就是自然科学(脑神经学、生命科学等)和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情感史的研究几乎必须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上种种,清楚地表明情感史研究的开展,是对近代史学模式的一个冲击和改造。

  

   三、情感史的兴盛

  

   2010年伊彦·普兰普尔在《历史和理论》杂志上采访了情感史的三位先驱人物:威廉·雷迪、芭芭拉·罗森宛恩和彼得·斯特恩斯,其中他向三位提了一个问题:是否历史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个“情感的转向”。他的问题得到了三位相对肯定的答复。2014年苏珊·麦特和彼得·斯特恩斯主编了《从事情感史》一书。他们在导言中指出,史家重视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和表现,“从根本上代表了历史学的一个新方向”。

  

   他们的理由是,一旦历史研究从只注意理性的思维和活动转到了感性、情感的层面,那么就等于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因为人类的活动兼具理性和感性的双重性,对后者的重视和研究,将会引发一系列新的课题。2010年开始,英国的赛吉(Sage)出版公司出版了《情感评论)(Emotion Review)的杂志,其编委会汇集了各个学科研究情感的专家。同时,情感研究的中心在世界各地纷纷成立,如法国的中世纪情感研究中心(EMMA)、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柏林自由大学、牛津大学、澳洲大学、马德里大学等。这些情感研究的中心大多是跨学科的。罗森宛恩在其2018年的新著中指出,在当今的世界,情感研究已经让人“着迷”(obsession)了,在各个学科蓬勃开展,而情感史的研究亦毫不示弱,成为十分重要的部分。

  

   事实的确如此。在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前后及之后,情感史的研究可谓风起云涌、遍地开花,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21世纪的初年,彼得·斯特恩斯首先在美国与人一起主持了情感史的书系,出版了一些著作,但数量不是太多。之后英国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编辑了情感史的书系,层出不穷、新作不断,已经有了几十种。近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也编辑了情感史的书系,同样佳作频频出现。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情感史讨论,由乌特·佛雷佛特(Ute Frevert)组织,而佛雷佛特即是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情感史研究中心的主任,著有多部情感史,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情感史书系的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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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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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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