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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进玉 马婧杰:中国民族宗教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更新时间:2020-10-10 23:17:14
作者: 祁进玉   马婧杰  
而多元宗教共处理论则从宗教学视角,提供了观察民族间互动、共生、融合的理论路径。

   综上可见,民族宗教学在学科建设中,其理论和方法范式都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同时由于民族宗教学是新兴的学科,学界也关注到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民族宗教研究中涉及的相关范畴具有争议性,使得民族宗教学在开展研究的伊始,就面临学科体系建设的困境。因此,“研究民族宗教的中国经验”,成为进行民族宗教学学科建设应具备的问题意识。

  

   三、民族宗教学的特点与研究实践

   在西方民族学研究中,宗教研究是其中的关键视角与方法。因而,在其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历程中,始终保持着宗教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并行态势,但民族宗教学始终未成为独立的学科。不同于西方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国宗教学和民族学研究开始处于相互分离状态。但民族与宗教交织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多元民族宗教共存、互融的客观规律,使得学界开始关注民族宗教中交互的领域,并最终将其发展形成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宗教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特点。

   (一)与民族宗教工作密切联系

   中国民族宗教研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宗教唯物史观和宗教信仰自由思想为导向。因而,其学科紧密结合民族宗教工作实践,将研究的关注点置于平等互助的民族关系基础上。相关学者根据民族宗教的实际,提出宗教具有五性(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主张坚持宗教信仰政策,关注宗教与民族交织问题等论点。这些观点的提出,从理论层面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的民族宗教事务工作。

   同时,民族宗教研究的理论不断推动着民族、宗教工作认识的深化。有学者认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长期相互交织的认识,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宗教复杂性的判断。张践所著《宗教·政治·民族》中,讨论了历史中不同阶段民族与宗教关系的发展和流变,认为宗教与民族关系与社会政治结构密切相关,宗教是维系中华民族一体结构的必要前提。这些理论研究,为当代民族宗教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此外,根据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有学者提出,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对民族宗教工作的特殊意义:宗教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化交流的载体,并以此倡议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情况作为民族和宗教事务工作中现实性前提。亦有理论研究,将关注点放在宗教与民族互为关系对中国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全局的重要意义,提出宗教与民族互动,并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此结构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实现“民族发展、宗教宽容”的有效途径。上述理论密切结合中国民族宗教工作的实际,在相关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建构作用。

   (二)关注宗教与民族的互动关系

   民族宗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关注民族宗教的交互关系。有学者从宏观视角考察中国民族宗教之间的互为结构关系。一些理论中讨论了宗教交织于民族社会、观念及文化中的现象,提出了对“民族宗教的科学理解”。吕大吉所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包括《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土家族、瑶族、壮族、黎族》《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纳西族、羌族、独龙族、傈僳族、怒族》《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锡伯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等卷本,以民族的地域分布为项类,撰写宗教集,从宏观层面展现了中国民族与宗教交汇共存的文化格局。梁庭望则按民族学语族语系的分类方法,集中论述南方少数民族的宗教组成与特征,提出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等构成了南方少数民族宗教的基本结构。亦有学者分析了中国整体文化格局中宗教与民族的互为规律。张声作所著《宗教与民族》中,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民族宗教互动交织间的内在关联,原生性宗教与各民族传统文化间的联系,以及宗法性宗教对中华诸民族的影响、佛教以及伊斯兰教对中华诸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宗教是民族间相互区别的主要标识,同时也是民族内部认同的关键文化要素。上述理论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民族与宗教相互交织的社会事实和规律。

   在具体的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一些理论关照到了宗教与民族之间“互构”的内在机制问题。有学者依据不同民族宗教的源流,将宗教分为“原生型宗教、创生型宗教(主要是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以及综合型宗教”。亦有学者认为,宗教与民族关系研究内容不仅限于同一民族文化内部的民族宗教关系,也应涉及民族间族际接触中的相关内容。宗教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关系、民族文化形成、民族认同中起到重要作用,一些理论研究从宗教功能层面解析上述层面中的宗教与民族的互动关系。如王志捷提出,民族文化是以宗教为核心来形成的,并且宗教变迁体现了民族文化适应的规律。黄夏年研究佛教的中国化后认为,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在中国民族团结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宗教的价值还体现在民族自我认同和民族间认同方面,宗教同地域、血缘、生活范式、生产模式等因素一起促进了民族间的认同。佟德富认为,宗教在民族文化中发生作用的载体是仪式。仪式的程序规范了宗教行为,并以此影响民族文化的道德、规范、艺术、哲学等方面。也有学者讨论了宗教教育功能在宗教与民族互动中的作用。吴建华认为,宗教在维系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适应中起到关键作用。宗教教育保有民族记忆,并与国民教育之间彼此相互调适并互为补充。

   可见,尽管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范畴不同,但因民族宗教相互交织,两者存在关联。

   (三)以民族学视角展开综合研究

   除上述宗教学中的民族研究之外,还有相当多的理论从民族学的角度展开民族宗教研究。如宋蜀华先生从民族学视角,讨论宗教与民族之间关联,认为宗教归属于民族精神文化的范畴。并且宗教由表层(物质形态的宗教文化)、中层(宗教仪轨、戒律)和深层(意识形态)共同构成文化结构。因而,“中国各民族传统宗教具有民族性”。宗教在民族形成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始终与民族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因而民族学的中国民族文化研究始终贯穿着宗教研究。杨圣敏所著《中国民族志》中,以民族志的形式详细叙述了各民族的源流、发展、社会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并讨论了宗教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与地位。

   亦有研究关注到宗教传播过程对民族地方知识的整合作用。如郑筱筠在佛教与傣族文化的关联研究中认为,佛教中的“龙宫、龙王观念”为傣族“龙文化”所认同,并为傣族关于龙的地方知识所吸纳和“融摄”,因而“佛教直接参与到了傣族龙文化的建构之中”。段丽萍考察少数民族宗教历史后认为,制度性宗教与少数民族文化互动的结果在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生成诸多地方化的宗教。也有学者从民族理论入手,分析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联,认为民族认同的内容不仅包含本民族传统文化或原生宗教的内容,还包括对其他民族宗教文化的认同。在以上以民族学角度进行的民族宗教理论研究中,关注到民族文化对宗教的整合作用、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等深层理论关系问题,并且运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相关研究。

   可见,上述研究方法的探讨,关照到了民族宗教研究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并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综合运用的尝试。

  

   四、民族宗教学中涉及的主要学科交叉领域

   (一)宗教研究与人类学的综合

   中国社会中民族与宗教相互交织的文化现象,引起了海外汉学者的关注,一些研究尝试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族宗教领域的问题,在田野调查中进行了宗教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方法的综合应用的尝试。如弗里德曼、杨庆堃等学者运用人类学范式,将宗教与民族社会结合起来讨论,并解构宗教在民族社会文化中作用。又如雷德菲尔德用“大、小传统”将宗教类型与民族社会文化的圈层划分相结合,提出大传统中制度宗教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小传统中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相适应的观点。他提出的文化圈层理论,为后来的民族宗教理论研究所吸纳和创新。郑筱筠关于“南传佛教文化圈”理论的探讨,汲取了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传播论的圈、层理论来分析民族与宗教文化间的关联性。

   有研究将民族宗教的研究视角拓展到人类学领域。如一些理论中关注到宗教对社会的整合作用等问题。而人类学中关于社会中主体的关注,也拓宽了宗教与民族互动关系的研究视域。正如杜赞奇所述,一定区域内的宗教信仰与其间民族文化的生成相互关联,“随着不同民族对神的作用及其形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宗教中的神话和形象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宗教变迁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相辅相成。总体而言,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民族宗教相互关系的探讨。

   (二)社会学进入民族宗教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增进了学术领域的对外交流,民族宗教领域的研究,也镜鉴了“他山之玉”。王建平在《宗教与民族》辑刊第4辑著文评述英国学者狄龙的中国伊斯兰教与回族研究时,认为改革开放后的汉学者,以“他者”眼光研究中国的民族和民族宗教现实,客观地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民族及宗教信仰的影响。王建平的此篇评述,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民族宗教研究与社会学相互交汇综合的现象。此外,民族宗教研究中对社会和主体性等方面的关注,使得社会学进入民族宗教的研究领域。金泽提出,民族与宗教研究应该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包括社会群体的远景与动力、民族群体和宗教群体的自我意识、“社会控制与社会运动”、文化传统下的社会行为以及社会中的宗教态度等。亦有观点提出,将宗教民族方面的问题意识引向社会认同层面探讨。如李向平认为:“宗教和民族认同是社会或国家认同的方式之一。”

   (三)民族志在民族宗教研究中的应用

   民族志在民族宗教研究的应用中,较为经典是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日本学者渡边欣雄以民族志的方法研究汉族民间信仰与汉族宇宙观、文化价值、社会关系、文化心理间的关联,并以此呈现汉族社会典型的文化特征。有学者以民族志的形式,呈现民族与宗教的内在关联。如马学仁以田野民族志的形式,探讨卡力岗文化现象中民族社会文化心理与宗教信仰认同之间的转换关系。也有研究者尝试应用民族志呈现宗教与民族互动的实证案例。王默在河湟地区的多元宗教格局讨论中,运用民族志分析汉族的佛道文化与藏族、土族等民族的藏传佛教文化的互借、融合之关联。提出民间信仰作为文化载体,折射了民族之间社会互动、文化间的认同与互补,并成为推动民族间互动关系的动因之一。也有研究者透过民族志,反映民族宗教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适应性发展,如答小群认为,民间信仰的“地方化”中体现了汉族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民族记忆、社区文化等方面的文化适应。上述民族志方法在民族宗教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丰富了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证研究,推动了民族宗教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发展。

   (四)民族宗教学与文化研究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面临着调适与变迁,民族宗教的研究中出现了关于传统民族、宗教文化的现代性适应问题的相关讨论。因此,关于现代化的民族宗教研究中出现了与文化学的综合内容。如牟钟鉴认为,工业化和现代化促生了理性精神。而宗教民族中的“博爱、平等、宽容、协调和进步等内容也融入了当代理性精神建设之中”。学者讨论了现代化过程对民族宗教的影响。如闵丽提出,宗教文化的变迁会对“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全球文化、民族经济和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等)”产生正负双向的影响。而现代化的情境下,宗教文化变迁影响着民族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变化,同时民族文化变迁也会牵动宗教文化的改变。杜丽在考察现代性背景下的云南苗族社会生活和与基督教信仰关系后认为,传统少数民族社区中,现代化使得“宗教信仰日益呈现出个体化、多元化和世俗化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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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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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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