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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胡塞尔与芬克及其《第六笛卡尔式沉思》

更新时间:2020-10-09 23:14:55
作者: 倪梁康 (进入专栏)  
路福特指出,胡塞尔在他一生的方法论反思中已有多次的实施,因而常见的认为胡塞尔从来不做自身批判的说法是错误的。(cf.Luft,2002a,S.9,Anm.11)路福特在这里首先批评兰德格雷贝:他作为胡塞尔私人助手受其委托而将1922/23年的“第一哲学”的速记体手稿做了转写,但却在四十年后于1962年的“胡塞尔告别笛卡尔主义”的经典论文中奇怪地声言胡塞尔从未进行过自我批判!(cf.Landgrebe,S.133-177)其次路福特也批评耿宁在《胡塞尔与康德》论著中接受了兰德格雷贝的看法,即认为胡塞尔的这个自身批判被遥遥无期地(ad calendas graecas)推延了。(cf.Kern,S.202)

   这里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兰德格雷贝和耿宁所说的“自身批判”(Selbstkritik)。(Luft,2002b,S.ⅩⅩⅩⅨ,Anm.2)路福特自己也认为可以在胡塞尔那里区分出两种意义上的“自身批判”:第一种便是以“现象学的现象学”的方式进行的自身批判,这也是本文关注和讨论的论题。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自身批判涉及对“超越论的素朴性的克服”,它带有对进行现象学活动的本我的一种自身关涉的批判的特征。但路福特认为除此之外在胡塞尔那里还可以找到“自身批判”的第二种含义:在对现象学的明见证据(Evidenzell)之批判意义上的“批判的批判”,即胡塞尔在《笛卡尔式沉思》中所说的“带有对范围与边界、也包括对绝然性模态进行规定之意图的自身批判”(Hua Ⅰ,S.178)。而这也是胡塞尔在1922/23年的《哲学引论》讲座中实施的自身批判。(Luft,2002b,S.ⅩⅩⅩⅨ,Anm.2)这就意味着兰德格雷贝和耿宁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胡塞尔的确始终没有进行过第一种意义上的自身批判,即使他早已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自身批判。

   第一种意义上的“自身批判”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的现象学”,或路福特所说的“对现象学的自身理解以及它的‘目的意义’、它的系统性(Systematik)的方法论研究”,或凯尔克霍芬所说的“现象学的自身反思”。(cf.Luft,2002a,S.2;Van Kerckhoven,2003,S.23)这也是芬克在《第六沉思》中所说的“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观念”的基本意涵,他对此解释说:“在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观念中包含着这样的任务:使现象学活动本身成为现象学研究和任务的对象,而且首先是以特殊的方式进行,就像它在超越论要素论(世界构造的现象学认识)中所起的作用那样。”(Ⅵ.CM Ⅰ,S.61)

   因此,不是像在通常的现象学研究中那样将通常的意识活动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将正在进行的现象学活动(Ph nomenologisieren)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现象学的现象学”的特点。而将现象学家的意识反思标示为动词的“现象学活动”,这很可能是芬克的首创。

   这里提到的“超越论的要素论”或“现象学的要素论”(Ⅵ.CM Ⅰ,S.95)与“超越论的方法论”一同构成现象学的总的问题域。这种对现象学问题域的二分令人联想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它显然不是出自胡塞尔的建议,因为他在此前自己的几部纲领性论著中均未曾谈论过这个意义上的“要素论”。事实上,芬克是借用这个康德式的概念来概括《笛卡尔式沉思》的前五个沉思的内容:“构造的生成、超越论的宇宙起源论、单子全体的创世主动性,这是超越论的要素论的通常课题。”(Ⅵ.CM Ⅰ,S.13)芬克将“超越论的要素论”分为两个部分:回退的(regressiv)现象学和建构的(konstruktiv)现象学,前者意味着超越论的感性论和分析论,后者意味着超越论的辩证论。

   而《第六沉思》则构成现象学的问题域的第二部分:超越论的方法论。如果说在超越论的要素论中的主体是超越论的旁观者,论题是世界的构造,那么在超越论的方法论中的主体则是超越论的旁观者,论题也是超越论的旁观者。(Ⅵ.CM Ⅰ,S.12f.)

   严格说来,在芬克对现象学问题域的勾画中还包含一个在超越论要素论和超越论的方法论之前的部分,或者可以说,一个通过向现象学问题域的转向而使之得以开启的部分。芬克将它划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人的自身思义,而后是它的彻底化:现象学的还原。

   这样,现象学的总体进程便被分作四个阶段:1.人的自身思义;2.现象学还原;3.超越论的要素论;4.超越论的方法论。

   这四个部分实际上也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系统学”的布局内容。我们在芬克1930年8月13日交给胡塞尔的一份草案“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哲学体系’的布局”中可以看到这四个部分的大致轮廓。④按理说,其中的第四部分内容现在正好应当构成芬克《第六沉思》的论题。但芬克接下来在《第六沉思》中的分节讨论却把“现象学的系统学”的三个或四个层次全部包含在自身中,即第5节“现象学活动作为还原活动”(Reduzieren),第6节“现象学活动作为回退的分析活动(Analysieren)”,第7节“‘建构性’现象学中的现象学活动”。这三节分别对应的是“超越论的要素论”中的几个层次或阶段。而接下来的第8节“作为理论经验活动的现象学活动”、第9节“作为观念化活动的现象学活动”、第10节“作为述谓判断的现象学活动”和第11节“作为‘科学化’的现象学活动”或许应当被理解为真正的“超越论的方法论”的几个层次或几个讨论环节。

   无论如何,这里初看起来有一个论题方面的矛盾,即使将“超越论的方法论”的问题域区分为两种:广义的、即“系统学”意义上的与狭义的、即真正的,这个矛盾似乎也不能完全得到消解。但更为仔细的观察会表明,这种消解是可以通过对这两个问题域的进一步规定来完成的。这里只需要进一步留意:在超越论的方法论中,方法论思考的主体和论题都是“主体”,而“主体”在这里是指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现象学活动”,据此便可以理解,现象学的系统学的问题域与现象学的方法论的问题域是重合的。第5-7节的论题与超越论还原活动的现象学活动有关,第8-11节的内容则与本质论还原活动的现象学活动有关。

   四、《第六沉思》中讨论的几例具体方法论问题

   在《第六沉思》中不仅可以看到芬克的现象学系统论和现象学方法论的总体布局,也可以发现他对现象学方法论问题的具体讨论和分析。这些问题有些是已经被胡塞尔讨论和阐释过的,有些则是芬克在同时代哲学家的质疑中看到的和面对的。

   无穷回退问题。芬克在第3节“现象学的‘自身关涉性’”中特别探讨了“现象学的现象学”中可能包含的“无穷回退”问题。他一开始就说明:“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课题是现象学的旁观者。”(Ⅵ.CM Ⅰ,S.14)这里的所谓“现象学的旁观者”是指正在进行现象学活动的主体或自我:“他就是‘现象学反思的’的真正主体,就是真正超越论的反思者!因而我们在‘方法论’中所拥有的是一个已经在进行反思活动的自我的这是对象化,即一个‘更高阶段’的反思?”(Ⅵ.CM Ⅰ,S.15)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可能产生的问题就是“无穷回退”,即:如果现象学的反思需要通过二阶的现象学反思来论证,那么后者理论上也要通过三阶的现象学反思来论证,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因而芬克的进一步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确想要认识心灵存在的总体性(Totalit t),那么我们不是必须要在一个新的反思阶段上揭示这个自我,如此无穷(in infinitum)进行下去。这样,‘无穷回退(regressus in infinitum)’真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吗?”(Ⅵ.CM Ⅰ,S.19)

   需要留意胡塞尔在这段话上写下的眉批:“反思的迭复必定只有在心理学或心理学家提出对心灵的个体存在进行穷尽认识的任务时才会真正被制作出来并且被课题化。但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背谬的任务。心灵,无论是我自己的心灵,还是一个他人的心灵,都无法在此意义上被完全地认识,无法在其完全的个体性中被认识——恰如任何世间性的东西都无法在此完全的意义上被认识。客观地认识作为心理学家的我,根据我的时空上已定位的、固持的存在而将我认识为一个可以以同样方式为任何人都认识的人,这一并非属于心理学的课题。但这种客观认识的任务、普遍地对于任何人和在任何时间里都原则可制作的认识的任务并不包含、而且更多是排斥这样一个任务,即明确地制作出我的心理的总体性、我的自身反思的总体性和对他人的反思的总体性。但是,关于个体心灵的客观认识、也包括关于经验的心灵群组的客观认识的‘普遍有效性’唯有通过一种作为在世界中的心灵科学的普遍心理学的方式才是可以施行的。”(Ⅵ.CM Ⅰ,S.19,Anm.31)

   胡塞尔在这里对“无穷回退”的问题做出两方面的提示,一方面是否定性的,一方面是肯定性的:在否定性的方面,他将对个体心灵的“穷尽(ersch?pfend)认识”或“总体性”认识的不可能性视作心理学的宿命,这里的心理学是指作为精确科学、经验科学的心理学。它会遭遇这个无穷回退的问题。而在肯定性的方面,胡塞尔指出一种作为在世界中的心灵科学的普遍心理学的可能性,它的认识虽然不是穷尽的和总体的,但却是普遍有效。这是指在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超越论的本质现象学的可能性。

   揭示活动的本性问题。芬克将超越论的方法论所要讨论的问题罗列如下:“构造探问的和澄清的行动、构造的揭示活动本身是‘构造的’吗?而对这个行动的反思是一种对‘存在者’的反思或至少是对处在朝向存在的构造倾向中、处在世界实现的目的性中的‘存在者’的反思吗?对现象学活动的反思回转具有同一个行为意向的结构和同一个‘构造性的本质’,正如一种在超越论的要素论中从课题上得到澄清的反思(作为在以超越论方式被还原的体验流中的一个事件)?”芬克认为,“超越论方法论的问题就是在这些问题中表述出来的。”(Ⅵ.CM Ⅰ,S.24)⑤

   撇开后面几个问题中隐含的海德格尔式质疑不论,这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后来成为现象学方法论的关键性质疑的问题:对意识的构造活动的揭示本身也是一种构造活动吗?

   这个问题最早在描述心理学和内省心理学的发展中就已经出现过,例如在布伦塔诺那里,他曾思考:对原则上已经消散的愤怒的反思是否不同于对当下愤怒的直接体验?对此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有过讨论;后来在现象学的发展中,尤其是在法国现象学的发展中这个问题也以变化的方式一再出现,例如在关于自我的超越性的论述中,自我是否是在对它的反思中被构造出来的?笔者曾在几篇文章中,尤其是在《胡塞尔哲学中的“原意识”与“后反思”》(倪梁康,1998年)论文中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赘论。需要说明的是,芬克在这里将这个问题提到了超越论的方法论高度进行讨论,实际上它事关意识现象学乃至整个主观心理学与超越论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如果对意识的构造活动的描述和分析本身也是构造性的,如果通过现象学还原达到的绝然之物最终也是被构造之物,那么这种反思的构造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意识的客观认识?而如果主体对主体的认识不能是自身反思的或自身反省的,那么目前实验心理学或客观心理学的研究方式是否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或必要性?在芬克的遗稿中可以找到一份未标明具体撰写时间、但应当是写于胡塞尔阅读了第六沉思之后的“前言草稿”。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胡塞尔对待这个问题持有保留的态度,他认为“在构造活动的自我(Ich)与现象学活动的自我之间的对立被过分强调了”。(cf.Ⅵ.CM Ⅰ,S.183)

“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与“本我论现象学和交互主体性现象学”。这里的问题既涉及现象学的“系统学”也涉及现象学的“方法学”。后者在这两个问题上尤其表现为:当现象学谈论个体的发生和个体与个体的共同生存时,它是否还可能是一门超越论的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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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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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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