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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北魏后期至唐初赠官、赠谥异刻出现与消失原因试析

更新时间:2020-10-09 09:09:04
作者: 朱华  

   摘    要:

   赠官、赠谥由国家掌控,其运行有一定的规律,丧家可以预判。此外,一种灵活的赠谥填写方式,使得丧家可以在提前制作墓志时对赠官、赠谥进行较为准确的预处理。但大变革的北魏后期,私家请求封赠、国家主动赐谥与私家请谥制度混杂、墓志发展等诸多新现象共存,丧家的误判造成了异刻的格式差异,所以,异刻主要责任者是丧家本身而非国家。隋唐以来,规范私家请谥、请求封赠、墓志制作等私人行为的制度渐次出台,赠官、赠谥异刻现象亦渐次消失,体现出以公权力约束私人行为的制度设计理念。

   关键词:北魏后期至唐初; 赠官; 赠谥; 异刻; 公权力;

  

   墓志制作是中古时期官员丧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的个人信息则是制作完整墓志的基本前提,但中古墓志中却存在着国家掌控的赠官、赠谥两种志主信息异刻的现象。部分学者将异刻归因于丧家获得相关信息、墓志刊刻、下葬三者之间的时间差或丧家疏忽漏刻等,1合理却欠深刻。近年来,学界对墓志的研究已不再满足于文字本身的信息,而是试图通过对墓志石质载体本身的观察挖掘隐藏的深层信息,2在这种超越文字本身的学术关怀下,拥有国家哀荣属性的赠官、赠谥在私人制作的墓志中发生异刻,便有了可供阐释的空间。徐冲从丧家政治诉求的角度谈道:“(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也是其时洛阳上层社会中日常政治的一环。丧家所在的政治团体,通过与此相关的种种活动(笔者注:包括丧家为志主请求赠官、赠谥乃至请求超乎常例的优赠),借由这一过程对自身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位置感进行确认与强化。”3这种挖掘式的阐释颇有启发意义。

   但笔者有两个疑问:第一,从横向比较,同时期正常墓志的数量远超异刻者,这些丧家是如何避免时间差、个人疏忽等不利因素而达成政治诉求的?第二,从纵向比较,将时间向后世延伸至赠官、赠谥异刻消失的时期,据笔者搜罗的资料,最迟一例系年为唐贞观十六年(642),时间差、个人疏忽、私家政治诉求等影响因素又是如何被整体排除在墓志制作之外的?当我们的观察范围在横向与纵向稍作延伸,就会发现赠官、赠谥异刻所关涉的问题似乎在同时代及稍后的时代均可得到有效的解决,换言之,异刻墓志之于正常墓志的绝对少数,即表示当时存在着某种避免异刻的方式,而要揭开赠官、赠谥异刻的发生原因,就必须对这种方式给予应有的关注。探究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赠官、赠谥自身的运行机制及其与墓志制作发生关系的机制,本文拟就此立论,不受断代约束而探究整个赠官、赠谥异刻现象,以就教于方家。

   当然,所有论述都基于一个前提,即丧家对待墓志制作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中古时期的赠官、赠谥乃是非常重要的哀荣,“至少在北朝,丧家得到谥号却在墓志中空而不书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4,隋唐亦然。

  

   一 赠官、赠谥异刻格式差异与丧家的信息预判

  

   (一)赠官、赠谥异刻格式分类

   本文为方便论述,在此以信息完整度、位置差异两种标准对赠官、赠谥异刻重新分类。按信息完整度分为空位和补刻两种,补刻又按位置区别分为同位补刻和异位补刻两种。以上只是概述,真实情况较为复杂,下面举例详述。

   第1种:志题、志文中的空位

   此种类型,按信息完整度可分为两类:一是赠官、赠谥均空位,如《北魏席盛(462—523)墓志》载席盛“赠○○5将军、○州刺史,谥曰○○,礼也”6;一是赠官完整、赠谥空位,如《北齐高允(532—567)墓志》载高允“诏赠使持节、都督兖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兖州刺史、太常卿,蓨城王如故,谥曰○○王,礼也。”7(见图1)

   第2种:志题、志文中的同位补刻

   此类是指在志题、志文中的正常位置的补刻。此类情况的发现,往往是因为补刻文字的风格与整体存在差异,明显不是一次完成所致,如《北魏元毓(509—528)墓志》志题中的谥号“宣恭”二字字体大小、风格与整体明显有差异,8又如《隋寇奉叔(506—582)墓志》,志题作“隋故使持节仪同大将军昌国惠公墓志铭”,明载其赠谥,而志文中“谥曰惠”三字挤占两格(见图2),9与整体的文字布局风格不符。此外,也有补刻疏漏的情况,如《北魏元骘(?—541)墓志》,志文中赠谥作“武昭王”,而志题中却写作“华山○/○王”(注:“/”系笔者所加换行符),10显然系补刻时疏忽所致,因其赠官、赠谥信息完备,暂归为同位补刻一类。

   此类主要是指赠官、赠谥没有出现在序文中,而是刻在序文之外的位置。补刻信息的完整程度、分布位置也略有差异:如《北魏元鉴(?—506)墓志》系志题末补刻赠官、赠谥,“赠齐州刺史,王如故,谥〇〇〇〇王”11(注:补刻字体小于原刻字体,实际空位为7格)(见图3);《唐独孤开远(582—642)墓志》系志题行末仅补刻赠谥“谥曰僖”12;《北魏于纂(457—527)墓志》系铭辞后补刻赠谥“谥曰孝惠”13;《北齐高百年(556—564)墓志》《北齐高百年妃斛律氏(549—564)墓志》《唐罗君副(595—637)墓志》均系于序文后、铭辞前原本应作空白处理的位置补刻赠谥,分别作“谥曰良怀王”“谥曰良戴妃”14“又以八月十九日敕谥开国侯罡公第”15。

   图3 北魏元鉴墓志   

   第4种:墓志整体完全正常,但赠官、赠谥未在墓志中出现

   严格地说,此类墓志并无上述空位、补刻等异刻现象,但从实际结果来看,此类墓志中本当予以体现的赠官、赠谥等有效信息确被遗漏,在此一并考察。如《北魏高猛(483—523)墓志》载高猛葬于正光四年(523)十一月,赠官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无赠谥。而一同出土的《高猛夫人长乐长公主墓志铭》中却有“孝昌二年(526)三月七日祔葬于司空文公之穴”16,可知高猛谥“文”,系有赠谥而墓志漏刻。高猛赠谥或系葬后追谥,但至少说明志主已具备获得赠谥的资格。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这里特别介绍一个奇特的案例。《吕达(460—524)墓志》《吕通(460—524)墓志》(见图4、图5),因两方墓志内容高度重叠,在实物被公布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二者之一系伪刻,17在2011年公布的洛阳市吉利区C9M315北魏墓中发现了此两方墓志,才证实均为真品。两者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比前者多出的赠官、赠谥:“天子哀悼,缙绅悲惜,赠吊之礼,有国常准。乃下诏追赠辅国将军、博陵太守。考德立行,谥曰静。礼也。”18显然补充赠官、赠谥是丧家后刻《吕通墓志》的原因之一。若丧家没有重刻《吕通墓志》,则《吕达墓志》便属于第4种有赠官、赠谥而未能在墓志中体现的情况。

  

   图4 北魏吕达墓志(局部·无赠官及谥)   下载原图

  

   图5 北魏吕通墓志(局部·有赠官及谥)   下载原图

   (二)丧家的信息预判对异刻格式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类,第1种或许还有国家掌握的赠官、赠谥未下达的直接影响,但据第2、3、4格式所举诸例,即便赠官、赠谥能够在死者下葬之前及时下达,造成异刻的国家因素已然排除,但异刻现象依然发生了,问题似乎就不在于国家层面了。问题究竟在哪?

   吕达(通)墓葬整理者认为一墓二志是因为“第一方墓志刻好后未及使用,天子下诏追赠新职,故又新刻一志同时入葬”19,此解释有上文所引“时间差”观点的意味,也隐含着一种信息传递和处理的分析视角。首先,从信息传递角度看,吕达(通)家人在制作第一方墓志时并未获得赠官、赠谥的具体信息,甚至觉得不会获赠。其次,从信息处理方式上看,吕达(通)家人是在完成第一方墓志后获知其赠官、赠谥信息的,如果他们决定予以补充,但不是以再刻一方的方式,而是在原墓志上择位补刻,则将呈现为第3种格式;如果他们决定不予补充,便会呈现为第4种情况。

   总结一下,就是在赠官、赠谥未下达(即国家与丧家之间信息传递不畅)的情况下,又要提前制作墓志,丧家会对能否获得赠官、赠谥进行预判并在墓志中进行预处理,异刻就是信息传递不畅、丧家预判失败的直观反映。细言之,丧家的预判有两种结果,即能获得和不能获得,而两种预判都存在对、错两种结果,共计四种不同结果,每种结果便对应上述四种异刻形式之一:丧家错误预判能够获得,对应第1种空位;丧家准确预判能获得,对应第2种补刻;丧家错误预判不能获得,对应第3种异位补刻;丧家准确预判不能获得,对应第4种的未予体现。(当然,第4种情况,以本文所举例子来看显然属于预判失误,只有在志主确实没有获得赠官、赠谥时才算准确预判。)此外,第2种补刻情况又特别值得注意,丧家预判准确,只因操作纰漏而露出马脚,如果操作细致便很难被发现。这一思路又预示真实的补刻案例将远超过目前已知的数字,且他们的预判都非常准确。若此推断不误,便是真的存在一种能够确保丧家进行准确预判的方法和信息预处理的方式,此即《席盛墓志》中的赠官、赠谥竟呈现为如此严整、不易调整的格式的深层原因。

   丧家进行信息预处理的预判机制,或许才是揭示赠官、赠谥发生异刻的根结。由于赠官与赠谥分属职官、礼制两种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主管部门,下文即分而论之。

  

   二 赠官制度与赠官异刻格式

  

   据徐文统计,北魏后期赠官异刻的案例共计6例,初次赠官空位仅席盛1例,初次赠官异位补刻仅元鉴、吐谷浑玑、李谋3例,二次赠官异位补刻仅元端1例,另有一墓二志的吕达(通)1例,而同时期赠谥异刻案例共17例,空位12例,补刻5例。20另,笔者翻检史料,北魏以后至唐初再无赠官异刻,又见赠谥异刻《北齐高百年墓志》《北齐徐显秀墓志》《唐罗君副墓志》《唐独孤开远墓志》4例,以上统计不能代表全部,至少能够反映赠官异刻明显少于赠谥异刻的大概状况。下面,就从赠官的机制来看赠官异刻的发生原因。

   (一)赠官空位与赠官的规律

   赠官空位者仅《席盛墓志》一例。罗新、叶炜在对《席盛墓志》的疏证中说道:“后文记席盛死后追赠将军号、州刺史及谥号,皆空而不书,似是撰铭者留待丧家填写的,可是丧家并未填写,而是直接让人写刻了。”21毫无疑问,空位就是要待丧家补刻的,虽然不排除丧家因为疏忽而忘记补充的可能,但呈现为“○○将军、○州刺史,谥曰○○”如此严格的格式就不是疏忽可以解释得清楚了。

   徐文曾指出初次赠官具有较普遍的规范,学界的研究也显示北魏时期的赠官确有规律可循:漥添庆文总结北魏的赠官格式为“将军号+刺史号=将军号+仪同三司+刺史号”,“是以将军号和地方长官号为中心进行 的”22。另, 秦健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北魏三品及以下赠官的多官号模式明显减少,四品则为单一的“将军号+刺史”模 式。23席 盛生前官游击将军(第四品)、又加冠军将军(从三品)、仍本号、出补河间内史,“○○将军、○州刺史”的赠官格式,正契合以上二人对北魏赠官一般格式的结论。由此看来,赠官空位正反映出丧家对国家一般赠官规律的了解之深,但是,不能因此便认为丧家预留空位是因为请赠所致,详见下文。

至于最后为何空位,有两种可能:一是丧家并未完全掌握赠官制度的运行规律,不是所有品级达标的官员死后都必然获得赠官,此类案例俯拾皆是,如兴和三年(541)卒官卫大将军(二品)、左光禄大夫(二品)的封凭“无他才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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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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