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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古典经史与理想政治——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王莽问题”

更新时间:2020-10-07 07:49:40
作者: 周展安  
《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者,牧野之事也。”25牧野之事即武王伐纣之事,以午亥之际为革命,即以武王伐纣为革命,从而呼应了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以蒙文通又说:“《齐诗》言‘五际’、言‘四始’,以‘改制’、‘革命’为依归,而原本于孟、荀,舍是则‘王鲁’、‘素王’之说无所谓。”26

   蒙文通既继承了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的做法,所以在阐明今文经学“革命”之旨之后,必然要论及体现此“革命”之旨的各种具体的典章制度,从而更详细显示今文经学“革命”的内涵。这些典章制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一是井田,其目的在于加强经济上的平等;其二是辟雍,其目的是实现教育上的平等;其三是封禅,其目的是实现最高权力转移问题上的平等;其四是巡狩,其目的是实现诸侯选贤制度上的平等;其五是明堂,其目的是实现官员乃至民众参政议政上的平等。蒙文通指出,所有这些制度并非历史上的陈迹,而是秦末汉初的儒家人物基于对周代和秦代历史的总结所提出的理想政制。井田制并非《周官》所记录之古代井田制度,而是“通国皆助,通国出兵出车,通国立学,而君子野人之割泯”27的新制度;辟雍制不是周代仅及于所谓“国子”的教育制度,而是打破贵庶之分,普及于全民的教育;封禅不是《礼记·礼运》里说的“禹、汤、文、武、周公、成王”等所奉行的“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的既有制度,而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尧舜之“大道”;巡狩不是周代实际存在的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分封制度,而是包含选贤和黜陟在内的新的制度设想;明堂也不仅仅是授课的教室,而且是包含政治权利平等开放意义的议政之所,所谓“明堂大学之制行,则贵族替而政归平民无惑也”。28

   以“革命”为主旨的今文经学固然和先秦诸子之学不无关联,但并非先秦某家学说的翻版,而是汉代儒生如大小戴(戴德、戴圣)及伏生、韩婴、陆贾、董仲舒等人左右采获以相融会的结果。蒙文通就此提出“汉代新儒学”来概括:“经与传记,辅车相依,是入汉而儒者于百家之学、六艺之文,弃驳而集其醇,益推致其说于精渺,持义已超绝于诸子,独为汉代之新儒学,论且有优于孟、荀,讵先秦百氏所能抗行者哉?”29而“汉代新儒学”之所以能超越于诸子,除知识上的出入百氏以外,更由于汉代诸儒基于深刻的现实感而对前代政治和社会经验所做的总结:“周之制为封建,而贵贱之辨严;秦之制奖兼并,而贫富之辨起。先汉经说者,固监于二代之败,显然反对其阶级之政者也。商贾盛于周,君权极于秦。先汉经说者,固显然摈抑商贾与君权者也。”30因此,今文经学也就取得了和先秦之学并立,乃至拔乎其上的地位:“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为三;《春秋》师说者,一王之空言,《礼》家师说者,《春秋》之行实也,所谓‘《春秋》经世’、‘为汉制作’者,正以鉴于周、秦之败,而别起‘素王’之制,为一代理想之法。”31

   可惜,汉代今文经学家所构想的理想之法在西汉并未取得充分发展的机会。这见于辕固生以肯定汤武受命之说而遭到汉景帝制止,见于赵绾、王臧以上书讨论恢复古明堂制而被下狱,见于眭孟上书提议汉昭帝禅让而被处死,也见于董仲舒之变“革命”为“改制”,变“素王”为“王鲁”,变“井田”为“限田”,正所谓“董生变其所学,以委曲于汉”,32但即便如此,董仲舒仍因言灾异之事而险些被杀。因此,“迄于中叶,儒者于辟雍、封禅、巡狩之仪,皆幽冥而莫知其原,学困于章句而微言永绝”。33后来班固曾对此总结说:“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讬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34西汉今文经学家政治理想之落空,于此可窥一斑。

   于是而有蒙文通对王莽新朝的高度评价。在蒙文通看来,在汉代未曾实现的政治理想乃一转而实现于王莽新朝,王莽所实行之政策,正是西汉今文经学家所想望:“自儒者不得竟其用于汉,而王莽依之以改革。余尝三复《莽传》,而知居摄之政,其可得而言者,皆今文之师说。故博士之伦,亦发愤而颂仰之。逮莽以纷更致乱,新室倾覆,学者乃嗒焉丧其所主。”35所以,王莽建立新朝,绝不是历代正史所批评的“篡位”之逆行,而是顺应具有革新和革命思想的今文经学者的政治要求,顺应民意的举动:“卒之王莽代汉,一世士大夫翕然归美,固自有故,殆数百年来,师师所口授而面命者,皆以抑于汉家不得伸,亦所以积怨而发愤者也。”36如果同时考虑到“汉代新儒学”正是周秦政治激发的结果,则亦可以说王莽新朝是基于高度自觉的危机意识主动承接既往历史大势的产物。

   鉴于康有为等人将《周官》《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传皆归于王莽新室之创制,蒙文通特别发挥其师廖平关于“王莽刘歆,以《王制》通《周官》”37的说法,立足《王制》而致力于对《周官》和王莽新制之差异的辨析,并径直以“平等”为衡准:“其甚者至以《周官》、《左氏》,凡诸古文经传,皆作于新室,狂论一倡,举世为靡,岂思周人之旧规,翻足以开王莽之新治耶?夫王莽之为社会改革,而《周官》为封建制度,宜在近世,夫人而知之,即平不平等之间,乖隔已远,周与莽政,冰炭难谐,苟并为一谈,则岂徒昧经,亦闇于史”。38蒙文通进而遍考《周官》中所载田制、兵制及学校诸端,认为“由兵制、田制知周代君子与小人之殊,由学校更见贵族与编民之别,此周世截然不平等之三阶级,而其所以为封建社会者也”。39与之相对,在奉行今文经学的王莽新朝,则有针对汉代实际税负过重而颁行的“王田”制和不得买卖奴婢的规定:“至王莽亦缘饰经义,厉行井田。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40他甚至认为王莽针对工商业阶层,目的在于“齐众庶、抑兼并”的“五均”之制、“六筦”之令也应从今文经学之影响的角度来认识,从而说“此亦献王推其说而王莽遂其事。儒者抑富之说,影响于后来之政治,大率如此,而王莽所为,又一切无不本之经说也”。41蒙文通亦注意到汉代经济政策对商贾之患和土地兼并之患的救正,乃至认为“自汉世帝王接受儒家之学说,于经济政策殆全用之”。42但是,正如上述所引王莽诏令所显示,汉代实际的经济政策并未达到预期,“三十税一”的政策只能落实为“十税五”,而对工商之患的救正也需要由王莽“遂其事”。从而,王莽成为西汉今文经学家理想政治之真正实践者,所谓“新室所述颂推行者,莫非儒家最高之理想,周秦汉新制事,若可大明”。43这些政策虽然因王莽新政是“纷更”而致乱,但影响深远,以至于可以说“循是以往,重农抑商遂为中国历史上根本之国策”,并且“自汉至清,亘二千年,经济社会无大变化,岂非以均富思想之故欤!于是节制资本,亦遂为中国长期传统之政策。而中国之历史遂表现为一种独具特色之历史也”。44

   蒙文通以“革命”“素王”之旨来把握今文经学并借以表彰王莽,目的不仅在于抉发历史之隐覆,更是着眼当下,乃至着眼未来:“今学虽久蔀,若起其沉废、假其末光,犹可以为建国之规、致治之术。”45他立足革命、民治、平等的角度来阐释今文经学和王莽,显示了其不同于一般复古论者的倾向,但他同样自觉区别于同时代的疑古学派,认为“晚近疑古之论起,学人莫不知秦汉所陈三古之盛,皆非史迹,而未尝思及其言三古必如是者,正有其哲学之究竟耶?!”46蒙文通因此就以一种“横站”的姿态重新沟通了“民治”与“儒学”,也即沟通了“今古”。在其心血所凝之《儒学五论》中,他说:“斯则明先哲之绪,以拯万方之饥溺,固儒者之所有事,而今其时也。是则所愿以此编拥篲前驱而俟乎来哲者也。若曰于汉学析今古之同异,于宋学明朱陆之是非,考马班之得失,辨管韩庄墨之乖违,是区区者固儒者之所事儿非其义之至者也。”47也正因为有此探求“义之至者”的文明担纲者的自觉意识,所以蒙文通才能将其对王莽的表彰深化为一个包含更多政治意蕴的“王莽问题”。

  

   三、古文经与“王莽问题”

   和蒙文通一样将王莽新政归于今文经学的人少,认为王莽新政乃是基于古文经学则是常见的成说。在这后一方面,康有为的看法颇有影响力。他在《新学伪经考》中将王莽之“篡汉”与刘歆之“篡孔”并举,认为“篡汉则莽为君,歆为臣,莽善用歆;篡孔则歆为师,莽为弟,歆实善用莽,歆、莽交相为也”。48曾深受康有为影响,且同样将王莽和古文经学归于一处,却一转康氏对王莽的抨击,积极高扬王莽的历史地位,挖掘王莽所依托之古文经内部包含的理想性并由此上溯到“先秦志士仁人”变革思想的,或首推吕思勉。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上,要论吕思勉对王莽的评价之高、之热切,管见所及,无人出其右。在吕思勉看来,王莽不仅乃“一代之大革命家”49,而且是“社会革命家”50,王莽之改制甚至可与孔子之改制并立:“古代之学术,进化颇迟,托古改制,前惟孔子,后惟王莽与刘歆,其余皆不过谨守师说,递相传述”。51前人往往以王莽的折节恭俭、勤身博学为虚伪,但在吕思勉看来,所谓虚伪处正见出其“精神之诚挚”52;前人往往以王莽之杀子为寡恩,吕思勉则认为这正见出其“廓然大公”53。王莽新政最终以失败而告结束,吕思勉并非无见于此。他看到新政整体上显示了理想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所谓“莽之病,在于偏重立法,而不计法所以行。虽亦欲行督责之术,而不知社会组织不变,党类利害相违,弊端终将百出无已,断非督责之术所能补救也”。54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实际”并非全部是民情的“实际”,而更多是执行者或者说各级官吏的“实际”,所谓“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55因此,吕思勉虽意识到新政的失败,但并未全然否定王莽的改革用意,他明确指出:“莽所行者为革命之事,其利害与官吏根本不能相容,故虽严于督责,而卒弗能胜也。”56他将王莽视为“开非常之原,立百年之计”的人物,将新政之败置于社会情势之中:“故莽之败,究由所行之事,与社会情势不合者居多,其身之失,薄乎云尔。”57

   不仅如此,在吕思勉看来,王莽的新政乃承接孔子改制而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改制,因此需要在西汉乃至孔子以来更长时段的历史脉动中加以把握和评估。吕思勉认为孔子改制是基于春秋时期贵贱、贫富之阶级剧烈对抗的历史形势而提出的举措:“当此剧烈变动之时,而社会贫富之阶级,乃日益显著。孔子托古改制,特提出救济之策,其救济之策,则仿行古代社会之共产组织是也。读《小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言,及《王制》篇,可见其略。”58但他又认为,孔子所提出的救济方案,只能适应于各国分立之时,却不能适应秦汉大一统的形势。而西汉时期的儒者并不能基于对新社会的观察,就孔子在《王制》等篇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加以改进,因此也只能托之于空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改革者王莽出现了:“西汉儒者,殆无一不以救济社会贫富之不均为目的,然此本甚难之事。西汉儒者迄未有瑰伟绝特之大思想家,及大实行家,亦未有真得位乘时者,故武昭宣元之世,终徒托诸空言,迨哀平之际,而瑰伟绝特之王莽出焉,耳席可以实且之势,故终至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一部失败的社会革命。”59换言之,孔子是在列国分立的情况下提出改制方案,西汉儒者的思考乃孔子方案之余绪;而王莽是在历史上未有过的秦汉一统的情况下提出改制方案。和蒙文通类似,吕思勉也是将王莽放在西汉社会问题之解答者的位置上;但又和蒙文通不同,吕思勉并非将王莽视为西汉儒者同一思路的延续,而是在后者山重水复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来把握王莽的改革举措。这不仅更加凸显了王莽的独特地位,同时也提出了改制者所依据之原理性经典的差异问题,亦即“王莽与古文经学”的关系问题。

吕思勉通常以史学名世,即便论到其经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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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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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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